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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过书”里的官员们

2015-02-05

南方周末 2015-02-05
关键词:双规罗某张某

南方周末记者 褚朝新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许俊

“抱有严重的侥幸心,对实在掩饰不了的罪行才承认悔过。这种悔过书占绝大多数。”

“我看到一批工商企业在区委区政府支持和关照下获得不少财富。和他们比,自己整天忙忙碌碌,不是开会就是陪客,财富少得多,享受更不能比。”

“写了悔过书的官员,一般不会翻供。”

南方周末记者 褚朝新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许俊

“我见不少官员都有婚外情,对此我十分认同,认为两厢情愿,顶多是个道德问题,是小节、小事。”在悔过书里,落马的湖北某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某承认,“先后与三名女性发生了不正当两性关系”。

官员的悔过书,一般指官员被双规或立案调查后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反思和反省,从而希望组织宽恕的文字材料。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和地方廉政警示教育活动的开展,悔过书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文体,逐渐从纪检部门卷宗中步入公众视野。

相对于官方媒体干巴巴的新闻通稿,落马官员的悔过书内容丰富。在失去权力、地位以及人身自由后,他们内心惊恐、无助、悔恨,对组织有所祈求,对法律开始敬畏。种种复杂心态和动机作用下,官员们在悔过书中往往会展现出难得的坦诚。权力堕落的轨迹,也在形形色色的悔过书里清晰地显露。

“晴天霹雳”

2015年2月2日上午,湖北省纪委一口气宣布双规了三名处级副厅级官员。这一新闻在湖北比较引人关注,一个原因是其中一名官员的前任、湖北某县级市市委书记幸某一年前也被双规。

2014年2月10日,这位市委书记被双规。他在悔过书里感叹,他所在的县级市是老区,他竟然成为“建县史上第一个被党组织查处的县委书记”、“无颜见老区人民”。

幸某在湖北官场更受关注的,是他曾“采取了一些应对组织调查、企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的做法。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悔过书显示,被双规后,幸某仍不甘心,“我被带到省纪委‘两规点接受组织审查。刚来时,我思想上有过委屈,有过抱怨,有过侥幸,有过抵触。”

与幸某一样心存侥幸的,还有湖北省某厅原副厅长张某。得知湖北省纪委在调查自己后,他第一反应是做好三件事,“一是迅速把相关人送的钱退回去,以减轻处罚;二是迅速了解调查组动向,找了哪些人、问了哪些事、社会上有哪些传闻,做到心中有数;三是到省纪委找调查组说明问题、承认错误,以从轻处理。”他在悔过书中写道。

心存侥幸的张某做了前面两件,第三件事没做。2014年2月26日被双规的张某事后称,“2月18日左右,我已经将银行储蓄卡都准备好了,要去省纪委调查组说明问题、承认错误,但就是下不了决心。都是侥幸心理在作恶。”

与上述两名厅官不同,湖北某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某对自己的落马毫无准备,“2014年1月21日晚,省纪委宣布对我实施‘两规审查措施,犹如晴天霹雳。”

罗某的回忆也来自他的“悔过书”。上述官员虽已被开除党籍公职数月,其涉嫌受贿一案尚未开庭审理。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2014年9月1日,“为利用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湖北省纪委办公厅向各市州县党委书记、市州县长、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厅局和人民团体党委书记,印发了7名被“双规”副厅级官员在接受审查期间写的悔过书。

有媒体公开报道称:江苏南京、广东佛山等地的检察机关,也曾将其查办的官员的“悔过书”等编制成册,分发给干部传阅,作为反腐倡廉的“反面教材”。

“悔过”的

三种腔调

湖北检察官许俊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他数年的反贪案件查办工作中,所看到的贪腐官员悔过书主要有三大类。

许俊曾办理武汉铁路局一名官员涉嫌贪污案,“该官员到审讯室后,主动要求纸笔书写悔过书,满纸写着对平时违纪行为的悔过,希望交到检察院领导和其分管领导手中,可以承认完错误放他回去”。

“这属于避实就虚,只承认违纪不承认违法。”许俊介绍,武汉铁路局这名官员得知自己被刑事立案时,当场大喊悔过书是被逼所写。

“审讯人员在同步录音录像下,当即撕掉其所写的悔过书,并向其说明悔过书不予附卷。最后,这名官员在零口供下被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许俊说。

许俊说的第二种悔过书是“避虚就实型,痛痛快快承认罪行,真真切切忏悔”。刚参加工作时,许俊曾亲眼看到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审讯室痛哭流涕写悔过书,对作案动机、手段等进行长篇描述,甚至挖掘出他读中学时偷了同学的一支笔的行为。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湖北某市人大原副主任罗某的悔过书,就属于上述类型。

“我喜欢购买和收藏手表,也知道投资名表可以保值增值积累财富。许多民企老板知道我这种爱好后,就打着朋友间礼尚往来的名义送表给我,开始是送几千块钱的石英电子表,后来送上万、上十万的名牌手表,我都收入囊中,毫不节制,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罗某在悔过书里说。

他还在悔过书里承认:某企业为了尽早成立“小贷公司”、加快审核报批进度,对我提出在“小贷公司”中给我10%的股份,并由企业拿出现金400万元帮我入股……我安排亲戚代表我,入股该“小贷公司”成为股东。

许俊眼中的第三类悔过书,是虚实并行型,凡认为纪检机关所掌控的罪行,“勇于担当”“踊跃悔过”;凡认为纪检机关未知晓蛛丝马迹的,绝口不提。

许俊介绍,其曾参办的一名官员贿赂案件中,审问就像挤牙膏,“你问他,他就承认就悔过,你不问他就假装不知道”。审讯结束,该官员前前后后书写了好几份悔过书。

“抱有严重的侥幸心理,对实在掩饰不了的罪行才承认悔过。这种悔过书占绝大多数。”许俊说。

悔过书里的

腐败路径

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曾对2008年至2012年84份职务犯罪人员悔过书进行梳理,发现他们贪腐路径大致相同:曾很优秀,帮助别人赚了钱,觉得得到回报是应该的。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7名副厅级官员的悔过书中,张某便是一个典型。

2000年,37岁的张某担任湖北某地级市团市委书记。之后,“不停包装自己、推介自己,彰显个人才能。当了三年团委书记,顺利当上了这个市一个区的区委副书记、区长”。

“自己看准了一个问题,只有快速发展才能出政绩、出干部,才能快速实现向位高权重的职务迈进的目标。”2006年,张某顺利当上区委书记,并在2010年获得“抗击金融危机优秀县市委书记”称号。

起初有人给张某送钱,被他拒绝。“过年过节,有些老板、下级送钱,我还推辞,有时还比较坚决,后来就半推半就,有的直接放进抽屉或者公文包里;开始只在办公室收钱,后来在酒店、车上也收红包和信封,在家里也接待一些亲密的老板和熟悉的下级。”

“不少老板财富来得容易,他们靠投机,靠政府政策扶持,我看到一批工商企业在区委区政府支持和关照下获得不少财富。和他们比,自己整天忙忙碌碌,不是开会就是陪客,财富少得多,享受更不能比。”张某说,攀比之心让他也想有好车子、有别墅。

“工作下级尤其是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和在身边工作过的同事,他们年年送,开始两三千,后来三五千,还有的上万。”张某承认,当时身为区委书记的他,“用金钱往来的次数来衡量上下级关系的亲疏,用年节往来看待一个下级是否知道感恩。”

2010年8月,张某被任命为湖北省某厅副厅长。“在屁股还没坐稳,副厅乌纱帽还没有戴牢的情况下,又想着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这个正厅位子。”

2014年春节上班第一天,湖北省纪委开始调查张某。“得知这一情况后,我怕影响职位升迁,到处退钱灭火。一周内退出人民币20多万元,美元4万元。迟迟不主动找调查组交代问题、承认错误。”2014年2月26日,张某被送进湖北省纪委双规点。

落马时已担任湖北某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幸某在悔过书中称,他在担任某县级市市委书记时和一些有钱人接触,对高消费生活由羡慕变成攀比,然后开始收取钱物。

“工作期间,某企业老板多次给我送钱,开始我也觉得不该收、不能收、不敢收。但他一再表示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感谢我的关心。我想自己也确实帮他赚了不少钱,他表示一下也在情理之中,慢慢地我不再拒绝。”幸某说。

“我在收受别人钱物时,开始心理也很犹豫,觉得非常不应该,也很紧张、怕出事。后来一想,送的人都是我上十年的朋友,关系很好,这只有他和我知道,收下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就逐渐麻痹了。”湖北某市原副市长郑某在悔过书中说。

罗某在悔过书中称,“我在任区长、区委书记时,当地中小企业改革改制正处于热潮中。区委区政府决定将经营困难、负债累累的黄鹤大厦整体转让,并确定了通过竞争性谈判、出价最高者获得的转让原则。时任国资办副主任阮某告诉我,他朋友罗某愿出最高价,并承诺如转让成功,可给我和阮某两人各100万元好处费。我的私欲膨胀了,贪念产生了。在研究转让意见时,我同意并支持转让给罗某的公司。”

期权腐败与

晚节不保

昆山市检察院分析84份悔过书发现:行贿人与受贿人不再是“一手交钱,一手办事”,而是行贿人向受贿人进行长期的感情投资,以“水到渠成”的方式交易。

这一点,在南方周末记者收集的厅官悔过书里也得到证实。湖北某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某在悔过书中承认自己存在“期权腐败”,“我伙同民营企业主,以不法手段为民营企业承接开发区基建工程项目,并从中收受好处费,我将送给自己的好处费存放在私营老板处,为日后退休经商、做生意积累本钱。”

年龄渐大仕途接近尾声,临退休前想捞一把以致晚节不保,也是一些落马官员在悔过书里较多提及的问题。

▶下转第14版

2014年1月,湖北省某省级单位原副主任鲁某被双规。他在悔过书中称,“担任副主任以来,为省属企业解决了不少难题,为企业发展办了一些好事,为国资监管开创了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工作,现在已经五十七八,职务上难以有进步,就这样了。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也该图点清闲、享点福了。”

从此,“企业的领导同志来请我吃饭喝酒,能去的我都去了。后来拿着几万元应由自己家庭负担的购物发票,到自己所监管的企业和单位给予报销。”自家房屋装修时,鲁某想把房子装修得好一点,“但家里钱不多,怎么办?于是找朋友潘某帮忙。结果朋友一帮就是六十多万”。

2014年4月被双规的湖北某地级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某,心态与鲁某类似。“从我犯错误的时间段看,主要集中在担任副市长期间。中后期,认为自己快到点,再有几年就转岗退休了,能捞一点是一点,以便把晚年生活安排得充实一点、安逸一点。”

王某的心态变化,给商人们提供了可趁之机。“我身边的开发商、建筑商,天天在琢磨、研究我,看我有什么嗜好,爱搞什么活动,喜欢听什么话。我被吹捧得晕晕乎乎。”他在悔过书中显得很清醒,“这些人一开始就设计了陷阱,等我往下跳。当然苍蝇不叮无缝蛋,我的错不能全怪别人”。

湖北检察官许俊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过去官员们的悔过书,一般不会提及婚外情,最近有越来越多官员会交代这一问题,尤其是存在权色交易的。

“从2001年开始,就与他人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一直保持了13年之久,严重伤害了双方家庭和亲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社会道德,也影响了夫妻感情,在小孩心里留下了阴影。”张某在悔过书里说。

罗某则说,“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我见不少官员都有‘婚外情,对此我十分认同,认为两厢情愿,顶多是个道德问题,是小节、小事。于是,对自己放松约束,先后与三名女性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他在悔过书中详细讲述出轨的后果,“我和前妻婚后长期不和谐,对家庭和她本人很少投入精力和关爱,而且我婚后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道德上总觉得对她有些亏欠,想经济上更多地补偿她。”他为前妻创造条件,“让其参与高利贷、收受现金和装修款、红木家具等违法犯罪活动。”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多名厅级官员悔过书显示,除了商人、熟人、下级,亲人也是官员们落马的“引路者”。

罗某不仅仅“放纵前妻”,还让自己哥哥跌入泥潭。罗的二哥对其从小到大关照很多,兄弟情深。“他身体不好,提前退休,生活比较拮据,尤其近几年,儿子赴美留学、妻子患癌症开刀和术后恢复,开支很大。”罗在悔过书中说。

“我觉得应帮帮他,弥补兄弟之情的亏欠。我先后让民营企业老板给他送钱,每人给几十万帮助他,还让老板采取高额回报投资方式,为他获取巨大利益。”罗某说。

鲁某在悔过书中称,“有些错误,是在我想办又不想办的时候,家人推波助澜后办的。”为了给儿子在北京买结婚用房,他妻子“背着我与我的关系单位和个人借钱,但又没有按借钱的规矩办,客观上构成了受贿事实。另外还背着我,找我的关系单位报销了一些购物发票。我没及时纠正,而是迁就默认,以为能侥幸过关。”

写悔过书的

两重动机

湖南省纪委一名长期参与办案的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有些被查官员写悔过书是自愿的。“自愿写悔过书,说明这个人能认错认罪,有悔改的意愿和表现,可以酌情从宽或从轻处罚。”

湖北检察官许俊则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长久以来“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迫使落马官员认罪悔过,指望在刑事审判中得到较轻的刑事处罚。在司法实务中,“悔罪”确实可作为从轻量刑的情节之一。

他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三部分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第七条有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北京律师刘晓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贪官案发后,为了从轻处罚,才写下套话连篇的“悔过书”,表明自己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这其实是惯用手段,是为了在审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种策略。

许俊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落马官员“热衷”于写悔过书,是因为他们被物理强制隔离(被采取双规措施或刑事立案)后,害怕将来的刑事处罚,对组织有所乞求、对法律有所敬畏,希望能对其网开一面、从宽处理,因此在招供之时或之后,积极剖析自己问题的思想根源,坦白罪过,承认罪行;另外,失去人身自由后的孤寂无助感,也会让违纪违法官员有想与人交谈、自我书写的欲望。

许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办案人员也乐于见到被查官员写含有悔过内容的自书材料。

“悔过书中往往带有对犯罪行为构成的主客观供述,这种悔过性质的罪行自书材料往往可以成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据之一,杜绝其翻供或使其不能翻供。写了悔过书的官员,一般不会翻供。”许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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