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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民族大团结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温毛泽东关于民族团结问题的论述

2015-01-30王立胜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关键词:大团结民族团结少数民族

王立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行政公署,新疆 喀什 844000)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国梦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和最强音,而中国梦的核心内涵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适当拓展,但不能脱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要紧紧扭住这个主题激活和传递正能量。 ”[1](P6)可见,中国梦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我们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是中华民族这个整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中华民族整体的力量,而这个整体力量的形成根源于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应该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时代,没有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中华民族大团结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或作用何在?什么是中华民族大团结?为什么要中华民族大团结?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重温毛泽东关于民族团结的论述对于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切呼唤:“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代表。那么,置身于和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实践的毛泽东是如何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的呢?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2](P663)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中说:“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3](P1026)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涵的集中概括。在他看来,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新中国;一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建立现代化的“富强”的新中国。

任务明确之后,由谁来实施和完成这一任务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建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的问题。毛泽东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靠中国人民大团结。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中,喊出了“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建国初期颇为流行,逐渐演变成“全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万岁!”并且成为国庆等重要节日、庆典的规定口号。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口号呢?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这次会议的状况作了说明:“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4](P10)

在毛泽东看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靠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也就是依靠谁的问题,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获得了坚实可靠的动力保障。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建构:什么是中华民族大团结

民族的团结和联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形成了以各族人民“平等的联合”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团结理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2](P623)总体来说,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规定有以下四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各民族内部的团结。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不只是汉民族,而是指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大家庭。”[5](P402)在中华大家庭中的各个民族内部都要搞好自己的团结,这样才有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如195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一周年给达赖和班禅的电报》中说:“我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紧密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 ”[6](P84)1953年3月8日在给达赖喇嘛的一封信中又说:“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6](P90)在这里,毛泽东不仅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还反复指出,藏族内部要加强团结。

第二,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 ”[6](P101)在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汉族主动与少数民族搞好团结是民族团结的关键。这是因为,在我国的民族关系中,不仅由于汉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55个少数民族仅占总人口的8%,在数量上汉族占绝对优势,而且因为汉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水平要高于大多数兄弟民族。毛泽东在1956年曾经说过,汉族人口占压倒的数目,少数民族有50多种,因为他们人数少,常常被忽视。这一特点决定了在中国的民族关系中汉族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搞好民族关系关键取决于汉族的主动和自觉。其次,搞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团结是民族团结的重要环节。这不仅因为干部是各族人民的代表,他们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心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族发展的方向和前途。最后,要下大力气争取团结各民族中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因为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争取了他们就等于争取了同民族群众接触的机会,团结了他们就等于团结了民族群众。

第三,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中华民族整体的团结,即中华民族“全民族团结”。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 “全民族团结”,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调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自觉认同。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进一步增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已有四年多,这个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3](P807)毛泽东还指出:“什么叫做坚持统一战线?就是全国团结到底。只有坚持全国的团结,才能坚持抗战。现在虽然已有了全国的团结,但还要更加团结,不但团结几个党派就行了,还须团结全国的人民。 ”[7](P132)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自身也达到了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宏大规模,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统一战线。这里包括了海外华侨的概念,中华民族的整体的团结突破了国家的范围,包括了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第四,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以共产党团结为核心形成的民族大团结。这是毛泽东中华民族大团结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明了党的团结在民族团结中的重要意义。“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8](P278)“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自己的许多方法,已经老练得多了。这样,我们就能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争取抗日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同志们,只要我们能团结,这个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2](P535)历史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动了全民族的大团结,从而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正是因为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内部团结的重要性。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为什么要中华民族大团结

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保证。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6](P144)这是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对民族团结重要性所作的理论概括。

第一,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实现和保持祖国统一的重要条件。实现祖国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和标志。没有祖国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翻开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国际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手段之一就是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切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从来都是外国侵略势力策动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只不过是外国侵略势力割取我国边疆领土的工具和内应力量。它们的具体策略就是,与少数民族反动上层和宗教上层相勾结,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各种方式破坏民族团结,以达到分裂中国之目的。从近代中国历史上择取几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英国就曾经插手西藏问题,勾结藏族反动上层,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他明确指示进藏解放军在考虑任何问题时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他认为团结西藏人民是实现西藏解放、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条件。再如,美国曾经策动反动民族主义的领袖人物乌斯满匪徒,为其提供武器弹药以及活动经费,支持其组织武装叛乱,目的是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直到现在,美国还是采取“以疆制华”战略,通过支持一些民族分裂分子的海外组织,勾结疆内的民族分裂势力,制造暴力恐怖活动,目的依然是使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毛泽东深刻懂得,只有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才能有强大的整体力量,才能够巩固祖国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国内各民族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造成了近代中国实际上的割据状态,各民族相互猜疑,互不信任,甚至相互仇视,在帝国主义的利用下出现了民族分裂的倾向。中国各族人民的不团结是帝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6](P78)在毛泽东看来,西藏问题的关键也是民族团结问题,只有形成了汉族人民与西藏人民的“兄弟般的团结”,才能解放西藏人民,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深刻分析了西藏的过去和未来:“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 ”[9](P168)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基于总结中国历史的经验而作出的科学结论。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民族团结的时候,国家就统一、富强,凡是民族纷争和分裂,国家就陷入灾难。汉唐强盛,因为各民族团结。五代十国分裂,国家衰弱。近代历史更是证明,没有各民族的大团结,就不可能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从而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凝聚了中国人民的整体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民族团结对于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第三,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实现国家富强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途径。从历史上看,正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努力,才有了今天祖国的辽阔疆域;正是因为我国各民族间的不间断的经济交往,才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正是因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创造,才有了中华文化的灿烂和繁荣。从现实看,我国55个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8%,但是面积却有64%。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虽然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发展程度比较落后,汉族地区由于开发比较早,基础比较好,经济文化科技水平比较发达。这就决定了各民族必须团结起来,相互帮助,才能有共同的繁荣和发展。从全国的大局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能是指某个地区的复兴,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这个复兴的目标决不是哪一个民族能够单独完成的,只有充分发挥各民族人民的聪明才智,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同时,各民族也只有在全国整体发展了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自己的发展。这说明,民族间的团结合作,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另外,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要实现现代化,要繁荣富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民族间的团结。各民族的大团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6](P121)

其四,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从精神形态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大团结表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形成。中华民族大团结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本内核。贯穿其中的红线就是爱国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历经挫折而百折不挠,帝国主义打不垮,外力冲击而不溃,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千百年来的爱国主义传统已经植根于民族意识之中,就在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奋斗,就在于在5000年的文明史中,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国家没有独立之前,爱国主义表现为争取民族独立,就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就是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生成: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

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而要把这一主体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变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动力,就需要始终保持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怎样才能实现和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呢?对此,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作了系统的理论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消除民族隔阂,坚持“商量办事”,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是存在“民族隔阂”的并深刻分析了民族隔阂产生的原因。在毛泽东看来,全国解放之前,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挑拨,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是产生民族隔阂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3](P1083-1084)1956 年毛泽东又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 ”[10](P732)全国解放后,随着中国的独立和人民政权的建立,造成民族隔阂的原有的因素基本被消除了,但是民族隔阂不可能随之 “很快消除”,其主要原因是大汉族主义的存在。195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严肃指出:“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11](P94-95)同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对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甘肃临夏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报告的附注中又分析说:“有些地方民族平等基本实现了,民族隔阂基本消除了,在这些地方可以说大民族主义只是残余了。但在民族平等还未基本实现,民族隔阂还未基本消除的地方则大民族主义还是严重地存在,不能说只是残余。再则目前时期主要的危险思想是大汉族主义,不要笼统提大民族主义。 ”[11](P96)

其次,要坚持“商量办事”的原则。毛泽东特别强调按照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不能一刀切。他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基于这种思想,毛泽东提出了“商量办事”的原则。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中强调:“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11](P101)毛泽东认为,商量办事必须开展批评并及时纠正缺点:“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11](P101-102)毛泽东关于“商量办事”的思想虽然是针对西藏民主改革和成立自治区等工作讲的,但对整个民族团结工作具有普遍意义。

再次,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必须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而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尖锐指出:“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 ”[11](P115)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再次重申这一思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 ”[11](P144-145)

第二,实行彻底的民族平等。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坚持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的主要内容有三个要点:一是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坚决反对民族压迫;二是要求各民族在一切权利上完全平等,坚决反对任何民族享有特权;三是对于少数民族和落后民族,特别强调反对民族歧视,要求无条件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并将其成功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要帮助弱小民族。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消灭了剥削制度,才能实现中国各民族的平等。在这个过程中,他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现实和具体实际,阐述了民族平等的思想。

首先,承认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批评过国民党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不承认政策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国民党把回族称为宗教信仰上不同的汉族宗支而不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的情况,在陕甘宁边区专门组织了对回族的调查和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回族是个民族,很好地解决了回汉民族之间过去的隔阂和矛盾,加强了回汉民族间的团结。建国后,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国境内有些少数民族只能算是部族或者部落而不能算是民族的错误认识,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内各民族不管大小和发展程度如何,政治上一律称之为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

其次,毛泽东强调民族没有优劣之分和贵贱之别,各民族都应当平等。早在1931年毛泽东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时主持制定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就指出:凡是居住苏维埃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劳动者,在汉人占多数的区域,亦须和汉族的劳苦人民一律平等,享有法律上的一切权利义务,而不加以任何限制与民族的歧视。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蒙古人民宣言中又指出,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凡在内蒙古区域内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生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集中地阐述了他关于民族平等的基本思想: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这就直接指出了各民族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贵贱之别,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

再次,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 ”[10](P732)可以说,国家统一的局面是各民族共同开创的,祖国的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祖国的经济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祖国的灿烂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上,汉族帮助少数民族不少,“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11](P113)所以,中国的各民族是平等的。

根据上述关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民族平等的思想逐渐转化成了民族平等政策。一是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充分保证了各族人民政治上的平等待遇。二是以法律的权威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三是各民族都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参加制定宪法和法律的工作,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四是宪法和法律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局面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是毛泽东根据中国民族实际情况的一个独特创造。根据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实际情况,列宁主张各民族自决,各民族建立独立国家,并采取联邦制的过渡形式,在各民族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苏联。

毛泽东在革命的初期也是这种主张,意在建立中华苏维埃联邦。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并煽动蒙古、回回等少数民族建立独立国家,试图将其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决心探索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独特道路,逐渐舍弃了民族自决的打算,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1947年4月,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民族区域自治设想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新中国建立前夕,关于采取什么途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毛泽东委托李维汉进行调研。李维汉等人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联邦制不适合中国国情,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毛泽东采纳李维汉等人建议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1954年宪法规定,将民族自治地方划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或自治县下可建立民族乡。从此,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就被固定了下来。这是一种与苏联的联邦制度有很大不同的,体现了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相结合,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充分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对于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这个制度为什么会促进民族团结,周恩来的一段论述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问题。他说:“从通过《共同纲领》的时候起,我们就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般原理和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们不主张民族分立,也没有采用联邦制。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主张合,不主张分,是适合我国的历史情况和社会环境的。我国是被帝国主义压迫过的国家,是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从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展、成长起来的,因此,国内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了国内各民族的支持。他们都懂得,只有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侵略。一九五四年公布的宪法更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全国各民族都团结起来了,连西藏也得到了和平解放。尽管目前帝国主义进行阴谋活动,指使西藏一些上层分子闹独立,我们按照十七条协议办事,闹独立的阴谋是难以实现的。可见,民族区域自治适合于像中国这样的从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它可以防止帝国主义的挑拨,促进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11](P151-152)

第四,帮助发展经济和文化。

在毛泽东看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是消除民族隔阂、民族歧视,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信任,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中华民族大团结政治局面的一条重要途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主义政策有针对性地指出,共产党人 “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3](P1084)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时提到:“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 ”[11](P86)1956年4 月,毛泽东讲到:“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10](P733)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讨论新疆工作问题时的一次谈话中谈到:“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积累,但积累不能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资供应,如布、茶、糖以及其他日用品,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 ”[12](P228)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把做好经济工作与增强民族团结并提,而且对新疆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思路作了明确的要求。他的主导思想还是强调发展经济文化对于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以上关于如何加强民族团结的论述体现出了鲜明的逻辑特征:消除民族隔阂,坚持“商量办事”原则,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基础;实行真正的彻底的民族平等原则和政策,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前提;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本制度保障;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途径。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5]李瑞环.看法与说法:第2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7]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刘先照,主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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