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y+Kirkpatrick

我正处在攀登空档期。秋季去佩恩塔（towers of Paine）的计划已取消，又接不到更多的活儿囤积攀登资金。天无绝人之路，一天晚上手机叮咚一声响，一封邮件跳了出来：

安迪，我给你介绍一个大计划：毛德皇后地（Queen Maud Land），12月15日出发，我们需要你，所有的花销我包了，要拍个片子，俩月。有多个探险项目，低空跳伞，还要开发新的攀登路线。

你来吗？

这封邮件来自挪威的传奇人物亚力克斯·盖姆（Aleks Gamme），他可是个多面手：花样跳伞（pro sky diver）、南极单人滑雪、攀登珠峰等等样样都拿得起来。这个家伙曾经在冬季攀登了挪威的恶魔之墙（Troll Wall）路线。这种邮件是梦寐以求的上天礼物，可是，真要回复“是”，还得考虑考虑。我打开计算机，登录后找到我的孩子们。

“埃拉（Ella），埃文（Ewen），我接到一个邀请，要去南极洲待两个月，恐怕会错过圣诞节。”

两个孩子几乎同时回答“不……不行。”

“是和亚力克斯·盖姆一起去。”

“真的？！”两个人的回答又是一样，他们前年在肯德尔山地电影节上看过他的影片《Crossing the Ice》。“好吧，如果是亚历克斯邀请你，你就去吧。”

事情就这么敲定下来。

我在12月中赶到挪威，和队伍里的其他队员汇合：低空跳伞家卡加斯迪·埃德（Kjasti Eide）、埃斯潘·非德尼斯（Espen Fadnes），摄影师英戈贝尔格·雅各布森（Ingoberg Jackobsen），和运动攀8a及攀冰选手乔纳斯·朗塞思（Jonas Langseth），当然还有亚力克斯。我还搞不清详细计划，但是活动包含了低空跳伞、滑翔伞滑雪、攀登，当然还需要雪橇考察周围的地形。我内心里有点惴惴不安，他们都在挪威，而我在英国，完全没参与准备工作。我愿意在山里把属于我的这份责任补偿下来。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一堆圆形的石墙和尖顶旁边，岩壁的形状像极了狼的下颌，我们的位置就像在狼的舌头上。这座山叫芬里斯谢夫滕山（Fenriskjeften），是许多大岩壁攀登者的梦想之地。卸下各种装备之后，飞机启程返回。随着发动机轰鸣的渐行渐远，静默充斥了这片大地，甚至让人有些无法忍受。有好几次，在最艰难的时刻，我的耳朵里出现了幻听，觉得有飞机来了。

所有人一起动手，抓紧时间建好大本营，将一切装备准备就绪，着手实施计划。最重要的，是先把装备拖上山。

爬了五天之后，我们感觉已经在最高的岩石带上了（上到尖顶上面之后，会发现一个更高的顶），这时我们准备好去爬第一座岩壁—Holstinnd西壁。刚开始时我们每天能爬十个绳距，后来遇到大雪，速度慢了下来。攀登的难度大概在A4左右，用到了蝙蝠钩（bat hook），最难的混合攀达到苏格兰7级（这么描述真是味同嚼蜡），也有不少恐怖的烟囱路线。路线上的好多位置要用到涨胳膊，搞得上衣肘部都快磨破了。而且我发现，适合器械攀的裂缝和适合烟囱式攀登的裂缝之间，最大号的塞子却不够用。

我跟乔纳斯爬完了这条路线，用肖恩·康纳利的一部科幻电影给路线起了名字，电影里有一块被人膜拜的巨石。这个时候，天气异常寒冷（零下30℃，甚至更冷），我渐渐明白了为什么在南极所有事情的难度都要加倍，更长、更高、更冷，更极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朝着这次探险的目标进发：未有人登顶过的乌尔维塔纳岩壁（Ulvetanna）南山脊。

这座南山脊至少有过三次攀登记录，一次是西班牙的队伍，一次是法国军人探险队，还有一支由挪威人罗伯特.卡斯伯森（Robert Caspersen）率领的登山队。路上有一道高达300米的大墙技术路线，岩质除了疏松还是疏松。先前的队伍曾经使用过固定路绳，尝试一次推进到顶。

罗伯特·卡斯伯森到的位置最高，距离峰顶只差三个绳距。此前，罗伯特曾经在这座山的其他路线上完成过两次首登。他忠告过我们，要想爬那条路线最好采用最纯粹的方式：不打钉，一次直接到顶。我欣赏罗伯特的完美主义，但我也知道类似的线路—罗伯特的挪威人路线（难度5.10，A4，960米）和胡伯兄弟在西北山脊完成的“冰河时代”（Eiszeit，难度A4，5.10d，24个绳距）路线，还有上个攀登季东北山脊里奥·霍尔丁（Leo Houlding）带队的首登（难度5.12，A2，1750米）—采用的都是太空舱方式，用了固定路绳，还打了钉。在我肩上是整支探险队沉甸甸的攀登重担，如果想让六个攀登者同时一次到顶，特别是在寒冷的一二月份，不采取同样特别的措施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的策略是分阶段爬，一边爬一边教卡加斯迪和埃斯潘攀登技术。这个阶段的重中之重是拖拽上百公斤重的食物、燃料和营地物资（要满足六个人在山上待14天）。将这些东西运上300米高的大墙真的把我们累趴下了，其中一天，我们干了整整24个小时，最后，我们四脚着地拖着装备爬回了营地。

第二天，亚力克斯和乔纳斯到了，他们携带了继续向上需要的路绳，这些路绳将会被固定在上面的路线上，再要想回大本营就要等到集体撤退的时候了。乔纳斯到得晚一些，他带上了大本营做好的碎肉。

第十三天，我领攀到被风蚀出一个尖角的岩石下，我没有把握能够自由攀登上去。如果把岩石当做手点大力硬拽，搞不好会把石头掰下来，正在这时，我发现了岩石尖顶的下方有一个洞，刚好能容纳我的身子钻过去。这趟旅程到现在，我的体重已经减轻了百分之十五。所以，这个时候碰到这种洞算是运气，要是刚到南极就爬这种地形，我身体的宽度就无法通过。

穿过之后，我爬上一段雪坡，到达一处小平台，这里距离顶峰只有30米的缓坡，我固定好路绳，折回营地，等待明天和全体队员一起冲顶。

帐篷里，大家喝着茶，空气里有一丝等待中的紧张。山脊上有一些复杂的混合路段，我只希望所有人能在上升器的帮助下，一次性登顶。

2月2日早上7点左右，亚力克斯把脑袋伸进了我们的帐篷。“兄弟们，坏消息，我刚和俄罗斯Novo科考站的Oleg通过话，有一场暴风雪马上要来了。我告诉他我们没在大本营，在乌尔维塔纳上面，他说我们必须马上下撤。”

原来我们估计还能有一天的好天气，可毕竟乌云已经聚拢到山间，我的心也提了起来。连续攀登了这么多天，我的身体状态在下降，所有的手指、脚趾都在慢慢失去知觉，鼻子和脸颊也已经冻伤，要知道很多裂缝和烟囱路线都不见天日。现在Novo的俄国人也让我们下撤，虽然以前我曾有过在暴风雪中被困在山间的经历，每一次，我都能侥幸逃脱。但现在是在南极，这样一支队伍，暴风雪要来了，每一个人，我们所有人，不一定全能躲过这一劫。我希望保住每个人的手指、脚趾和鼻子。

“我想我们应该现在出发。”我说。要想爬到顶峰，还有最后一段路线要固定路绳，还要在暴风雪来临之前下降，大概需要一天一夜。

“我想你们低空跳伞的只能放弃了。”亚力克斯对几个低空跳伞员说，周围一片沉默。终于埃斯潘问，为什么？当然有理由，要跳伞的话，队伍就必需分开，没有卫星电话，如果他们的着陆位置不佳，没法及时得到其他队员的支持。埃斯潘的沮丧写在脸上，近在咫尺的梦想即将破灭。

“安迪怎么看？”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不想做出令人伤心的选择，可是暴风雪说到就到，所有人必需待在一起。也许，是我自私，可他们不仅仅是低空跳伞员，他们也是我所关心的朋友。我害怕，这样疯狂的举动会酿成一场惨剧。“我希望你们和我们待在一起。”我说。埃斯潘没再说别的，“好吧”，他们把跳伞装备留在了营地，眼不见心不烦。

说走就走，吃过饭，全体出发。爬了20分钟到达固定路绳的位置，随着高度的上升，云雾渐渐散去，我不禁喊出“老天！”这样的天气他们是可以跳伞的。几个小时后，我上到最后一段绳距，其他人一个一个跟上来，后面是软雪和松散的岩石。终于我到了山顶，这就是真正的大山，最后几十米那么令人胆寒，足球大小的石头堆积在一起，我一个人爬上来后瘫倒在地上。

我就在这里：布满碎石的山顶。我用绳子把自己固定在一块大石头上，用我自己的身体做锚点，把其他人拉了上来。

我们站在那里，想着自己开创了一条新路线，登上了所谓的“世界上最难的山峰”（主要是指这里的地理位置）。我想我和同伴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平静、落寞。如果有装备，他们此刻绝对可以完成低空跳伞。条件完美，合适的起跳平台。这样的时刻，我却没有成功的兴奋。这就是顶峰，但我现在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36小时不眠不休的徒步，我们终于回到大本营。雪屋的墙都快塌了，我踩着雪板继续向前滑着，这样我的精神不至于一下子垮下去。雪板和雪地摩擦的声音仿佛不是来自我的脚下，那是汽车的声音、河流的声音、人们谈话的声音。到现在，惟一让我聊以自慰的就是，每个人都活着，并且也没有人冻伤手指脚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