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濤



論宋濂對莊子思想及文風的體認*

劉海濤

被推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自視為一名“儒者”。從維護儒家正統思想的立場出發，雖然宋濂高度肯定了莊子的文章是衆人“誠有未易及者”，但對於莊子的思想則給予了嚴厲的批判。宋濂的這種思想正迎合了朱元璋的治國理念，這對明代前期“雅正”文風的形成以及明初莊子學的發展都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 宋濂 莊子 思想 文風

中圖分類號 B2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潜溪人，至濂乃遷浦江。元至正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踰十餘年。後仕明朝，因長孫宋慎牽連胡唯庸黨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於夔州。宋濂“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為文醇深演迄，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勲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屢推為開國文臣之首。”（《明史·宋濂傳》）作為明初文壇的主盟，宋濂與高啓、劉基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然而宋濂則認為自己是個儒生，曾“自命儒者”。這種儒者兼詩文名家的身份使宋濂在對待莊子時出現了矛盾的現象： 從正統儒家思想出發，宋濂批評莊子狎侮聖賢，“背戾大道”，以至於“禮義陵遲”、“彝倫斁敗”，甚至“踣人之家國”；從文學的角度出發，宋濂則高度評價莊子之文“汪洋凌厲”，為衆人“誠有未易及者”。抑揚取舍之間，則是宋濂推崇“聖賢之文”思想的具體體現，而宋濂的這種思想又迎合了朱元璋的治國理念，對明代前期“雅正”文風的形成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 《諸子辯》對莊子的批判

宋濂對莊子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諸子辯》中。《諸子辯》作於元末戰亂之際，宋濂在後序中記寫作緣由時云：“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師下睦州，浦陽壤地與睦境接，居民震驚，多扶挈耄倪走傍縣。予亦遣妻孥入勾無山，獨留未行，日坐環堵中，塊然無所為，乃因舊所記憶者，作《諸子辯》數十通。”*本文所引宋濂《文憲集》，皆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二二四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面對現實的戰亂，宋濂認為是由於學術的分裂、儒家學説的傾頽所造成的：“九家之徒競以立異相高，莫甚於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則吾聖賢之所已具，其悖義而傷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於戲！邪説之害人慘於刀劍、虐於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鋒而膏其焰乎？”故宋濂擔當起弘揚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思想的重任：“予生也賤，不得信其所欲為之志，既各為之辨，復識其私於卷末，學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慨者夫？”在《諸子辯》前序中，宋濂同樣表達了對周秦以來諸家之説未能遵循先王之道而各奮其私的憂慮：“《諸子辯》者何？辯諸子也。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其立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術咸出於一軌，此其人人殊何？各奮私知而或盭大道也。由或盭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托之者也。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辯之也。曷為辯之？解惑也。”故其“辯”，即是要予以解惑，實則是對諸子之書加以批判，其中言及《鬻子》《管子》《晏子》《老子》《文子》《關尹子》《亢倉子》《鄧析子》《鶡冠子》《子華子》《列子》《曾子》《言子》《子思子》《慎子》《莊子》《墨子》《鬼谷子》《孫子》《吴子》《尹文子》《商子》《公孫龍子》《荀子》《韓子》《燕丹子》《孔叢子》《淮南鴻烈解》、揚子《法言》《抱朴子》《劉子》、文中子《中説》《天隱子》《玄貞子》《金華子》《齊丘子》《聱隅子》、周子《通書》《子程子》諸書。既然是對諸子進行辨析，為何又加入了周敦頤的《通書》和程顥的《子程子》呢？這就顯出宋濂欲以儒家思想統領諸子的旨意，其在後序中云：“孔子門人之書宜尊而别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備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終之以周、程者，欲讀者有所歸宿也。”正是基於諸子“悖義而傷教”，“害人慘於刀劍、虐於烈火”的觀點，所以宋濂從維護儒家的立場對諸子之書一一進行了辨析，其言《莊子》則曰：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内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總三十三篇。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其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下上星辰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易及者。然所見過高，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滿其一哂，蓋彷彿所謂古之狂者。惜其與孟軻氏同時，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苟聞之，則其損過就中，豈在軻之下哉？嗚呼！周不足語此也。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掊擊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周縱日見軻，其能幡然改轍乎？不幸其書盛傳，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禮義陵遲，彝倫斁敗，卒踣人之家國，不亦悲夫！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著《鳴道集説》，以孔、孟、老、莊同稱為聖人，則其沈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異説之惑人也深矣。夫《盜跖》《漁父》《讓王》《説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勦入。晁氏謂：“孔子没，道術散，老子始著書。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書在孔未没之先。（《文憲集》）

文雖不長，但宋濂所涉及的内容是相當豐富。宋濂所見《莊子》一書，當為郭象之三十三卷本。而對於莊子的學術源淵，宋濂認同司馬遷的評價，認為“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此語當係由《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司馬遷論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一句而來。宋濂在《諸子辯·老子》中亦云莊子出於老子：“‘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莊、列雖均祖老子，但在宋濂眼中，列子則優於莊子，在《諸子辯·列子》中，宋濂曰：“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説，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在對於僞書的考辨上，宋濂繼承了蘇軾的觀點，但没有詳析，只是言道：“夫《盜跖》《漁父》《讓王》《説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勦入。”宋晁公武曾在《郡齋讀書志》中提出“老子著書在孔子之後”的觀點：“自孔子没，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虚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宋濂對此並不認同，宋濂曰：“晁氏謂：‘孔子没，道術散，老子始著書，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書在孔未没之先。”至於從何考證而來，宋濂同樣未加説明。

宋濂《莊子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對莊周狎侮聖人的批駁，從“然所見過高”直至“其能幡然改轍乎”，宋濂不惜筆墨地對莊子離經叛道的言論進行了斥責。與此同時，宋濂又對後世以莊周為藉口而“樂放肆而憚拘檢者”進行了批駁，其矛頭所指，就是金代李純甫的《鳴道集説》。李純甫即是金南渡後的文章宗主。《金史》記載：“李純甫，字之純，宏弘襄隂人。……純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為經義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為文法莊周、列御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脱脱等《金史》，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34頁。從文風的演變來看，金以武力得天下，其初未有文字；後多用宋人，世宗、章宗之際，大興儒風，其文亦漸有可觀者，此時的文風是崇尚質樸；南渡之後，金人轉師莊周，文風轉為尚奇。而這個轉折的關鍵性人物即是李純甫。《歸潜志》卷八云：“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屏山幼無師傳，為文下筆便喜左氏、莊周，故能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顔、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故復往往相傚法，不作淺弱語。”*劉祁《歸潛志》，崔文印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5頁。這裏的李屏山即是李純甫，其自號屏山居士，曾作《屏山居士傳》自贊云：“軀幹短小而芥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虱公侯。語言蹇吃而連環可解，筆札訛癡而挽迴萬牛。寧為時所棄，不為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學者，浄名莊周。”*劉祁《歸潛志》，崔文印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頁。由此亦可見其對莊子的推崇。李純甫著述頗豐，曾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等書，另著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説》。

李純甫在莊學史上最主要的貢獻應該是其在《鳴道集説》中將莊周與老聃、孔子、孟子以及釋迦牟尼同列為五聖人，這是一種全新的儒、釋、道的調合。宋人對於釋、道雖陰用之，但多目之為異端，或大加撻伐，或以之附會經傳，粉餙儒術。而李純甫則一反宋人之説，持“三教歸一”的觀點：“嘗試論之，三聖人（釋、孔、老）者同出於周，如日、月星晨之合於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漢之匯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道則一，其教則三。”*釋念常《佛祖歴代通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〇五四册，第636頁。雖言三教歸一，但李純甫認為佛法高於儒、道，故將後兩者融攝其中，在《重修面壁閹記》中，李純甫道：“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讀書，學賦以嗣家門，學大義以業科舉。又學詩以道意，學議論以見志，學古文以得虚名。頗喜史學，求經濟之術；深愛經學，窮理性之説。偶於玄學似有所得，遂於佛學亦有所入，學至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即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中國之書，中國無西方之書也。吾佛大慈，皆如實語，發精微之義於明白處，索玄妙之理於委曲中。學士大夫猶畏其高而疑其深，誣為怪誕，詬為邪淫，惜哉。”*劉祁《歸潛志》，前引書，第7頁。而對宋儒排佛的言論，李純甫極力予以反駁，其論程顥“道之不明，異端害人世”時則曰：“諸儒排佛之言，無如此説之深且痛也。吾讀《周易》知異端不足怪，讀《莊子》知異端之可喜，讀《維摩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不相悖，或處或出，或默或語，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雖有異端，何足怪耶!莊子曰：‘不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道術為天下裂。如耳目鼻口之不相通，楂梨橘柚之不同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為天下用。恢詭譎怪，道通為一。’是異端皆可喜者。”*釋念常《佛祖歴代通載》，前引書，第635～636頁。所以後人在總結其《鳴道集説》時則云：“其説根柢性命而加之以變幻詭譎，大畧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道術將裂，故奉老聃、孔子、孟子、莊周、洎佛如來為五聖人，而推老、莊、浮屠之言，以為能合於吾孔孟；又推唐之李習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以為能隂引老、莊、浮屠之言，以證明吾孔孟諸書。於是發為雄詞怪辨，委曲疏通其所見，而極其旨趣則往往歸之於佛，凡宋儒之闢佛者，大肆掊擊，自司馬文正公而下，訖於程朱，無得免者。”*汪琬《堯峰文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三一五册，第457頁。李純甫如此縱横捭闔地詆侮儒家聖人，自然成為諸儒攻擊的對象，這其中就包括宋濂，而明代莊學正是在這種討伐異端思想、重建儒學傳統地位的氛圍中步入了衰敗期。但李純甫的觀點在當時影響很大，即使是在元末明初，諸儒對李純甫亦有稱贊者，如何喬新在《跋大事記續編》曾曰：“金李純甫著《鳴道集説》，以孔、孟、老、莊並稱。宋公譏其偏駁，是矣。公序其書，乃以豪傑之士稱之，又何所見耶？”*何喬新《椒邱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二四九册，第299～300頁。《大事記續編》係翰林待制金華王子充所著。王子充即王祎，與宋濂在當時齊驅藝苑，兩人皆係黄文獻公晉卿之門人，又均以文章、學術顯於明初。王祎曾著《鳴道集説序》一文，對李純甫大加贊賞：“屏山先生李公者，其庶幾古之立言者乎？先生……天下書無不讀，其於莊周、列御寇、左氏、《戰國策》為尤長，文亦略能似之。三十歲後遍觀佛書，既而取道學諸家之書讀之，一旦有會於其心，乃合三家為一。取先儒之説，箋其不相合者，著為成書，所謂《鳴道集説》也。觀其為説，前無古人，誠卓然有所自見，學術不苟同於衆人，而唯道之是合者也。遺山元公嘗以‘中原豪傑’稱之，謂其‘庶幾古者立言之君子’，豈不信乎？嗟乎！立言之難久矣。世之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會通以求道，故有以一人之見而决千載之是非者，鮮不群疑而衆駭之？先生是書，其雄辨閎論，以一人之見决千載之是非者，往往而是。予故竊論其大旨著於篇端，使覽者得詳焉。”*王禕《王忠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二二六册，第139～140頁。何喬新所云宋公，即指宋濂，而“公序其書”，即是指王祎的這篇序文。由此可見王子充與宋濂兩人對李純甫之《鳴道集説》存在截然不同的評價。而宋濂批駁李純甫，其則是從儒家立場出發，指責《莊子》一書“沈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異説之惑人也深矣”，也是有感而發！

對於莊子掊擊孔子的行為，宋濂給予了强烈的批判，這應與宋濂對孔子的推崇有關。宋濂在《七儒解》中將儒者分為七類：“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遊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在宋濂看來，七儒之中，唯有孔子這樣的道德之儒是得道之人，是自己所嚮往的對象：“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而莊子則被宋濂視為曠達之儒：“曠達之儒，莊周、列御寇是也。”宋濂還批評他們“肆情縱誕，滅絶人紀，不可以入道也”。顯然，宋濂是將莊子做為儒家的對立面來進行批判的。

二、 對莊子之文的看法

在《諸子辯》中，宋濂曾指出莊子之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下上星辰，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易及者。”宋濂雖然説莊子之文辭“誠有未易及者”，但作為儒者，宋濂從文道合一的觀念出發，並不欣賞莊子之文。這也可以從其對諸子之文的批駁中看出。宋濂曾給王子充的書屋寫過一篇《華川書舍記》，記文中稱王子充“上自群聖人之文，下逮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冥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於文，愈出而愈無窮。”宋濂則認為“群聖人與天地參，以天地之文，發為人文，施之卦爻，而陰陽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咏之雅頌，而性情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範之法具。雖其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為也”，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因此，宋濂針對諸子之文提出了批評：“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自殊： 管夷吾氏則以霸畧為文，鄧析氏則以兩可辨説為文，列御寇氏則以黄老清浄、無為為文，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為文，公孫龍氏欲屈衆説，則又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逹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為深刻之文，鬼谷氏則又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為縱横之文，孫武氏、吴起氏則又以軍刑、兵勢、圖國、料敵為文，獨荀况氏粗知先王之學，有若非諸子之可及。惜乎學未聞道，又不足深知群聖人之文，凡若是者，殆不能悉數也。”在這裏，宋濂就指出莊子之文是“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逹死生之變為文”，同樣不知聖人之道，顯然是不足稱之為文章的。不但諸子之文受到宋濂的批判，浸染了諸子文風的賈誼等人也受到宋濂的批評：“文日以多，道日以裂，世變日以下，其故何哉？盖各以私説臆見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為文，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修、曾鞏、蘇軾之流，雖以不世出之才，善馳騁於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揆之群聖人之文，不無所愧也。”賈誼等人馳騁於諸子之間，在宋濂看來其思想就難免駁雜，多是“以私説臆見譁世惑衆”。而只有孟子等大儒之文才能完經翼傳，故受到宋濂的推崇：“上下一千餘年，唯孟子能闢邪説，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唯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宋濂是明初文壇的宗主，其所推崇的大儒之文，對整個明前中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這也是《莊子》在明初所處的現實環境。

三、 對莊子之文的继承与改造

宋濂雖然不欣賞莊子之文，但其著書旁徵博引，對《莊子》一書亦有所援用，但宋濂只是用其人物、事件，其思想主旨則多是按照儒家思想加以了改造，這也可看作是從另一個方面對莊子進行的批判，最典型的是《抱甕子傳》一文：

予嘗遊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高下為蔬圃，約二十畮。凡可茹者，咸藝焉。傍列桃、杏、梨、李諸樹，時春氣方殷，蔬苗怒長，滿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繽紛間錯，如張錦繡段，心頗訝之。曰：“是必有異。”因曳杖而降，冉冉至其處，氣象幽夐，絶不聞雞犬聲。遥望草廬一區，隠約出竹陰間。疑中有隠者，亟前候之。良久，見一士戴椶葉冠，身被紫褐裘，抱甕出汲水灌畦。予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無所名也。”强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為抱甕子爾。曰：“丈夫處世亦多術矣，出則華軒結駟，入則鐘鳴鼎食，有志者輒能致之。夫子恒營營逐逐於一甕間，無乃自苦乎？”抱甕子忽囅然一笑，指苔磴揖予坐，寘甕於地，嘆曰：“吾受血肉軀與人同，豈不樂榮貴，與人異哉？顧念之，頗熟百歲之間，寧復幾何？與其强情而徇世，寧若任真以自放也。吾圃之西則九盤山，山之巔，宋州廄建焉，側有烟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玩。李鄴侯、馬莊敏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清溪觀，秦賢良謫官而來，亦遊憩其上。時坐鸎花亭賦詩，而今竟安在哉？非唯人隨流水而逝，異日凌霄之崇構皆蕩為氛埃。一凝竚間，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是何足深道。吾所以抱甕出入而弗辭也，且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志慮外絶，精神内營，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攖，自以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子以吾為逐逐營營，不亦過歟？”曰：“然則灌畦亦有道乎？”曰：“有蔬性不欲燥，燥則生意厄而不伸。蔬性宜溼，溼或過焉，則氣傷而寖屈。吾日夜調之，燮之，俾適夫厥中，則芃然而秀，嫣然而榮矣。”言訖，抱甕而去。予深味其言，盖有道而隱者也。所謂“强情而徇世，曷若任真而自放”，不幾於樂其天者歟？所謂人物代謝而樓觀不能以存，一俯仰間而感慨繫之，不幾於達人大觀者歟？所謂抱甕有術，心與耳目之官，内而弗外，不幾於守一不二者歟？所謂藝蔬得中，不使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者歟？疾起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間，閉户高卧，叩之不見答，若無聞者。予憮然而退。

抱甕子之人出於《莊子·天地》，宋濂之“抱甕子”所談世間之榮貴苦樂與灌畦之道與《莊子》之抱甕子所論不同，但其所言“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志慮外絶，精神内營，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攖”，無疑與《莊子》中抱甕者告誡子貢“忘神氣，墮形骸”是一致的。在《莊子·天地》中，此章結尾，孔子認為抱甕丈人並非真正修渾沌氏之術者，在孔子看來，唯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方可為真渾沌者：“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逰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438頁。孔子所言及的“以遊世俗之間”，莊子本義是認為漢陰丈人只知修古抱灌之樸，而不知因時任物，後世郭象、成玄英、王夫之等人在注疏此章時亦是肯定“因時任物”的觀念*劉榮賢《莊子外雜篇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238頁。。宋濂在《抱甕子傳》結尾處卻言及抱甕子入仕為官：

史官曰： 予既歸金華山，日思抱甕子不少置，及官南京，見朝紳中貌有相肖者，問其同列，曰：“是豈括之灌畦者邪？”曰：“然。”曰：“奈何仕為？”曰：“去年應聘而起，典儀晉王府，轉官起曹，翦剔浩穰，聲望盖龎鬱云。”曰：“其氏名謂何？”曰：“此烏傷校官劉浩卿子也，名彬，其字為宗文。”

《莊子》言“因時任物”，是對老子“修古抱樸”觀念的超越，而“因循”的觀念則來自黄老思想。宋濂卻認為抱甕子為有道之士，是在於其“逢有道之朝輒蹶然興起，以力政著”，即將其轉化為儒家的無道則隱，有道則出：“予不覺嘆曰：‘浩卿，吾故人也。其有賢子若此，予不能知之，可愧矣！夫雖然宗文當元季政亂，肥遯山林，若將終身焉？及逢有道之朝輒蹶然興起，以力政著，聞其得出處之正者矣。向予意其為有道之士者，果非過歟？果非過歟？使宗文非有道之士，則長往山林而不返矣？謂之賢也，得乎？’”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宋濂對莊子思想的否定。

宋濂曾著《文説》一篇，强調“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而這種文字即是“聖賢之文也”。但如果不是聖賢之文，只要“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同樣是“文之至也”。正是從這種觀念出發，對包括莊子在内的諸子“各奮私知”、“以立異相高”的言論，宋濂給予了嚴厲批判，而對於莊子之文，宋濂則按儒家的政治理想進行改造，即將“聖賢之道”注入莊子之文，以達到為聖賢立言的目的。宋濂對待莊子的無情撻伐，是與朱元璋相似的，如朱元璋在解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時言道：“‘攻’如攻城之‘攻’……孔子之意盖謂攻去異端，則邪説之害自止，而正道可行。宋儒乃以‘攻’為‘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明太祖文集》卷十五）明初君、臣對諸子態度的高度一致，也決定了諸子之學在明初必將面臨一個嚴峻的挑戰！

[作者簡介] 劉海濤（1972— ），男，河南信陽人。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現為貴州師範學院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諸子學、明清學術思潮與文學研究，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

*本文係國家社科課題“明代莊子學文獻考論及闡釋研究”（項目號： 11XZW034）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