刘孝连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浅析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与红色政权建设

刘孝连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对红色政权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依据中国实际，在建立红色政权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这一理论源于对红色政权建设的伟大实践，在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成果中不断丰富、发展，指导着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并不断完善。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红色政权建设;实践经验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究竟该走向何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由此明确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方向。因此，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同时也对中国革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源于红色政权建设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张，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同样，伟大的革命理论，产生于伟大的革命实践。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诞生于土地革命时期，在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如果没有成片革命根据地形式的红色政权，没有红色政权建设这一实践活动的存在，也就不会有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产生。

1927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宣告失败，中国革命也由此转入低潮期。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白色恐怖，组织各种形式的“围剿”活动，企图将中国共产党扼杀，使得中共党员的人数锐减;中国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一些悲观的情绪和错误的思想。一方面，他们看不到中国革命的方向，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十分迷茫;另一方面，一些同志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主张，而“城市中心论”的主张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八七会议”的召开，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以此为标志，中共相继建立了多块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但由于军阀之间长期混战，加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导致广大根据地的经济、生活条件都极其恶劣，“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而此时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扼杀之下，又先后遭受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这就使得以根据地为代表的红色政权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解决红色政权的危机，必须要加强红色政权建设。首先，必须坚持革命武装，加强军队建设。基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毛泽东等领导人看到了坚持革命武装以及军队建设的重要性，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927年8月南昌起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中也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经过三湾改编以及1929年的古田会议，中共逐渐确立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同时，以1927年9月9日的秋收起义为标志，他们先后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有效地组织武装斗争，用以反对国民党对中共的“围剿”，巩固根据地。其次，进行土地革命，搞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自1928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土地大纲，并于1931年初，确立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革命的总路线，有效地指导了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这些举措有效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促进红色政权实力与规模的扩大。再次，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把农村建设成为革命的阵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根据地的经济与军事建设，同时还注重自身的建设，提出了要在思想上建党的主张。毛泽东在1929年12月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深刻分析了党内的八种错误思潮，并给出了相对应的解决办法。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还提出要加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法制及卫生等方面的建设，这些建设活动都极大地促进了红色政权的巩固，使根据地真正成为革命的总后方。

显而易见，红色政权建设中的这些实践活动，都成为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形成的重要来源。换句话说，它们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在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不断概括和总结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经验的结果，并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逐步地形成和发展。

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成果体现于同时期的一些著作之中，而这些实践成果也正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形成、发展的理论依据。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论证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及其重要性，同时也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形成、发展历程的体现。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他从国内的政治状况和革命形势出发，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进而，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革命影响的区域、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的存在以及党的组织力量和政策的不错误等五个方面，详细分析了红色政权存在并能够长期存在的条件及其可能性，这就解决了党内关于红色政权存在的一些疑问。有关经济与军事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每一个党员都要注意根据地经济与军事问题的解决，“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实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同时，明确了边界党巩固军事根据地的三个方法等，这些问题都与根据地的建设、武装斗争等密切相关，因此，该文章的发表也就成为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形成的标志。

1928年11月25日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与发展的五个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在对于红色政权的军事问题上，毛泽东不仅再次强调了加强军队建设与坚持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注重将人民武装起来，同时又一次指出了根据地的土地问题与党的组织问题。而在1930年1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与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都使得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成果，也便成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形成、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对红色政权建设实践成果的不断总结与概括，也就难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形成、发展于这一过程之中，并由此“开始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

三、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指导着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并不断完善

革命的实践，产生革命的理论;而产生后的革命理论，也指导着革命的实践。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是一个包括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内容的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它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走“农村为中心”的道路，它产生于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同时也在指导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对红色政权的巩固，甚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确定，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一，武装斗争问题。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在土地革命时期，红色政权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大后方，代表着中国革命的希望。如果想要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拥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并使自己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武装斗争，否则，就会有被扼杀的危险。毛泽东强调，“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在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形成后，各根据地建设中对军事武装问题更加重视。1930年前后开始，作为革命武装的人民军队，不断从思想上、政治上等多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使得红军内部存在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本本主义以及流寇思想等种种错误倾向，得到了有效地解决，军队素质与质量得到极大提升。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军事指挥下，红军先后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红色政权也在日益巩固。

第二，土地问题。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无数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实质就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具体表现形式，其目的就是夺取城市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而土地问题又是农村中的核心问题，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是中国革命最为可靠的同盟军，搞好土地问题，便可以调动广大农民革命的积极性，把农村建设成为革命的大后方。虽然在八七会议以后，一些革命根据地也提出了进行土地革命的口号，但其规模和影响并不是很大。而在工农武装割据理论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不仅一些土地法先后颁布，土地革命的总路线得到确定，而且，许多根据地都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逐步实行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仅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例，1930年前后，便“在很短时间内，就在闽西的长汀、连城、上杭、永定纵横300余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5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60多万人得到了土地。”

第三，根据地建设的问题。从广义上讲，以上二者都包含在根据地建设的内容中。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许多方面，这在根据地建设上升为理论后，更是得到了极大地体现。各根据地不断开展了许多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民主法治宣传活动等等，这些不仅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巩固了革命的大后方。

概括来说，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形成之后，红色政权建设的行进比以前更加有条不紊，内容更加全面，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它也在指导红色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也在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下来，并最终对中国革命道路产生了决定作用。

总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与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是后者产生的理论来源;后者贯穿于前者的整个历程，指导着前者，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不断完善与提升，即二者本身是不可分离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在红色政权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也为中国革命道路的确定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确定中国革命的道路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开始一步步不断向胜利前进。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1).

［2］斯大林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326).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8).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3).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7).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8).

［7］中共党史大事年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8).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10).

［9］王桂琴.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形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96.

［10］王令金.中国革命与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56.

(责任编辑 王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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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352(2015)02—0007—03

2014－12－26

刘孝连(1988—)，女，山东临沂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2013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