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青

不为人知的总策划

《梁祝》协奏曲受到海内外众多听众喜爱，已成为世界名曲，署名作者和曾经出色演奏《梁祝》的演奏家们也成为名人了，但很少有人知道该曲的总策划、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刘品。

刘品，这位当年从第四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走出来的分队长，在上音管弦系进修五年，曾担任总政歌剧团长笛演奏员。由他独奏的巴赫《b小调组曲》由上海唱片厂录制成唱片，在国内发行。1958年，他回到上音，担任学院党委委员、常委、管弦系党支部书记。上音前院长杨立青评价说：“《梁祝》的诞生，倾注了他的思想和智慧，他力主创建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由此酝酿产生了《梁祝》的创作思想、创作班子;他亲自策划、组织，排除了众多困难，最终圆满完成了《梁祝》的创作。刘品在这首享誉中外的音乐作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音乐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史实。”

何占豪1957年考进上音管弦系小提琴专业进修班之前，曾是浙江越剧团乐队小提琴兼扬琴演奏员，参加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演出不少于几百场。上世纪50年代艺术院校学生每学期要下乡演出，可学校所学的小提琴教材，几乎都是外国乐曲，工农大众听不懂;乡亲们要求演奏沪剧、越剧的音乐，当时供小提琴演奏的中国乐曲很少，更没有一首是越剧、沪剧音调的。这让何占豪他们甚为沮丧。

西洋乐器小提琴怎样才能被中国民众接受和喜欢呢？身为系领导的刘品提出了一条探讨性的意见：“小提琴要使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必须解决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而小提琴民族化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作品问题。”在刘品的倡议下，何占豪和小提琴专业的六位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刘品组织“实验小组”开展了“群众音乐思维习惯”和“小提琴演奏上的民族风格”等主题讨论会甚至“辩论会”，使大家认识到，要使小提琴“民族化”，不仅要有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内容，还要尽可能在作品中运用人民群众熟悉的音乐语言，以及探讨使音乐语言更具有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这就为创作《梁祝》协奏曲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刘品的鼓励和关心下，何占豪用越剧作素材，凭感觉编写了《梁祝》弦乐四重奏，新编乐曲在舞台演出和电台广播中获得了听众的好评。然而，回到学校，反对的声音也接踵而至：有人说手指在琴弦上滑来滑去，把琴的把位搞乱了。“既然有矛盾，就把它摊开来解决。”刘品让实验小组与“否定派”展开辩论，他说：“看上去，他们与我们是对立的，其实，对方的反对意见提醒我们，民族化不能简单化。”

不久，弦乐四重奏《梁祝》引起了前来上音视察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的关注，认为《梁祝》“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戏曲音调，是一条新路子”。望继续探索下去。

说实在的，何占豪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自己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子”，也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下去。当院领导和刘品希望他们在弦乐四重奏《梁祝》的现有基础上，写一首大型的小提琴协奏曲，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并确定由他和“实验小组”的丁芷诺担负起创作重任时，何占豪产生了畏难情绪，他觉得自己终究没有学过作曲，作为业余作者的创作潜力已经挖尽，难以完成领导交给的重任。用他的话来说，“颇有‘临阵脱逃的架势”。

关键时刻，刘品赶到何占豪正在艺术实践的所在地温州，耐心做何占豪的思想工作。为了消除何占豪的畏难情绪，刘品白天没能说服他，晚上又把何占豪叫去，与他同睡一张床，作“床上谈心”。何占豪叹苦经：“哎呀，刘先生，我没作过曲啊，不行的。”刘品指出了何占豪没有看到自己“满肚子民间音乐”的优势，却过分迷信作曲大师的天分的心理误区，开导何占豪说：“你以为贝多芬、巴赫这些大音乐家，他们的音乐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娘胎肚子里带来的？不是的！它们都是从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你怎么不行！”一席话，让何占豪茅塞顿开，直到今天，何占豪仍感慨不已地说：“正是刘品先生的这句话，解开了我思想中的疙瘩，使我有勇气投入到《梁祝》协奏曲的创作中去。可以说，没有刘品先生当时对我的开导和鼓励，我是不会去写《梁祝》的，也许今天就不会有《梁祝》这首协奏曲了。”

创作之前，刘品又慎重提醒何占豪：“《梁祝》四重奏的主题虽然优美，但不够深刻，协奏曲的爱情主题一定要在‘深刻上下工夫。”刘品的提醒，促使何占豪重新在越剧中发掘深情的素材，写成了现在这样不仅优美而且深情的爱情主题。

刘品做通了何占豪的工作，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要创作如此大型的协奏曲，如果没有作曲专业老师作指导，恐难成功。为争取丁芷诺的父亲、上音副院长作曲家丁善德的支持和指导，他让实验小组组长何占豪去邀请丁善德的作曲系学生陈钢来参与《梁祝》的写作：一方面可以解决大乐队的配器问题，因为演奏专业学生没有系统地学过配器课，更重要的是何占豪他们可以和陈钢一起到丁善德教授那里去亲聆他对《梁祝》创作的指导。刘品的这一设想得到了党委书记孟波和丁善德副院长的支持。这一设想的实现，是后来《梁祝》协奏曲得以较高质量问世的重要保证。

然而《梁祝》成功之后，人们在与之有关的各种活动场合，再难见到刘品的身影，甚至找不到一篇论述他对《梁祝》贡献的文章，看不到他和《梁祝》有关的照片。功成身退，他躲起来了。也许，在这位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心目中，领导“小提琴民族化”工作，组织、推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只是他应尽的使命。在几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谈及“《梁祝》是怎样创作成功的”这个问题时，刘品都没有着重谈由他参与和策划《梁祝》的创作过程，而是多次强调了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工作方法，他认为，这是《梁祝》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刘品一生淡泊名利，不张扬自己，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即便在他2008年病逝之后，2009年5月，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仍将“纪念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五十周年纪念奖”颁发给他。

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

实验小组得到了上音领导的亲切关怀，从右至左依次为：作曲家丁善德副院长，作曲家贺绿汀院长，作曲家、党委书记孟波，何占豪，丁善德之女丁芷诺，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

慧眼独识定乾坤

上海大剧院庆祝《梁祝》诞生50周年的晚会上，原上音党委书记孟波被请上了舞台。何占豪走上前去，面对尊敬的老前辈，毕恭毕敬，深深地一鞠躬。顿时，台下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人们不会忘记，50年前，在“大跃进”的浮躁社会环境里，院领导要求管弦专业“实验小组”写一首大型的小提琴协奏曲，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实验小组”报了两个带有当时时代特点的题材：“女民兵”和“大炼钢铁”，何占豪则拟将他的弦乐四重奏《梁祝》，写成一首大型协奏曲。孟波书记富有远见地选择了《梁祝》。要知道，在当时文艺界盛行“文艺为当前政治服务”的风气下，反其道而行之，是要担风险的，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孟波的选择，显示了老一代艺术家独到的眼光，和开拓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魄力及胆识。

早在延安时期，孟波就担任过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中央交响乐团指导员。在刘少奇任校长的鲁艺华中分校，孟波分管教务，兼任音乐系主任。建国后，他担任过天津、广州市文化局长，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调到上音之前，他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孟波的远见卓识，来自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文艺工作的思想：“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孟波记忆犹新的是1956年8月24日，文化部与中国音协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结束那天，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同音乐工作者谈音乐创作，毛主席说：“音乐可以采用外国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点，要有自己特殊的风格，独树一帜。”毛主席还说：“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文化发展。”他寄语音乐工作者，“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毛主席的谈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确立的中国文化艺术的科学发展观。

孟波的慧眼独具离不开他自身的艺术底蕴。早在20世纪30年代，孟波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就常到建国西路仁安坊七号冼星海的住处求教。1936年，他担任过《大众歌声》编辑。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创作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高举革命大旗》等歌曲，曾鼓舞了一代革命者前赴后继。孟波以一个音乐家的眼光，凭直觉感到，《梁祝》委婉凄楚的爱情旋律，更适合小提琴乐器的表达形式。况且，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已家喻户晓，长演不衰，颇受欢迎，有群众基础。当得知何占豪本就是浙江越剧院的小提琴手，孟波毫不迟疑地在《梁祝》的选题下打钩。

何占豪至今记得，在审听初稿时，孟波副院长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一条关系作品成败的意见。原来初稿中，《梁祝》没有“化蝶”这一场。当孟波发问：“为什么省去化蝶？”何占豪实话实说：“新中国青年不应该相信迷信，人死后不可能化成蝴蝶。”孟波副院长笑了，为当时才二十几岁的何占豪的纯真，他以一个老艺术家的眼光引导何占豪说：“恐怕不能这么看问题，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这是对封建势力最强烈的反抗。”他谆谆告诫何占豪和陈钢：“不但要把‘化蝶写好，而且要写得更美。”评论界将“化蝶”一场定位为《梁祝》的“点睛之笔”，是全剧的“灵魂所在”。孟波的“点魂”之笔功不可没。

当年刘品向孟波求助，欲从作曲系调陈钢参与《梁祝》创作，反对的意见很多。陈钢的父亲陈歌辛当时被打成右派送白茅岭劳改，于是有人指责院党委让陈钢入选参加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创作不合适！在那个“火红的时代”，选人用人可以上升到一个阶级立场的高度。在院党委会议上，孟波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说：“父亲不等于儿子，儿子是人才，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作为党委书记的孟波作出这样的决定，该有怎样的胆识！但非议接踵而来：“《梁祝》是才子佳人，封建迷信，怎么能把这样的东西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孟波将何占豪和陈钢叫到他办公室，给他们讲，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正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反封建的主题是进步的、革命的，怎么不能向国庆献礼？从而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为让《梁祝》顺利走向社会，孟波在协奏曲定稿之后，率先将《梁祝》录音带送到市委宣传部征求意见，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听完录音后连连称好，孟波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求名利的境界

何占豪说他内心对一个人总有歉意，那就是实验小组的丁芷诺。丁芷诺是实验小组的女才子，她编写的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颇有新意，不但受到听众的欢迎，还引起了前辈音乐家的创作欲望，她的父亲丁善德教授编写弦乐四重奏《二泉映月》（1960年）、吴祖强教授编写弦乐合奏《二泉映月》（1970年前后），都借阅了当时还是年轻女学生的丁芷诺的总谱作参考。协奏曲《梁祝》第一阶段的创作，是丁芷诺与何占豪合作的。在两人取得一致意见，即尊重“群众思维习惯”的前提下，使乐曲有了构思的雏形，创作了全曲最主要的爱情主题。就在他的父亲丁善德教授决定让他学生陈钢参加到实验小组的创作之后，丁芷诺发扬风格主动退出《梁祝》协奏曲的创作。当时刘品表扬了她“不计个人得失，一切从工作出发”的共产主义风格。

就在距离《梁祝》汇演愈来愈近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事。陈钢有一天把《梁祝》总谱弄丢了，据说是放在自行车后座上飞掉了。虽然陈钢表示他可以重新写，但时间可能来不及了，就在这关键时刻，丁芷诺挺身而出，接手编写。现在总谱上“草桥结拜”那段小快板，基本上就是丁芷诺写的。

何占豪赞叹说，丁芷诺参加了第一阶段的创意和共同构思，又参加了第二阶段的配器，可是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她参与过《梁祝》的创作，更没有想到要署名。这种“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高尚情操，正是那个时代可贵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不求名利的还有俞丽拿。当时刘品认为俞丽拿在演奏上有发展前途，为使她能有更多时间练琴，将来在国际比赛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暂时没让她参加实验小组。实验小组的同学除了完成功课作业，还要花很多精力投入业余创作，常常是白天时间不够用，晚上再挑灯夜战，瞌睡了，就用自来水冲一下脑袋，确实不容易。

当俞丽拿得知刘品先生从爱惜人才及合理培养人才的角度，对俞丽拿作出这个决定时，好像受了满肚子委屈，在实验小组成立会上，她流着眼泪对同学们表示自己的决心说：“我不愿意领导对我特殊照顾，我宁愿在小提琴民族化的道路上做一颗铺路石，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便将来不能成名成家，也绝不后悔。我希望大家同意我参加实验小组。”在场的同学们都深为感动，纷纷说服刘品先生改变主意，理由是让俞丽拿参加实验小组对开展工作有利，并且把实验小组集体研究的成果——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提供给她。

专家把关是成败的关键

丁善德曾经师从当年法国最负国际声誉的女作曲教师布朗热，在作曲方面的造诣极高。他写过钢琴曲《儿童组曲》，完成了艺术歌曲的改编，创作了大合唱《黄浦江颂》与交响曲《长征》。丁教授全身心投入创作教学，他每周给陈钢、何占豪上课。何占豪至今记得，第一堂课上，丁教授就问他：“你们的协奏曲准备取什么名字？”何占豪一时答不上来，因为外国交响乐曲作品中，除了交响诗、交响曲等体裁有些标题音乐，凡是协奏曲类几乎没有作曲家接上标题。何占豪把犹豫的理由告诉丁教授后，丁教授马上说：“为什么一定要跟外国人一样？既然内容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取这个名字。外国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很好吗？”短短几句话就让何占豪悟出一个道理：向外国人学习，不要盲目崇洋。

为了协奏曲更有民族风格，陈钢与何占豪商量，在配器中加了一组琵琶。丁教授听后立刻指出：“如果外国人想演《梁祝》，他们不会弹琵琶怎么办？”接着又说，“音乐民族化不是简单化，不是加些民族乐器就算民族化了，要在音乐上下工夫。”何占豪如今想来，不能不赞叹老教授站得高看得远，即使在那个年代，丁教授就想到，创作民族的音乐不仅要使中国人喜欢，还要面向全世界，让更多的艺术家来演奏中国的音乐作品。

丁教授对《梁祝》的创作做了具体指导，诸如“是否采用奏鸣曲式”，“是用单乐章还是用多乐章”，“《梁祝》的故事情节如何与西洋曲式统一”等等，都是在丁教授把关下确定的。

蝴蝶就是这样飞起来的：在何占豪的身后，有“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强有力支持;有骨干成员丁芷诺对创作《梁祝》直接、具体而又突出的贡献，有陈钢在创作技术上的紧密合作，更有丁善德教授对何占豪和陈钢创作上的精心辅导。在这样一个创作集体中，更离不开有远见、有胸怀、有智慧的领导孟波和刘品。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