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铭 陈树林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杭州 310028)

积极情绪影响认知的理论模型研究新进展*

梁家铭 陈树林**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杭州 310028)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积极情绪的作用及与认知功能的关联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尝试通过了解情绪与认知的关系，并系统回顾最新的研究进展，帮助读者理解积极情绪影响认知的可能机制。情绪与认知功能关系的研究，影响较大、受学界公认的理论是Zajonc的情感优先假说，认为情绪反应发生在认知过程的最初期，从而对认知过程产生影响。到本世纪初，Fredrickson提出情绪的拓展-建设理论，认为消极的情绪缩窄认知范围，而积极的情绪则拓宽认知范围，同时促进创造性问题解决、执行控制、注意和决策等认知过程。近几年，Gable和Harmon-Jones提出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认为情绪对认知的作用取决于其动机强度，而非情绪效价。这些理论模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展积极情绪和认知的关系研究。

积极情绪 情感优先假说 拓展—建设理论 动机维度模型

“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是与“消极情绪(negative emotion)”相对应的情绪体验。自上个世纪开始，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积极情绪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关于积极情绪的定义，首先要从Russell的情绪理论说起。Russell于1980年提出“环状模型”(情绪的二维理论)，认为情绪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唤醒(arousal)，即内在情绪反应的强度，从高唤起到低唤起；另一个是效价(valence)，即从愉快到不愉快(Kalat & Michelle，2009)。据此，所有情绪用二维坐标轴组成的平面内的点表示，就形成了一个圆环。同年，根据情绪环状模型，Russell提出积极情绪就是个体因正在从事的某件事情进展顺利，而想微笑时产生的那种好的感受。Fredrickson(2001)认为积极情绪是对个人有意义的事情的独特即时反应，是一种暂时的愉悦。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积极情绪是一个包含着愉悦体验、面部/身体表情、评价、特别是行为计划和激活状态等多种成分的有意识的过程(Gable & Harmon-Jones，2010a)。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积极情绪与认知功能的关系密切。当然，关于情绪的研究也往往是与认知相互结合的。事实上，两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到中世纪后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与神学家就不停地争论着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属于哲学思辨阶段。到十九世纪后期，在德国实验心理学家冯特的带领下，科学心理学逐步确立，才使得研究者们开始着手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深入探究这个命题。由此，它在心理学界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

1 情感优先假说

著名心理学家Zajonc和Murphy(1980)提出了情感优先假说(affective primacy hypothesis)，认为情感是第一性的，完全独立于认知。他们主张情绪不是认知加工的结果，而是最基本的知觉与认知输入的积累，并且情绪出现在对刺激的最早反应中。单纯接触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也称简单曝露效应)实验为该假说提供了佐证。在单纯接触效应实验中，研究者向被试重复呈现新颖的刺激(如外国文字符号)以引发他们的情绪偏好，之后进行再认辨别新旧测验(新旧刺激均为同一类型的文字符号)，并评价其喜好程度。在辨认测验中，尽管被试不能区分刺激是否呈现过，但当问及他们更喜欢哪一个时，发现他们更喜欢呈现过的，并且喜好辨别时间显著少于再认辨别的时间。此实验的结果支持了情感有限假说，即情绪/情感是在没有认知帮助下形成的。

对情感优先假说的批评者则认为单纯接触效应并不能很好地说明情绪优先。在认知过程中，包括意识和无意识两个过程。而单纯接触实验只能表明情感(喜好)的产生先于意识产生，而不能说明其先于无意识阶段。Schwarz和Clore针对上述批评，于1983年提出了“情绪作为信息模型(affect-as-information model)”。该模型指出，积极情绪下个体更依赖一般的知识结构求解决面临的问题，而消极情绪下个体更关注当下具体情况的特定细节，也更依赖外界信息(Bless，Schwarz，Clore，Golisano & Rabe，1996)。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情感优先假说。而Lazarus(1991)也通过实验，弥补了单纯接触效应的实验漏洞，并提出认知优先于情绪，进而提出他自己的理论—认知评价基础假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心理学界对情感优先假说的争辩一直持续。

2 拓展-建设理论

在情感优先假说的理论基础上，Fredrickson(2001)在积极情绪对认知过程的影响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其结果显示，正体验着积极情绪的人显示出非同寻常、灵活、创造性、综合、对信息持开放态度、有效的思考模式。据此，她提出了情绪的拓展-建设理论(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见图1。

情绪的拓展-建设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加工速度和准确度方面，而且可以在类别和等级层次上改变认知的功能，以及在信息加工中引起认知结构的变化，即从质、量两方面影响着认知过程(郭小燕，2008)。

在这一模型中，消极情绪通过唤起特定的行为倾向(如攻击、逃跑)来缩小知-行资源分配范围，而积极情绪拓宽瞬时知-行资源分配范围，推动个体追求范围更广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如游戏、探索、品味、整合)。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消极情绪通过缩小知-行资源的分配范围，能够让远古人类适应捕猎生活中特定的威胁情况，而积极情绪下，知-行资源分配的拓宽，能够让原始人更好地适应安定的生存环境。拓宽的知-行资源对远古人类来说很有意义，因为他们能够建设或储备多种个人资源，这些资源可能包括身体资源、社会资源、智力资源和心理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源在之后能被远古人类所利用，从而改善应对技能以获得更多生存的机遇(Fredrickson，2005)。

除了行为学方面的实验研究之外，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进步，积极情绪-认知的神经科学方面有很多发现。Ashby，Isen和Turken(1999)提出了积极情绪促进认知的神经生理学理论，认为在轻微的积极情绪状态下，中脑边缘系统，可能还有黑质纹状体系统受到刺激，会伴随着多巴胺释放量增加。这种多巴胺水平的升高会影响个体在多种认知任务中的表现，如嗅觉任务、情节记忆、工作记忆、创造性问题解决等。其中，比较重要的中脑边缘系统(由投射到边缘和皮质区的腹侧背盖区(VTA)的多巴胺产生细胞组成)与奖励和动机有关。该理论不仅第一次描述了积极情绪对认知功能影响的基本神经机制，并且与积极情绪的拓展-建设理论不谋而合。这使得许多研究者相信积极情绪确实对认知功能有促进作用。

3 动机维度模型

研究已经表明，积极情绪对于注意、记忆、问题解决以及社会认知等多种认知过程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又陆续发现一些问题，伴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Gable和Harmon-Jones(2010c)提出了极具颠覆性的动机维度模型(motivational dimension model)。之前的理论模型提出：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促进效应概括起来主要有拓宽认知范围和促进注意灵活性两种。其共同点在于都认为情绪的效价(愉快-不愉快)影响认知功能。但这些理论模型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即在预测上有时会产生分歧。拓展-建设理论预测积极情绪可以拓宽注意范围(整体偏好)，同时注意灵活性得到提升，这本身是相互矛盾的(Gable & Harmon-Jones，2010a)。注意范围与灵活性应该是两个既相关、也存在一定独立性的系统。当注意范围拓宽的时候，灵活性不会完全正相关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个临界点。

Gable和Harmon-Jones认为，积极情绪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不能仅仅从情绪效价这一维度去研究(2009)。为此，他们做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最终在情绪的二维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机维度模型(motivational dimension model)，认为情绪促使认知的缩窄/拓宽的原因是动机，而不是情绪效价(2010a)。在低动机强度的状态下，认知是拓宽的，但当动机增强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出现认知缩窄。

3.1 动机类型：趋近与回避

研究者在探讨情绪与动机的关系时进一步探讨了动机的概念。Ekman和Friesen(1990)发现恐惧和厌恶尽管有着不同的主观体验，但常常都包含着回避的行为成分。对于恐惧来说，这种回避包含着逃离威胁；而对于厌恶来说，这种回避包含着终止感觉通道(如嗅觉、视觉等)的输入。Bradley，Lang和Cuthbert(2001)在情绪的二维模型基础上，提出情绪是由两个动机系统组织的，即趋近动机和回避动机。其中，回避系统主要在涉及威胁的环境下激活，并伴随着回避、逃离和攻击等基本行为。相反，趋近系统在那些推动生存(包括维持生计、繁衍和养育等)的环境下激活，并伴随着摄食、交配和照料等基本行为。该动机模型(motivational model)认为对情绪效价的判断表明了动机的激活方向(趋近/回避)，而对情绪唤醒的判断则表明了动机激活的强度。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Gable和Harmon-Jones(2010b)认为，动机的方向(趋近/回避)才是情绪对认知能力影响的核心维度，动机方向就是与一种特定情绪状态相联系的行为倾向(趋近与回避)，它由情绪效价和唤醒水平两个变量综合决定。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区分动机强度与唤醒两个概念。动机强度是在某种动机方向下(趋近或回避)动机的强烈程度，与唤醒不同；从生理学角度来讲，唤醒是指特定情绪下，个体各项生理指标偏离的程度。动机常常有行动的含义(即使它们是不明确的)，唤醒则没有。Bradley等(2001)在情绪的动机模型中提到“情绪唤醒的程度表明了动机激活的强度”。但是，唤醒和动机强度并非总是一致的，例如，可以把娱乐(观看喜剧电影时)看作一种唤醒高的积极状态，但趋近动机强度较低，因为这一状态不太可能促使一个人接近环境中的某事物(Gable & Harmon-Jones，2010b)。

3.2 积极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

过去的研究之所以得出积极情绪促进认知的结论，是因为诱发出的积极情绪的动机强度相对较低，如给被试非预期的小礼物(如糖果等)、看引起积极情绪的图片或喜剧电影、想象愉快的事件、通过积极情绪词和音乐诱发、报告在任务中的成功等，所以能拓宽认知过程(Gable & Harmon-Jones，2010c)。通常引起的是高兴(joy)、满足(contentment)、乐趣(amusement)等，这些情绪都是“目标之后的(post-goal)”或者与“目标无关的(not goal-relevant)”低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

积极情绪在动机强度上是不同的。对不同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的区分来自于情绪动机维度模型以外的其他文献中的一些概念。如Panksepp(1998)讨论了一个游戏情绪系统(PLAY emotive system)，这个系统能“帮助动物把行为潜力投射到它们的知识和社会现实的最外围”。他还讨论了第二个系统，探寻情绪系统(SEEKING emotive system)，“使有机体迫切地寻找环境中的食物”。游戏情绪系统可能与拓宽相关，而探寻情绪系统似乎与聚焦相关。(引自Gable & Harmon-Jones，2008)。

Gable和Harmon-Jones(2010c；2011)认为，趋近动机高的积极情绪时常出现在对目标的追求中(pre-goal)。相比而言，趋近动机低的积极情绪出现在已经实现了的目标之后(post-goal)或没有目标时(not goal-relevant)。即是说，不同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可能对注意、认知和行为有不同的影响。

高趋近或高回避状态时注意和认知范围的缩小可能是适应性的。在高趋近的积极状态中，缩小的注意焦点可能会帮助生物体聚焦，促进目标导向行为，以实现渴望的目标。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可能拓宽注意和认知的范围，因为这样的状态暗示着一切比平常更好，可能会很顺利，注意力就向着未知的机会开放(Carver，2003)。

由此可见，积极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完全不同于拓展-建设理论，因为前者认为只有趋近动机强度较低的积极情绪能拓宽认知加工过程。同时，研究者还用不同的情绪诱发方法验证了动机维度模型在积极情绪对注意、记忆、认知分类等心理过程方面的预测能力(Gable & Harmon-Jones，2010a，2010b，2010c)。

3.3 动机维度模型的实验研究

为了验证高趋近强度的积极情绪会缩小注意范围，Gable和Harmon-Jones(2008)利用猫的滑稽电影片段诱发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用美味点心的电影诱发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让被试进行Palmer整体-局部视觉加工任务。结果发现，低趋近动机组的被试更倾向于注意整体，说明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比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对注意拓宽的程度更弱。接着，他们加入了空白对照组，采用Navon(1977)字母刺激测量注意广度，结果同样是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组更倾向于注意局部。由此可以得出，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会缩小注意范围和提高注意的偏向性。Gable和Harmon-Jones(2011)又用金钱激励延迟范式(monetary incentive delay task)，并且加入不同的侧抑制(flanker)任务，研究目标达成前/后趋近强度不同的积极情绪对Navon字母注意任务的影响。结果证实，在目标达成前，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缩小了注意范围，而在目标达成后，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拓宽了注意范围。(张玉静，崔丽霞，2012)

Gable和Harmon-Jones还利用金钱激励延迟范式考察了不同趋近强度的积极情绪对记忆的影响，发现高趋近强度的积极状态下被试对呈现在视觉区中央的刺激记忆更好，而低趋近动机的积极状态下对呈现在视觉区外周的刺激记忆更好，说明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引起认知资源的拓宽，促进外周记忆的形成(Gable & Harmon-Jones，2010c)。我国关于动机维度模型的研究尚较少，目前主要是用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诱发的记忆权衡效应(邹吉林，2011)，该研究同样验证了动机维度模型在记忆方面的预测力。

Price和Harmon-Jones(2010)设计实验诱发趋近强度不同的积极情绪，研究其对分类任务的影响。先让被试处在三种身体姿势下(向前倾、挺直和向后倚靠)，配合微笑的面部表情，分别诱发了被试趋近动机较高、中等和较低的积极情绪。然后，让被试在七点量表上判断某一例子(如骆驼)属于某一类别(如交通工具)的程度。结果表明，高趋近的积极情绪缩小了分类范围，而低趋近的积极情绪拓宽了分类范围。这里，分类拓宽的表现是被试能将不太典型的例子归类到某个特定类型的可能性增加，即将骆驼归类到交通工具一类的可能性增加。

除此之外，Gable和Harmon-Jones(2008；2009；2010a；2013)还做了一系列神经科学相关实验，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动机的维度模型。

4 目前理论的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

4.1 目前理论的局限性

情绪与认知相关的研究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见图3。)。第一阶段，以Zajonc和Murphy提出情感优先假说和Bless等人提出的情绪作为信息模型为代表，还包括Lazarus提出的反对前者的认知评价基础假说。这一阶段基本确立了情绪先于认知发生，并且影响认知形成过程。第二阶段主要是Fredrickson提出的情绪的拓展-建设理论，对情绪与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描述，认为积极情绪拓宽认知范围，消极情绪缩窄认知范围。直到第三阶段，Gable和Harmon-Jones提出了积极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使得情绪与认知的研究方向得以整合，为情绪与认知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由于趋近动机强度这一维度的引入，使得相同效价的积极情绪之间出现了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动机维度模型并不仅仅局限于积极情绪，其在不同动机强度的消极情绪对认知功能影响的预测上依然适用(Gable，2015)。此前，Chajut和Algom(2003)已经做过类似的实验，证明高动机强度的消极情绪会缩小注意广度，低动机强度的消极情绪会扩大注意广度。与对积极情绪的研究不同的是，在对消极情绪进行描述时一般不用提及动机的方向(趋近/回避)，因为消极情绪不仅会产生回避动机，还有可能产生趋近动机，如愤怒情绪导致的掠夺倾向(Carver & Harmon-Jones，2009)。可见，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是广泛适用于各类情绪体验的。

低趋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还可能会促使个体出现“后来居上(ease back)”现象(Carver，2003)。Carver在其研究中提出，“在某些领域一开始便脱颖而出的人(如拥有积极的体验)，往往在日后付出更少的努力，从而逐渐沉寂”。他的意思是说，较低的动机强度是与已经实现的目标相关的，虽然最终的目标可能还没实现，但短期目标快速实现带来的满足感等积极体验将导致个体逐渐丧失对目标的兴趣，从而也就无法继续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因此，在一开始不需要为了阶段性目标而全力以赴，而是为了后续的目标积蓄力量，保持适合强度的趋近动机，才是一种具有大局观的做法。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首先，研究样本缺乏多样性，实验中招募的被试均为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大学生，其年龄、智力、教育水平等一致性较高。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将被试样本类型扩大。其次，在情绪启动的材料方面，使用可口的食物确实得到了预想的结果，但是被试报告的唤起程度与动机强度总是呈正相关的(Gable & Harmon-Jones，2008a；2008b；2009；2010a；2011)，虽然在2013年的研究中，Gable和Harmon-Jones等人通过EEG的测量证明了动机和唤起引发的事件相关电位的差异，但仍没有将动机和唤起剥离后的行为学数据。最后，在Gable和Harmon-Jones等人的研究中，对于趋近动机的评定仅仅是被试对于观看图片的欲望(desire)，没有直接测量行为倾向(action-tendency)。因此，可以加入“趋近-回避任务(AAT)”范式(Flemming，2013)进行直接测量。

4.2 关于动机模型的未来研究

未来可在以下四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第一，趋近强度的诱发方式。在不同趋近强度积极情绪的诱发方式上，有的研究者采用的方法十分新颖(如不同坐姿诱发情绪)，可供我们借鉴。今后，我们还可以对该理论进行验证，比如采用不同的认知任务，以扩大该理论在认知功能方面的普适性。

第二，动机控制。在动机控制上，除了研究者提到的范式外，还可以借鉴情绪管理的方法，即通过认知调控被试特定行为倾向来控制情绪(James，2015)。如让高、低动机组均观看可口食物图片，但要求低动机组思考各种食物所含的热量高低，以及长期食用带来的后果(所观看图片均为高热量食物)，属于抑制管理(down-regulation)。在Harmon-Jones的实验中也有类似方法，如让被试想象实验后将会获得该种食物(2006)，属于激发管理(up-regulate)，但后者的效果被证明不如前者(Schmeichel，2010；Flemming，2013)。

第三，神经机制。还可以对其神经生理学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已经证明左侧前额叶皮层是趋近行为和积极情绪的生物学基础(Sutton & Davidson，1997)，因而前额叶皮层可能是验证这一模型的极为重要的生理机制和研究对象。而关于这一模型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更是缺乏，有研究者推测多巴胺水平与积极情绪的动机趋近强度可能有某种联系，但目前可得的文献中还没有相关研究(张玉静，崔丽霞，2012)。

第四，外周神经系统调节。我们可以利用精神压力分析仪鉴定情绪诱发方法的有效性，比如通过标定被试在情绪诱发之后的心率变异(HRV)等多项自主神经系统功能指标，建立对应标准。这样，既可以筛选出高质量的情绪诱发方法，同时在今后的实验中也可以快速鉴定实验操作是否奏效。或者，我们还可以利用大脑生物反馈仪，探究不同情绪类型和动机强度下，个体注意集中程度的差异。

郭小燕.(2008).积极情绪对认知的扩展效应.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张玉静,崔丽霞.(2012).积极情绪的认知促进效应及其神经机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105-111.

邹吉林,张小聪,张环等.(2011).超越效价和唤醒——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述评.心理科学进展,19(9),1339-1346.

Ashby,F.G.,Isen,A.M.,& Turken,A.U.(1999).A neuropsychological theory of positive affect and its influence on cognition.PsychologicalReview,106,529-550.

Bless,H.,Schwarz,N.,Clore,G.L.,Golisano,V.,& Rabe,C.(1996).Mood and the use of scripts:Does a happy mood really lead to mindlessnes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71,665-679.

Bradley,M.M.,& Lang,P.J.(2001).Emotion and motivation.In J.T.Cacioppo,L.G.Tassinary,& G.Berntson (Eds.),HandbookofPsychophysiology(3rd ed.,pp.581-607).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rver,C.S.(2003).Pleasure as a sign you can attend to something else:Placing positive feelings within a general model of affect.CognitionandEmotion,17,241-261.

Carver,C.S.,& Harmon-Jones,E.(2009).Anger is an approach-related affect: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PsychologicalBulletin,135,183-204.

Chajut,E.,& Algom,D.(2003).Selective attention improves under stress: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social cognition.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85,231-248.

Ekman,P.,& Friesen,W.V.(1990).Voluntary facial action generates emotion-specific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ctivity.Psychophysiology,27,363-384.

Fleming,K.A.,& Bartholow,B.D.(2013).Alcohol cues,approach bias,and inhibitory control:Applying a dual process model of addiction to alcohol sensitivity.PsychologyofAddictiveBehavior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doi:10.1037/a0031565.

Fredrickson,B.L.(1998).What good are positive emotions?ReviewofGeneralPsychology,3,300-319.

Fredrickson,B.L.(2001).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AmericanPsychologist,56,218-226.

Fredrickson,B.L.,& Branigan,C.(2005).Positive emotions broaden the scope of attention and thought-action repertoires.CognitionandEmotion,19(3),313-332.

Gable,P.A.,& Harmon-Jones,E.(2008a).Approach-motivated positive affect reduces breadth of attention.PsychologicalScience,19,476-482.

Gable,P.A.,& Harmon-Jones,E.(2008b).Relative left frontal activation to appetitive stimuli:Considering the rol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Psychophysiology,45,275-278.

Gable,P.A.,& Harmon-Jones,E.(2010a).Late positive potential to appetitive stimuli and local attentional bias.Emotion,10(3),441-446.

Gable,P.,A.,& Harmon-Jones,E.(2010b).The blues broaden,but the nasty narrows attentional consequences of negative affects low and high in motivational intensity.PsychologicalScience,21(2),211-215.

Gable,P,A.,& Harmon-Jones,E.(2010c).The effect of low versus high approach-motivated positive affect on memory for peripherally versus centrally presented information.Emotion,10(4),599-603.

Gable,P.A.,& Harmon-Jones,E.(2013).Does arousal per se account for the influence of appetitive stimuli on attentional scope and the late positive potential?Psychophysiology,50(4),344-350.

Gable,P.A.,Poole.B.D.,& Harmon-Jones,E.(2015).Anger perceptually and conceptually narrows cognitive scope.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09(1),163-174.

Harmon-Jones,E.,& Gable,P.A.(2008).Incorporating motivational intensity and direction into the study of emotions:Implications for brain mechanisms of emotion and cognition-emotion interactions.NetherlandsJournalofPsychology,64,132-142.

Isen,A.M.,(2002).Missing in action in the AIM:Positive affect’s facilitation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innovation,and problem solving.PsychologicalInquiry,13,57-65.

Juergensen J,& Demaree H A.(2015),Approach-motivated positive affect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lter global-local focus and food choice.MotivationandEmotion,1,1-9.

Kalat,J.W.,& Michelle,N.S.(2009).Emotion. Belmont,CA:Wadsworth.(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7).

Lazarus,R.S.(1991).EmotionandAdap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avon,D.(1977).Forest before trees:The precedence of global features in visual perception.CognitivePsychology,9,353-383.

Panksepp,J.(1998).AffectiveNeuroscience:TheFoundationsofHumanandAnimalEmo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ice,T.F.,& Harmon-Jones,E.(2010).The effect of embodied emotive states on cognitive categorization.Emotion,10(6),934-938.

Russell,J.A.(1980).A 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39(6),1161-1178.

Schmeichel,B,J.,Harmon-Jones,C.,& Harmon-Jones,E.(2010).Exercising self-control increases approach motivation.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99(1),162.

Schwarz,N.,& Clore,G..L.(1983).Mood,misattribution,and judgments of well-being:Informative and directive functions of affective state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45,513-523.

Schwartz,N.,& Clore,G.L.(2003).Mood as information:20 years later.PsychologicalInquiry,14,296-303.

Sutton,S.K.,& Davidson,R,J.(1997).Prefrontal brain asymmetry:A biological substrate of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systems.PsychologicalScience,8(3),204-210.

Zajonc,R.B.,Murphy,S.T.,& Inglehart,M.(1989).Feeling and facial efference:Implications of the vascular theory of emotions.PsychologicalReview,96,395-416.

2015年第21卷第2期，166-172

2015.Vol.21.No.2,166-172

How Positive Emotion Affects Cognition: A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ls

LIANG Jia-ming,CHEN Shu-l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China)

Currently,the effects of positive emo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gnition have drawn increasing concerns.This article mainly reviews the relevance between affection and cognition,and prominent models and theories on emotion and cognition.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popular theory is affective primacy hypothesis proposed by Zajonc,claiming that affection is generated before the cognitive process,and then influences the cognitive process.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proposed by Fredrickson,points out that negative emotion narrows cogni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 extends cognition.Moreover,positive emotion can promote creative problem-solving,executive-control,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other cognitive processes.The newly proposed motivational dimension model illustrates that motivational intensity is the key factor instead of emotional valence which decides how emotion influences cognition.

positive emotion,affective primacy hypothesis,broaden-and-build theory,motivational dimension model.

美国NIH项目基金R01MH100298，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B849

A

1006-6020(2015)-02-0157-09

*通信作者：陈树林，男，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chenshulin@z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