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涵漠+张雄

闷声憋大招

于梦和几个朋友在2010年年底突然被韩寒的电话从北京叫到上海，韩寒声称，自己为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第一天半夜韩寒带他们去《独唱团》工作室打游戏。第二天下午又开车带他们去往老家亭林镇，有间老房子门口插了很多旗子，韩寒觉得插得不整齐，专门停车下来给拔了，重插一遍。

然而韩寒对所谓的惊喜闭口不提。于梦回忆，“每天这么吃吃喝喝，也差不多了，惊喜没见着我们决定回北京了。”那天凌晨两点，韩寒带着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他敲了敲一间卧室的门，从里面抱出了一个熟睡着的小孩子给大家看，“看，这是我的惊喜。”

刚刚当上父亲的韩寒幸福地抱着女儿韩小野。这种温馨没能持续多久，屋里的家人—于梦猜测可能是韩寒的妈妈—说道，“大半夜的你别吓着孩子！”然后小野开始大哭，韩寒只能赶紧把孩子放回去。

惊喜不止于此。接着，韩寒领着朋友们去往摆着各式各样的头盔、奖杯的地下室—他的居心之所，他又磨磨蹭蹭瞎聊了一会儿，终于拿出一张纸，“我念一个东西给你们听。”他嘻嘻哈哈地念了半页，一个小故事的开头，那也正是今年7月24日上映的电影《后会无期》剧本的雏形。

这令于梦感到有些诧异。尽管此前春天在北京的一次见面中他已模糊感到韩寒对电影的兴趣，但当时韩寒的问题还停留在相当初级的阶段，“比如那个电影到底是多少人拍的呀，那个电影大概花多少钱之类的。”

仅过去了两个时令，韩寒显得成竹在胸，他在地下室里宣布电影将在明年3月1号开机。而朋友们却觉得可信度极低，“你现在拿一张纸出来，告诉我们说隔几个月就开机，这个不太可能的。我知道他的性格，也基本上经常被他忽悠，所以就说那你写个证据给我吧。”韩寒翻出本自己的小说《1988》，扉页上写，“明年3.1见”，郑重其事。

但现实没那么戏剧化。2011年3月1日他没能开机。“当初他没想成熟。其实他一直在想，在构思自己的故事，但是他，你知道韩寒是个很贪玩的人，超级贪玩的一个人。”《后会无期》的投资人兼制片人方励说。

最终，2013年5月，韩寒、路金波、方励三人彻底定下了这事，2014年2月开机，5月杀青，为了赶上今年的暑期档，韩寒只留下了不到两个月的后期制作时间，这是一个常常被认为并不充裕的数字。

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韩寒怎样学习成为一个导演。后来成为其导演助理的于梦说，“我不知道他自己在家里是不是偷着看（专业书籍）之类的，反正据我所知，周围的人没见他看过。”于梦带过几本书给他，韩寒有时翻两下，挑特别有意思的念一句，然后迅速地，注意力一转移，这茬就过了。

于梦回忆，韩寒唯一一次看书是在等待航拍准备的空闲时间，他百无聊赖，从航拍驾驶员那里翻到一本“掌握人际关系的制胜法宝，25条什么忠告之类的”，“他看了将近半个小时，好认真，可能就是觉得太无聊了。”

当被问及学习过程，韩寒尝试着用段子带过。“那天特别逗的就是，（我）准备一本书，大意就是‘编剧的100个技巧，我们的摄影师也是手边不知道从哪儿买了一本盗版书，就是‘如何最简单地把镜头拍好看。我们俩有一天互相到彼此房间看见了说，擦，这你妈要让外人看见了还能有信心吗？但事实上我们本质上都是把这些当成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看的，不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但是他承认，“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横空出世的”，“这种信心的建立也是很痛苦的”，“只是，我觉得展露学习过程本身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行为。”

“他是一个习惯性憋大招的人嘛，”曾经采访过韩寒、后来与其成为朋友的前南方周末记者陈鸣说，“就他会默默地花一两年时间做什么事情，然后拿出来吓死你们。”

韩寒2.0

剧组中的韩寒并不像一个毫无经验的新手。导演贾樟柯受韩寒之邀，前往西昌客串了一个角色。他告诉记者，“韩寒是作家出身的，但是他非常明白导演工作跟编剧工作的区别，他在现场反映出来全是导演工作的思维方法，比如说对节奏时间感的控制，对视觉影像的控制。”

开拍之前，一些已经拍过多部电影的剧组前辈给韩寒提了些建议，导演一上来就得发发飙，把大家镇住。还有人以一位去年拍出了高票房电影的新导演为例，有前辈此前支招，你一上来就应该把剧组吓住，结果新导演一开拍就连轴转拍了72小时，“把所有人都拍得没脾气了”。

但韩寒的表现截然相反。“每天只要一到片场就笑嘻嘻的。”于梦说。见到每个人都打招呼，“早啊”，半夜开工也“早啊”，“见到每个人都是早啊早啊早啊。”

作家张冠仁参与组织了《后会无期》全过程的纪录片拍摄，他发现韩寒讲戏总是凑近演员小声说。现场出了差错，他也不跟人生气，先自我调侃一番，要不就拍拍“罪魁”，“哎呀，拖出去斩了。”所以剧组人私下里叫他“捅娄子关怀”，意思是“你捅了娄子，不仅没事，他还会关怀你一下”。

与这种温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细节的控制欲。虽然有剧本，但演员往往在开拍之前才能收到台词，韩寒会将台词发进一个名叫“影帝群”的微信群里，该群成员包括韩寒，男主角陈柏霖、冯绍峰。韩寒说，“我不希望演员自己去改动台词，他们由着自己的性格，我知道个台词大意，我照着你的这个大意来说话，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并不是一个愿意出让话语权的导演。在路金波的描述里，“说韩寒很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那是假的，我绝对不相信。一个镜头往前推一米还是推半米一定是韩寒说了算，对于片场目所能及的一切，不管是演员的妆好不好，还是光好不好，还是道具好不好，还是应该怎么拍，绝对是韩寒一个人说了算，不会向任何人学习，也不会听任何意见，他只是假装听听大家的意见。”endprint

韩寒毫不讳言，这是骨子里就带着的对赢的欲望。“一个”曾经的美术编辑何禾常和韩寒一起打牌，“如果说我们今天是5比4，他是4，我们是5，他会说，别走，还有两局。他根本不让你走，‘啪一声占住门，说你们今天走不了了。我们说操，两点钟了，打不动了。他说我叫麦当劳，你们根本就是运气好，就是这样，你们必须要留下来。”

路金波跟韩寒玩过一次牌。在他看来，韩寒就是“永远要赢”。“不光是结果赢，嘴上更要赢。千万不要在嘴上占他便宜，他会给你耍赖，我觉得这是他很重要的性格。”

在第二次采访中，韩寒表达了和第一次采访时同样的意思，“有些人的过程导向是懦弱，听太多这种过程导向以后我产生一种排斥和逆反。我不注重结果，我只注重过程—谁他妈不注重结果啊，你不注重结果你、你……我觉得这是一种推托和虚伪……比如说我输了就输了，比赛输了，过程是还可以，但结果还是输了嘛。”

并且，在何禾看来，韩寒正在经历某种绝境，“这个绝境其实是叫做，对受众的期待。你看，小四出了电影，你也得出电影……这两年全都是，如果谈到小四，他认为小四在自己运作自己产品上是成功的，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当然也希望具备这一点。”

方励记得，韩寒早已有了剧本构思，结果方韩大战出现，“我说你现在根本就不应该回应这些东西，把原来我们想拍的电影抓紧时间拍出来，拿电影直接回答别人，结果他又不着急。2011年给他讲的，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小时代》。所以我说我觉得，因为他赛车太忙了，他每年这么多赛车，他的时间支离破碎，自己又贪玩……我觉得他受到了压力，（压力）是这个市场的成长。”

韩寒的电影将在郭敬明的《小时代3》一周之后上映。他解释暑期档是让投资方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真的没有去想所谓的一决雌雄，我们的眼界心界不止于此。”

马一木是韩寒重要的合作伙伴，《独唱团》和“一个”的前执行主编，他以电影为临界点划分韩寒的人生，前面是1.0，后面是2.0。何禾则将之称为韩寒产品的“迭代”。

至高荣誉

现在韩寒毫不客气地将自己过往的博客岁月称为“键盘侠”。“坐在家里面，写个一两千字，大家看着很愤世嫉俗，感觉非常的正义凛然，但归根结底，还是键盘侠的一种，只是一种高等键盘侠。”

在拍电影之前，韩寒尝试过小的转轨：从写博客转向编杂志。

当杂志主编是他从小的“个人理想”。2009年，他给刚从《时尚先生》离职的马一木写了封邮件。

我要办一本文艺杂志。韩寒说。

什么样的文艺杂志，牛逼吗？马一木问。

牛逼。

怎么牛逼？

一个字两块钱。

“就单这就够牛逼了。”马一木说。

前南方周末记者陈鸣曾在韩寒的办公桌上看到过一本《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韩寒抱持着必须胜利的决心。版式推翻了两遍之后，《独唱团》找到了一种反精美、故意为之的粗糙风格。“他的小说也非常的草莽。”周云哲认为这符合韩寒的特点。这种风格甚至延续到他们的招人中，他们的原则是“男的要野，女的要骚”。几乎一半的原创文章每千字2000块，并且，“还设有最差观点和文笔的文章两篇到三篇，表示杂志完全不认同作者的观点，杂志认为作者脑残，反人类反常识反正义反自由，杂志也会发表此类并且示众。为了表示和这些人的形象的吻合，所以这类文章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250元，也是非常高的标准。”

《独唱团》在2010年7月上市，但只此一响，第二期即因某些原因无法上市。韩寒对外宣布编辑部解散，但他的同事们却没有被遣散。韩寒总觉得可以翻盘。

在《独唱团》停刊到“一个”推出的一年半时间里，韩寒为员工们的休假式上班支付成本。他们试着做了一些其他项目，均无下文。有段时间他们甚至计划组建一个乐队，还煞有介事地排练了一个月。这段时间里，印刷厂不断重印第一期《独唱团》，这本只出了创刊号的杂志最终卖了300万册，这笔钱足以养活他们。

300万册是什么概念？韩寒形容，“就是你已经不能放广告了，插广告你就会亏……一张广告的铜版纸是5分钱，你插广告的运营成本是15万。广告给不了你一页纸15万的。就是说办到插广告要亏的这种程度，其实是杂志的一个至高荣誉。”

那时韩寒离30岁还有两年，很多人认为他的声望在当时到达了顶点。《独唱团》之后，韩寒退回监管力量稍弱的博客故土，他依然在博客上叱咤风云，但是杂文产量已在日渐减少直到非常之少。

到2011年夏天，《独唱团》小团队闲了一年，美编何禾已经有点扛不住了。他能感到韩寒也在急，他不停地找人打游戏。“他很清楚这一点，就是他自己的原因导致这件事情没法继续了。他有一股能量发泄不出来。”但何禾觉得，他们只是韩寒诸多烦心事中的一件，也许都算不上最要紧的。他举了个例子：好比说你家的猫快没猫粮了，这事有点急。但它是你今天很多事当中的一件事，优先级比较低，那么这件事情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我们就相当于那只猫。”何禾说。

高等“键盘侠”

按照某种简单化的逻辑，人们可以将2011年底的“韩三篇”视作韩寒变化的标志。年末，许久未写的韩寒在博客发表了展示蓬勃野心亦引发轩然大波的韩三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

他似乎在进，因为批评的范畴更广，不再仅仅将当权者看作靶心，“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又似乎在退，因为显然他在文中表现出了对社会复杂性的理解—当你开始理解复杂性，你的锐气通常也就走向消磨了。endprint

这个从前的愤青被归类为保守派。“韩三篇其实他是改了，他是变了。当他更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黑白分明的人，但是这个世界肯定不是黑白分明的，所以他现在在趋向于变得黑和白之间。”何禾说，“挨打那是活该，因为他纵然有这么多的受众，但很多人听他讲，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有道理，而是他帮你发泄，所以说他误会了自己的受众。”

此前手握正确的意见领袖快感正在逐渐消失，“该赞美过的人也都赞美过了，该得罪过的人也都得罪过了。”韩寒说，“但这个高度我不想再继续攀升了。”

就在这时候，方舟子出现了，他指责韩寒有“代笔”。在过去许多年里，韩寒都展示着一种以全世界为敌的形象，但在马一木看来，“他是少年成名，一路非常顺，他的赛道里从来没有出现任何一个障碍物。”结果，韩三篇之后不到一个月，“方韩大战”发生，韩寒被从赛道里撞飞了。

周云哲记得，韩寒说了句“蛮有韩老师风格的话”，“我是村里面最壮的小伙子，就觉得有这个责任。”所以面对方舟子的攻击，他迎了上去。

于梦感到韩寒曾有一种错误的预判，他认为就像自己之前与高晓松、陆川笔战一样，“可能吵归吵，总有一天见面时会相逢一笑……后来发现方舟子属于那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招数，你都总结不出是什么套路了。”

那时何禾常看见韩寒一个人在公司里抱着电脑，不停地翻评论，看论坛。于梦记得，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朋友们调侃他，争相与其合影帮他自证清白，因为方舟子批评他身高造假。除此以外，韩寒的状态是“安静”、“没反应”，何禾说，“这真的是他第一次感觉自己掌控不了局面。”

爱惜羽毛的韩寒一下子被解构了，曾有媒体人说，这就像一个人在意气风发地发表演讲，突然有人在台下喊，你牙缝里有片韭菜。

《独唱团》、韩三篇、方韩大战，那3年的各种经历共同证明，发声—包括写作、做杂志—变得成本过高。《后会无期》似乎成为韩寒的一种解决方案，他转换赛道，正如他曾经在博客里写的那样，“我会飞出你们的射程。”

面对记者时，韩寒承认有一点东西被改变了，那就是，这让他认识到自己过去“只是一种高等键盘侠”，而这件事之后，他做了那么多实质的东西，无论从家庭上、事业上、自我认知上，“如果你没有被疯狗咬过的话，你也不知道自己能跑那么快。”

2012年夏天，韩寒度过了30岁生日。此后两年，一年最多写一两篇杂文，谨言慎行，少对时政发言，即使在言论汹汹的微博场域，也只是卖卖萌，去年11月因为贴出了拥有一双漂亮眼睛的女儿的照片，他获得了“国民岳父”的称号。

他在和这个时代的口味一起改变。他的朋友、作家、正在人大文学院当老师的张悦然告诉记者，“有一些学生仍旧会读（韩寒的文章）。不过他们的感受肯定与当年那些和我们同龄的读者不一样。那些与我们同龄的读者，与韩寒一起成长……获得反抗的力量。相比于韩寒的书，也许现在的学生更喜欢看韩寒的微博，以及韩寒微博的评论。”

现在31岁的韩寒这样解释自己的变化，他说过去做的那些事情“可能浪费了我的才能以及时间”，“那些杂文会传播得很广，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一来这个社会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当然你也可以非常骄傲地说，社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也有一份功劳，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过不了朋友这关

张悦然将韩寒描述为“几乎是我见过变化最小的人”，“他身上有一种朴素而真诚的东西，是很恒固的品质，这些年未曾改变，纵然承受过很大的非议，经历过声名的起落……当然还有他的任性，像个长不大的男孩。”

但是，于梦形容他“更放松了”，“他改变了一些想去跟这个世界表达的方式了，就不再说是去对某个人，或者对某个事情具体地再去抗争，去怎么样了。”

而且，在所有人一起走进移动互联的时代，似乎每一个有点志向的年轻人都在被创业的焦虑包围。韩寒身边也充满了这样的年轻人。

2012年夏天，还留在小团队里的人折腾一年后做出了“ONE·一个”，由韩寒任主编，每天推出一个图片、一个文章、一个问题、一个东西。这个产品曾经部分承继过韩寒在《独唱团》中试图传达的精神。马一木记得，上线第二天发布的文章名为《雷锋和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作者是一位其时62岁的美国教授。“实际上前两个月完全是沿袭独唱团的风格，都是还蛮深、蛮厚的稿件。”

但随之而来的数据证明那些富于野心的稿件并不适合手机阅读，此后，“一个”的风格偏于明快轻巧文艺。现在“一个”的业绩是2000万装机，日活跃读者100万以上。

相比于电影和出版所承载的个人理想，“一个”是一个只能“走电子层面”的无奈之选，但韩寒还是在这上面表现出了自己的某些坚持。当时的执行主编马一木并不满足于“一个”仅仅是电子杂志，他反复跟韩寒说产品要有变化，“你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互联网了，你看Instagram、陌陌，2012年是社交年，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你当然也希望ONE能做成一个社交阅读应用了。你需要融资。”

“一旦控制权被稀释，万一产品去了别的方向，他担心形象受损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位前《独唱团》成员这样理解韩寒对融资的谨慎。“这个时代是模式大于内容的，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都是模式。但对于一个内容发布者来说，他更关心内容。个人英雄主义就是这样，他只关注自己的。”何禾说。

《独唱团》曾设在上海市郊的办公室像个远离现代生活的隐喻。一家财经媒体前去探访并描述，“阳台外是一小片花园，由于疏于修剪，草长得几乎有半人高，草丛里卧着几只晒太阳的野猫”，“客厅墙壁上，留着韩寒的涂鸦：‘任何年份，5月1日之前不准关地暖，备十套睡衣！放在每一个能看见的地方！据说这是因为韩寒喜欢在这里赤脚。”

关于“一个”上班时间的问题，韩寒纠结了整整一年。他受不了每人一个格子间，每天朝九晚五。从《独唱团》到“一个”创立早期的3年多时间里，员工们每周只需要上一天班—更确切地说是两个小时—下午2点到4点。其余时间用微信沟通。endprint

“一个”的执行主编、作家小饭和马一木当时对此有些不满，小饭说，“其实就是这个项目，我负责得很吃力，因为我们这是个严格的产品，那时候是12点必须上线，一天不上就是生产事故。但我基本上找不到人，这个人今天没上版面，版面上很多错别字，版面出错，位置出错，我找不到人，我打不通电话，我都得自己干，那不是很累吗？”

别扭了一年后，“一个”团队从郊区搬进市区，韩寒将团队成员的坐班时间定为工作日下午1点到6点。

几个月前，马一木决定离开韩寒，创立他的短视频项目“短裤”。就像韩寒告诉他自己要办《独唱团》时那样，他们也进行了一段简短的对话。马一木对韩寒说，他想做短视频。

多短？韩寒问。

一分钟。

有什么特点？

酷。

还有呢？

想让好多有才华的人来创作这一分钟。

韩寒爽快地给了马一木启动资金。与马一木一同离开的还有周云哲、何禾。韩寒对马一木的项目一直保持关注。何禾的女友在韩寒的电影剧组工作。她告诉何禾，韩寒为转发“短裤”的视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想该用什么句子来转发。

韩寒表示自己并不想做一个投资者，“真的不是说这项目真多么好。我也不适合（投资）这方面的事情。我只希望他们会因为在这里工作过而获得更多的一些便利。”

“以他的性格很难有这种（商业）意识，他更关注自己可不可以玩出自己想要的东西。”韩寒多年的朋友、《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蔡崇达说，“事实上他不太关心如何经营自己……他是想为朋友负责任……他总过不了朋友这一关，这也是他可爱的地方。”

那一架协和飞机

韩寒拍戏时最喜欢穿两件衣服，一件咸菜色棉袄，一条屁股上破了两个洞的裤子，剧组成员每天都拍那两个洞，只是韩寒自己不知道，还一直穿一直穿。

6月19日，他出现在电影推介会在清华举办的盛大现场，一身装扮不比在片场讲究多少，当天他没洗头，稀疏的胡子也没有修理。强光打在韩寒藏青色的衬衫上，使他看起来就像从汽车驶过后的一团灰尘里走出来。

他的放松也可以被视为另一种刻意为之。这样的心态曾让他的朋友、出版人路金波焦虑不已，“他是一个主意很大的人，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我跟他讨论过两年小说，我发现他面对铁证如山的错误也根本不会改，他的小说可以把人写着写着写没了。我送他经典教科书，说小说一定要塑造人物，他说我觉得小说不用塑造人物，只要有情怀就好了。”

值得投资人们庆幸的是，韩寒最终制作了一部不那么非要背道而驰的影片。方励说，“慢慢地你发现他找到了方法，一开始他没有接受，慢慢他可能会意识到你们说的是对的。”

路金波对《后会无期》票房预期的底线是《小时代3》，他觉得韩寒也许比自己更乐观。按路金波的说法，韩寒过去也是“著名影评人”，“后来不写影评，是为了积攒人脉，所以跟赵薇、邓超关系都挺好的。交一些朋友，他是为了跟人家学。”

家庭生活给韩寒带来了某种变化，他第一次意识到钱是很重要的—路金波这样解释，以前韩寒住在城乡接合部一间很普通的公寓里，价值200万，相当于上海的五环。他没有太多爱好，消费基本都在车上，一年买三辆车，买了以后还会卖掉，每辆车大概浪费50万，一年换3辆也就150万。他那时年收入300万，日子过得舒舒服服。

“现在是有老婆，有孩子，有保姆，有岳母，有自己的娘，都住在一起。你有了孩子以后那时候不想曝光，你去小区怎么遛弯？你也不能成天搁在屋里，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别墅。”路金波说，“他不止一次说过，我的理想是一年挣500万。”

但现实对韩寒的改变是有限的，他仍然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商业天才。“其实最早他有点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后会无期》剧本策划魏君子说，“拍摄期刚开始算好的时候，他还给自己排了赛车的时间。他不知道走掉这3天这个剧组的成本。”

方励也直言韩寒“准备得不够”。“这不是他原来想象的身边几个人就可以做完。”《后会无期》除宣传发行外的成本是5000多万。“如果换个熟悉的导演我能少花1000万，”方励说，“但也是因为多花了1000万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的创作灵感很多，这就是因祸得福。”

出道多年后，韩寒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再一次赢得受众，“我觉得正好是我自己的不顾市场的一种表达，恰恰赢得了一部分受众的喜欢，它可以让我更加去不顾市场地表达。我不需要迎合那些观众，我来这里是拍电影的，不是来拍马屁的，我既不是来拍发行方、投资方马屁，我也不是来拍观众马屁。我有我自己的基础审美，我相信在我基础审美下做出来的东西不会不好看，只是说它没有当今想象之下的那些商业元素的存在。”

总之，拍电影让韩寒活过来了，马一木说，“拍片现场蛮意气风发的，之前是洗澡都不唱歌了，就可能是，不想说是因为方舟子的影响，肯定是某一段时间。”

电影推介会上，当主持人介绍道“他是一个男人，他是一个作家……”，观众用他们的尖叫表明他们已经意会到韩寒即将出场。跟他的同行们一样，韩寒的发言也很流畅—为了背好这段演讲稿，他特意把活动前本来安排的两小时采访挪到了第二天。但看得出他并不太愿意顺着观众，因为在金句与金句之间，他等不及给观众鼓掌的缝隙，他好像着急把准备好的话一口气讲完。其中一句当时是说给空气中此起彼伏的“岳父”喊声，“放心，小野是不会嫁给你的。”

很难判断这是不是一个更优版本的韩寒。小饭抱着怀疑的态度，“你说缺好导演吗？也缺。但是韩寒更多的价值不在这里。他的转变是被动的，我相信不是他理想中的状态。我认为他在公共批评那个领域他已经做到极致了，但是他放弃了他无人可以替代的地位去做电影了，他有一些妥协。”小饭说，“可能我是宁可喜欢2010年那个时候的韩寒。”

现在，以批评著称的韩寒，不肯对记者谈及自己对其他导演的感受。“以前我不做这个事情，我可以，OK，对谁都‘哒哒哒哒，我现在做这个事情了，那我就专注于我做的事情，在自己没有做出成就之前，我不去评价他人。”

即使在马航事件中，他也“根本就不想搀和这个热闹”，他厌倦微博上很多人充当福尔摩斯，急于夺人眼球，关于飞行器的错误信息充斥。而他其实对飞行器颇有了解，他惧怕坐飞机，“我害怕一样东西就会去研究一样东西”。

这个时候他突然跑题，讲起唯一的一次欧洲旅行，“看着各种各样的建筑、教堂，我内心没有引起过一丝的情感。唯独我在戴高乐机场的一个角落里面看到了一架协和飞机的时候，我特别感动。”

协和飞机于1969年诞生，1976年投入商业飞行，它能以2.02倍音速在高空飞行，这样从欧洲到纽约的航程只需要3个半小时，再算上时差，正如那些购买昂贵机票的乘客喜欢的口号一样，“在出发之前到达”。但它并不是最讲究商业成本的机型。2000年，一架协和客机起飞时碾过了另一架飞机脱落的小铁条爆胎，碎胎片在空中割破油箱，飞机爆炸坠毁。这次事故令公众失去了对协和飞机的信心，3年后，它们全部退役。

“那一架协和飞机就静静地矗立在机场的一个角落，做着昂首起飞的姿势，但是它却被牢牢固定在了地面上。其实那一刻我是特别地悲伤跟伤感的。”韩寒说。

深夜的北京，协和飞机令韩寒陷入长达10分钟的滔滔不绝，他同意，在这架伟大而失败的飞机身上有些自我投射。然后他决定解构这种突如其来的感动，他笑了笑，“操，我说到这儿，我都忘了问题是什么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