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国企改革要从“管资产”转为“管资本”

（《经济参考报》2015-08-19）

组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是实现“管资本”的重要组织形式。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的权益，可以控股、参股其他类型企业，也可以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公资本，从而形成混合所有制。而其本身可以不开展其他商业性经营活动，也不干预其控股或者参股企业的日常经营。在这种组织形式下，原来的“国资委—国有企业”的两层结构将转为“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三层结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的认识偏差，建立健全以“管资本”为核心的国有资本管理新体制尚需时日。

周天勇：科学监管为经济注入活力

（《经济日报》2015-08-18）

我国市场经济监管中，长期存在着一些顽疾性的问题。一是事前审批严重影响创业。有关机构设了很多准入环节和标准来决定谁能进入，但是，许多问题并不能因事前准入端管理而避免，相反，还会延长创办企业和投资项目的时间，加大难度。二是相当多常规性检查流于形式。三是一旦辖区内一家企业出了问题，相关部门便开展运动式执法，所有的企业都要停产整顿。大量正常经营的企业，会因突来的一段时间的停止生产而造成巨大损失。无论是事前管理，还是年检，以及运动式执法，以罚代管，甚至吃拿卡要，都给部门、机构和公务人员形成了寻租的空间。

卢雄鹰：我国注册制改革之路该怎么走

（《上海证券报》2015-08-20）

多年的计划经济使得监管部门习惯于无所不包，对监管行为盲目乐观，认为监管的动机是秉公的，在本质上是好的，而对市场持怀疑态度。实际情况是，监管部门作为国家的代表，面对寻租的诱惑，也有机会主义，不排除会利用自己权力中心的优势地位，在规则执行过程中有意扩张监管权力，进而使监管失去可靠性。而且，监管部门，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只能了解和获得某些特定的信息，对另一些信息则处于无知的状态，同样面对“理性无知”和“信息悖论”等问题。所以，政府监管部门的行动同样存在不合理的可能。针对循序递进的注册制改革，任何人都不可能预先设计出一套完整方案，但必须在走完一步之后，有下一步的方案，注册制改革就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探索中推进。

蔡昉：抓住能尽快释放红利的改革

（《北京日报》2015-08-17）

我们围绕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城镇化，有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在内涵上推动城镇化，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看常住人口的百分比，更要看户籍人口的百分比。如果我们城镇化按传统的常住人口统计不再增长，但是能够把现有已经在城市常住的农民工和家属变成城镇户籍人口，我们就可以获得人口红利的延续和新的增长潜力。另外一条出路就是推动外延的城镇化，走区域性的一体化发展道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形成资源和要素互补，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会赋予三地一些新的重新配置的机会。资源禀赋的差异越大，协调发展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也就越多，各地获益也就越多。

张承惠：新常态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新挑战

（《经济参考报》2015-08-28）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金融发展理念归纳起来，就是全力满足中国工业化早中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需要，促进中国经济超常发展。客观地说，这套体系和模式与中国工业化早中期阶段的发展特征是相适应的。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演变，金融发展理念陈旧老化和不适应性逐渐显露。多年行政性干预的结果，是有关政府部门事实上已经成为市场主体之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既制订规则又执行规则，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强烈的自我利益导向。由于政府部门利益的固化，权力的调整和再配置十分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和金融改革的深化。所以，能否妥善应对挑战，能否用科学的态度调整金融发展理念，能否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