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盐池与华夏早期文明

赵北耀

(运城学院 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山西 运城 044000)

摘要：公元前3000年前后，炎、黄两部落分别从今陕西西部、北部向东迁移，黄帝部落东迁到今晋南地区。晋南自然环境优越，尤有天然盐湖之利，此后这里便成了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黄帝族取得涿鹿和阪泉之战的胜利，促进了中原地区不同血缘关系氏族、部落的大融合，形成了以黄帝为首的中原酋邦。中原地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文明因素不断涌现，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黄帝;晋南;盐池;文明起源

收稿日期：*2015-05-04

作者简介：赵北耀(1938-)，男，山西运城人，运城学院教授、河东文化研究中心顾问，研究方向：地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K29；G127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04-17

中国古代文明是从黄帝时期开始的。司马迁《史记》中第一篇《五帝本纪》的第一位就是黄帝。李学勤先生说:“根据《史记》的记载，黄帝时期已经有了很多现在我们可以认为是文明的创造。所以现在我们祭黄帝陵，里面有一个匾，上面写着‘人文初祖’，‘人文初祖’这句话，就是说根据我们历史上的传说记载，黄帝时期是我们文明的开始，或者是发皇的时代。”[1]按我国古籍记载的古史传说，黄帝距今五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000年前后。《竹书纪年》载：“黄帝至禹，为世三十。”根据我国“九·五”期间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夏代始年是公元前2070年。一世按30年计算，黄帝至禹为900年，加在一起约3000年，证明黄帝时期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正确的。曾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为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而写的《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一文中说道：“唐朝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认定中华文明从黄帝始，成为唐后1000多年各代政治家和治史学者的共识。”[2]

一、中华文明始自黄帝

中华古代文明是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确立而起源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正是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作为社会基础产业的农业，从生产工具和种植物种类等方面都较前有了显著的发展。砍林焚山，大面积的垦地种植；成群牲畜的放牧、管理；生产工具的制造以及制陶烧窑等重体力劳动，妇女难以胜任，都要男子来承担，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普遍提高。当氏族生活资料的获取主要依靠男子的时候，便逐渐促成了原始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遂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的主要特点是按男系计算世系和父系继承权。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确立，原本不甚巩固的对偶婚便逐渐转变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考古发掘的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末期的一些墓葬中，已有成年男女合葬墓，当是一夫一妻制的遗迹。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中期墓地发现的经过性别鉴定的四座成年男女合葬墓(其中一座墓中还有一儿童)，均为男左女右一次葬入，随葬品也多偏于男性一侧，这显然是父权制确立后的葬制，清楚地表明大汶口文化中期社会婚姻形态已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大汶口文化中期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800年，与黄帝时期的公元前3000年前后正相符合，表明我国的父系氏族社会、一夫一妻制当是从黄帝时期或稍前开始的。以上由古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互印证，证明我国古代文明是从黄帝时期开始的。

据徐旭生先生的考证，黄帝族和炎帝族是华夏集团中的两大支，都是从今陕西西部、北部和甘肃东南部一带的少典和有蟜两个互通婚姻的氏族分出来的。《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黄帝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黄土高原，畔姬水，得姬姓；炎帝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的渭水上游，畔姜水，得姜姓。这两个氏族互通婚姻，繁衍生息，发展成了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两个部落之间建立了联盟关系。《国语·周语下》载：“夫亡者岂系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可见黄、炎是世代通婚的联盟部落，是春秋以前的一致传说。大约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两部落各有一部分向东迁移。黄帝部落顺着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进入今晋南地区。晋南位于黄河东曲的三角地带，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环境优美，尤有天然盐湖之利。黄帝部落东渡黄河后便留居晋南。自后，晋南就成了黄帝族的大本营，成了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

二、晋南是黄帝建功立业之所

黄帝族留居晋南是有史迹可证的。其一，据《史记·五帝本纪》载：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黄帝族取得胜利之后，黄帝“邑于涿鹿之阿”。邑，指都市，此处用作动词，建立都邑；涿鹿，今晋南解州镇一带；阿，指山边，水边。解州镇在中条山北边近处，紧挨河东盐池西边。这句话的意思是，黄帝把都邑建在中条山北边和河东盐池西边的解州镇一带，说明今晋南解州镇一带是黄帝部落当年活动的中心地区。其二，古史传说，黄帝娶西陵之女嫘祖为妻，嫘祖是黄帝正妃。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后被封为“先蚕之神”，民间誉为“先蚕娘娘”。西陵位于何地，史无明载。“西陵”疑是“西阴”之音转，当在今运城市夏县西阴村及其附近，而夏县自古至今都有种桑养蚕的传统。1926年，我国现代考古学先驱李济先生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址，并主持进行了初期发掘，出土了大量陶、石、骨等遗物，特别是发掘出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经过人工切割的半个蚕茧化石，与嫘祖发明养蚕缫丝的传说不谋而合。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说道：“如果西阴村的半个蚕茧鉴定不误，那更使人联想到嫘祖养蚕的故事。”这更将嫘祖与西阴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远古时期交通不便，在就近的异性氏族中娶妻是情理中事。夏县就在晋南地区之内，黄帝娶夏县西阴村女子嫘祖为妻，说明黄帝所居之所必离西阴不远，勉为黄帝留居晋南之又一证。其三，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写道：今山西南部沿黄河的区域，姬姓的建国很多，有一部分是周武王克商后封的同姓诸侯国，还有一部分西周之前就存在。“这杨(今洪洞)、魏(今芮城)、荀、贾(皆在今新绛)、耿(今河津)的晋南小国，全不知道它们为何时所封。我们疑惑那里面有一部分为黄帝氏族东迁时沿途留下的分族。”这至少可视为黄帝留居晋南的痕迹。其四，《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黄帝乘龙升天。首山，即首阳山，在今晋南永济市南。荆山，在今河南灵宝县境内。两山隔河相望。首山有铜，灵宝荆山北麓有黄帝“铸鼎原”遗存，都是真实的存在。除去神话色彩的语言外，这则传说是可信的，表明黄帝晚年仍活动在晋南和豫西一带。

炎帝部落东迁的路线是沿渭水东进到豫西，又沿黄河两岸向东扩展，迤东到达河南、河北和山东省交界一带，北到今晋东南地区，与黄帝部落留居的晋南地区相毗邻。晋东南高平市的羊头山上还有许多炎帝族的遗址、遗迹等，说明以羊头山为中心的上党地区曾是炎帝东迁后的一个活动区域。

黄、炎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是父系大家族，或称“家长制的家庭公社”，是由同父所生的几代人及其个体家庭组成的。父系氏族社会已到了氏族社会的末期，它是从原始共产制向私有制过渡的阶段。在父系氏族社会中，男子是社会各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是氏族生活资料的主要制造者。由此，男子也就替代妇女成了社会的主宰者和家庭的主导者，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已退居从属地位。同时，男子又清楚地知道他们所积累的私人财产，将来是要归自己的儿子继承的。男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男系继承权的确立，大大地调动了男子的劳动积极性，加上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过去需要许多人集体劳动才能完成的生产任务，现在只要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就能完成，生产单位缩小了。于是，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出现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氏族、部落便将一部分耕地分配给各个体家庭耕种，其余留作公田。每一个个体家庭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配给他们的田地，并且把生产得来的产品留为己有。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出现的以畜牧业为主的氏族、部落也将畜群分配给各个体家庭，繁殖的新的牲畜也归各个体家庭所有。于是，财产私有制产生了。恩格斯说：“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3]私有制的出现，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氏族制度逐渐开始解体。

财产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的出现。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之后，有些家庭很快富裕起来了，而有些家庭却因各种原因陷入了贫困，家族内部、部落内部逐渐出现了富有者和贫穷者。私有制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私有观念和财产占有欲，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随着财富日益增加，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使剥削成为可能，便出现了富人剥削穷人的情况，更促进了社会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穷者甚至沦为奴隶，富有者开始蓄养家奴，逐步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特别是部落中的少数人——部落首领、父权家族的族长等，为了聚敛更多的财产，凭借他们掌握的权力——军事权、宗教权、祭祀权等，侵占公产和剥削、奴役部落、家族中的一般成员而成为有财有势的贵族。同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了增加劳动力的需要，而能使财产快速增长和获得廉价劳动力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进行战争掠夺，于是，部落贵族不惜频繁地对其他部落发动掠夺战争。正如恩格斯论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时所说，“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3]。他们把战争掠夺到的财富据为己有，把战俘当作奴隶，为他们创造财富，他们死后甚至还要其殉葬。社会第一次分裂成了两个对抗的阶级——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

三、河东盐池在华夏文明史的地位

《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说明黄帝时期各部落间战争之频繁，其中规模最大的两次，一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一是黄、炎之间的阪泉之战。因为这两次战争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发生过重大影响，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特意提了出来：“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涿鹿之战，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两大部族之间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一方以黄帝为首，包括炎帝族在内的华夏集团；一方以蚩尤为首，包括太皞、少皞在内的东夷集团。

据史书记载，蚩尤是东夷集团的一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是一个部落联合体，由九个部落组成，每个部落有九个氏族。传说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首领。九黎族信奉巫教，杂拜鬼神，能用铜制造兵器，有刑法。据《史记》《管子》等记载，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族是非常剽悍的，又是最残暴、最贪婪的一个部落联合体。

最早记载涿鹿之战的是《逸周书·尝麦篇》：“……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懾，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蚩尤乃逐帝”中的帝是指赤帝，亦即炎帝。东夷集团的活动地域在黄河下游，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族的故土在黄河下游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一带。炎帝族东迁也到了这一带。按徐旭生先生的说法，两族接触后为争夺地盘而发生了战争。蚩尤族大败炎帝族，将炎帝族的地盘全占了，“九隅无遗”意即连一个角落也没有了。炎帝非常害怕，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于是黄帝族和炎帝族联合与蚩尤族大战，但战争进展很不顺利，黄帝九战九不胜，蚩尤一直打到河东盐池边，企图夺取黄帝族控制的河东盐池。《太平寰宇记》中“山西安邑”条载：“蚩尤城在安邑县(今夏县禹王城)南十八里。”蚩尤城是当年蚩尤的一个屯兵处，即今运城盐池东南约二里的蚩尤村。蚩尤屯兵盐池边，显然是要夺取盐池。“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4]涿鹿之战的结果是以黄帝为首的华夏族取得了胜利。《盐铁论·结合篇》载：“轩辕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

“涿鹿”的地望在今晋南运城盐池西边解州镇一带。西汉于战国时的燕国所置的上谷郡设涿鹿县(今河北省西北部)。《史记集解》注释涿鹿，引张晏说：“涿鹿在上谷”。徐旭生先生就怀疑张晏之说“未必有可靠的根据”(《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著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也说道：“涿鹿地望多据张晏以汉代县名附会之说，认为在今河北涿鹿。但据考古资料，黄淮地区至今涿鹿间很少有聚落遗址，就当时战争及粮食等情况分析，似不应远在北方。”以上两家对涿鹿的地望在今河北省北境之说都持否定态度，但又未确指涿鹿究竟在哪里。前引《逸周书·尝麦篇》说“(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山海经·大荒北经》说“黄帝乃令应龙攻之于冀州之野”，“中冀”“冀州之野”都是冀州地域之内的意思。冀州的地域历史上几经变化，但据史学家刘起釪先生考证，“冀州的原始地境在晋南”[5]，所以，“中冀”“冀州之野”都是指晋南地域之内。《孔子三朝记》载：“黄帝杀之(蚩尤)于中冀，蚩尤肢体身首异处，而其血化为卤，则解之盐池也。因其尸解，故名其地为‘解’。”[6]《河东盐法备览》载：“轩辕氏诛蚩尤于涿鹿之野，血人池化卤，使万世之人食焉。今池南有蚩尤城，相传是其葬处。”这些记述，不但进一步把黄帝擒杀蚩尤的“中冀”“涿鹿之野”直接同“解之盐池”联系在一起，说明“中冀”“涿鹿之野”指的就是解州盐池附近，而且说明了“解”为地名的由来：因在此地尸解蚩尤，故以“解”为此地地名。罗泌的《路史·蚩尤传》也有同样的说法：“(黄帝)传战蚩尤于中冀而诛之，爰谓之‘解’。‘解者’，宋之解州，今山西之解县也”(《山海经校注》)。唐朝著名诗人王翰咏解州盐池诗《盐池晓望》：“涿鹿城头曙色分，素池如练迥无尘。”宋·王禹偁在《盐池》诗中也写道：“涿鹿城虽近，蚩尤血若何。”以上史料足证上古涿鹿的地望就在今运城市解州镇一带，涿鹿之战的主要战场在河东盐池周围地区。

涿鹿之战后，华夏集团内部黄帝族和炎帝族之间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阪泉之战，《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就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的记载。战争的起因是“炎帝欲侵陵诸侯”，具体的是炎帝族要争夺对河东盐池的控制权。钱穆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黄帝与神农氏后裔战于阪泉之野。据本书作者推测，阪泉应在今山西省南部解县境。……解县附近有著名的盐池，或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之资格，黄、农两部族在此战争，殆也为此。”这段话不仅道出了解州盐池当时所处战略地位的重要，而且指明了阪泉的地望就在解州盐池附近。宋·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也道：“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写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也肯定地说阪泉就是山西运城盐池。阪泉之战，黄帝族战胜了炎帝族，促成了原本是联盟关系的两大部落完全合并，后世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了华夏族的主干，而黄帝、炎帝则被称为华夏族的始祖。

涿鹿之战、阪泉之战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河东盐池的控制权，战争也主要是在盐池附近进行的。盐是人类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物质，“人之赖之与谷同”(柳宗元《晋问》)。远古社会，生产力低下，许多盐业尚未被人类发现和利用，盐业就成为人类生存、繁衍必需的稀缺物资。河东盐池是个封闭型的内陆盐湖，自然结晶，朝取夕复，俯拾即用，而且地处黄河东曲形成的三角地带——晋南的中心位置，自然地理环境优越，所以，河东盐池就成了古代人群凝聚的中心。也因此，晋南成为华夏族祖先最早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盐池也自然成了各氏族、部落觊觎争夺的重要目标，诚如钱穆先生所说，“谁控制了盐池，谁就有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之资格”。黄帝族控制着河东盐池，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诸侯咸来宾从”，得到了周围许多氏族、部落的拥护和支持，应当是黄帝族在两战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远古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盐业资源无疑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基础。由此，一些从事盐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是围绕产盐地而兴起的。中国学者任乃强先生说：“上古民族文化最先形成之地区，即必为自然产盐之地区，或给盐便利之地区。”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则指出：“中国最古的文明，实兴起于河东盐池附近。我想夏、商、周三代的国都大体位于消费河东盐池的地区。毫无疑问，盐池就是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6]直到春秋时期，人们还很看重河东盐池的战略地位，如《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谋去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

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是发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一，这两次大规模的战争，有力地促进了黄河中下游两岸广大地区不同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大融合。涿鹿之战，以黄帝为首的华夏族大败东夷集团，除九黎族的一部分逃往江汉流域融入苗蛮集团外，东夷集团各部落都融入了华夏集团；阪泉之战，黄帝族战败炎帝族，原本是联盟关系的黄、炎两族终至完全合并。《史记·五帝本纪》载：“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归轩辕”，说明除以上两族外，还有别的氏族、部落也融入了黄帝族，使原来零散地分布在黄河中下游这片广阔土地上的氏族、部落连成了一个整体，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为以后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促进了不同血缘关系的父权家族、个体家庭的群居杂处，促使氏族制度最后解体。其二，黄帝族取得了两战的胜利，形成了以黄帝为首的、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占据黄河中下游两岸广大地区的中原酋邦。酋邦与部落联盟的一个显著区别是酋邦的领导集团中存在着个人性质的最高权力，而部落联盟中的各部落首领权力是平等的。事实上，经过战争形成的酋邦中各部落间不可能是平等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在中原酋邦中黄帝掌握着最高权力，而且设立了一套以黄帝为首的、凌驾于各部落之上的社会组织形式——酋邦领导机构。《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太鸿以治民。”《管子·五行篇》载：“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中原酋邦建立后直至夏朝的建立从未发生过解体，一直稳定地向前发展，即使发生战争也能一致对外。究其原因，一是有强有力的血缘纽带的维系。《史记·五帝本纪》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易其国号，以章明德。”中原酋邦前后相继的著名领袖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都出自同姓，都是少典的后裔。二是酋邦首领的更替，已创造出一套成熟的形式化的选任办法——禅让制。这些原因保证了酋邦内部的团结稳定。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政治经验成熟的表现。

中原酋邦的建立和稳定地向前发展，为中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社会财富迅速增加，新的文明因素不断涌现，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黄帝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古代文明是从黄帝开始的，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晋南一直是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是黄帝建功立业之所。而晋南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核心地区与河东盐池有直接关系，所以，河东盐池是中国古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

[2]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J].辽海文物学刊，1996(2)：1-7.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60.

[4]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90.

[5]刘起釪.古史续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36.

[6]柴继光.运城盐池研究(续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57.

Hedong Salt Pond and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ZHAO Bei-yao

(ResearchCenterofHedongCulture,YunchengCollege,YunchengShanxi044000,China)

Abstract：Around 3000 BC, the two tribes of Yan and Huang respectively migrated eastward from the west and north of today’s Shaanxi and the tribe of Yellow Emperor moved to today’s south of Shanxi Province, where there was superior natur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advantage of natural salt lake and where than became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Yellow Emperor tribe, which achieved the victory of the battles of Zhuolu and Banquan,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lans and tribes with different consanguineous relations in Central Plain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 Chiefdom led by the Yellow Emper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society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constantly emerged civilization factors made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Yellow Emperor; the south of Shanxi Province; salt pond;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编辑：赵树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