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定 广

论中国古代咏物诗的演进逻辑*

李 定 广

摘要：中国古代咏物诗创作范式之发展经历了“三变”：其初始形态是“比兴体咏物诗”，主导时段从屈原到鲍照；至齐梁“一变”而为“赋体咏物诗”，主导时段从沈约到李峤；至盛唐“二变”而为“赋比兴结合体咏物诗”，主导时段从杜甫到李商隐；至唐末“三变”而为“论体咏物诗”，主导时段从罗隐到两宋。经过“三变”这一周期，我国古代咏物诗的四种主要创作范式得以完备。宋元明清咏物诗基本没有超出这四种创作范式。但在咏物诗的演进中，因对咏物诗的“标题”——所咏对象的处置态度和处置方法不同，出现了三个极端：“尊题格”、“贬题格”、“着题格”。其中“着题格”影响最为深远，甚至成为宋元明清四朝咏物诗的主流。

关键词：咏物诗； 三变； 三个极端

一、引论

咏物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主要题材类别之一，与其他题材类别如咏史怀古、山水田园、边塞、咏怀等相比，不仅历史更悠久，数量也更庞大，但地位相对较低，受重视的程度不够，所以长期以来研究较为薄弱。宋代才有零星的评说和研究，元明人始有咏物诗总集汇编*如元舒頔《贞素斋集》卷2《时贤咏物诗序》：“余暇日选名公大夫士善于状物、檃括妥贴者凡三百余首，题曰《时贤咏物》。”景印文渊《四库全书》第1217册，第571页。明屠隆《白榆集》卷1《咏物诗序》：“云间张君博搜古今咏物篇什，上自六代，下及国朝，汇为一编。”明万历刻本。，惜已不存，今存最早的咏物诗总集是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先后出现的聂先《唐人咏物诗选》12卷、《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482卷和俞琰《咏物诗选》8卷这三部咏物诗分类选集。近十多年来，咏物文学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之一，咏物诗研究随之引起注意，个案研究论文渐多，还出现了多部以咏物诗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博士论文有徐盛《魏晋至盛唐咏物诗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赵红菊《南朝咏物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杨凤琴《唐代咏物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于志鹏《宋前咏物诗发展史》，山东大学，2005年；高淑平《中古咏物诗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刘利侠《清初咏物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这为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和省思我国咏物诗发展脉络和演进逻辑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关于中国古代咏物诗的总体发展脉络，清人俞琰曾这样描述：“故咏物一体，《三百》导其源，六朝备其制，唐人擅其美，两宋、元、明沿其传。”*俞琰：《咏物诗选·自序》，清雍正二年宁俭堂刻本卷首。概括颇有见地。那么，咏物诗的具体演进逻辑是怎样的呢？有无具体的演进规律可循呢？

南朝沈约曾提出“三变”说，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每经“三变”即完成一个周期*详参李定广：《“文体三变说”：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学术界》2008年第5期。。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若从古代咏物诗创作范式之发展和完善的视角来看，我国古代咏物诗的发展确也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初始形态是“比兴体咏物诗”，主导时段从屈原到鲍照；至齐梁“一变”而为“赋体咏物诗”，主导时段从沈约到李峤；至盛唐“二变”而为“赋比兴结合体咏物诗”，主导时段从杜甫到李商隐；至唐末“三变”而为“论体咏物诗”，主导时段从罗隐到两宋。经过“三变”一个周期，我国古代咏物诗的四种主要创作范式得以完备。宋元明清咏物诗基本没有超出这四种创作范式。但在咏物诗的演进中，因对咏物诗的“标题”——所咏对象的处置态度和处置方法不同，出现了“三个极端”：即所谓“尊题格”咏物诗，“贬题格”咏物诗和“着题格”咏物诗。兹详论之。

二、咏物诗体式演进之“三变”

(一)初始形态——“比兴体咏物诗”：从屈原到鲍照

咏物诗起于何时*咏物诗的界定历来有分歧，本文取较为狭义的咏物诗观，大致以通篇不离所咏之物为准。，前贤有不同的看法。有认为咏物诗源于盘盂铭辞*乔亿《剑溪说诗》卷下：“咏物诗原于盘盂户席诸古铭辞。”见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02页。，有认为起于《诗经》*李应升《落落斋遗集》卷10《顾文叔咏物诗叙》：“古诗咏物，《三百》为最。”明崇祯十七年刻本。，有认为源于屈原的《橘颂》*刘辰翁称《橘颂》为“咏物诗之祖”，见沈云翔辑评《楚辞评林》(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89页)。后人袭其说者甚众。。清代官方著作多以为咏物诗源于汉末蔡邕。康熙《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及乾隆时期的四库馆臣均认为，咏物诗始于汉末蔡邕的《翠鸟》诗，即《咏庭前若榴》*《四库全书总目》“谢宗可咏物诗一卷”提要：“其托物寄怀见于诗篇者，蔡邕《咏庭前石榴》其始见也。沿及六朝此风渐盛。”(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53页)《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提要：“咏物诗始于蔡邕。其自为一集者，唐有李峤、元有谢宗可。”(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862页)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11《书蒋秋吟考具诗后》：“《榴花诗》始见汉末，是咏物之祖。”(清嘉庆十七年纪树馨刻本)。明胡应麟及清代《咏物诗选》的编者俞琰均认为起于六朝，俞琰有详细分析，认为《诗经》中仅有大量以物比人、托物起兴的段落，尚未出现全篇咏物诗，至六朝始有整篇的咏物诗*胡应麟《诗薮》内编卷4：“咏物起自六朝。”(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9页)俞琰《咏物诗选自序》：“古之咏物，其见于经，则‘灼灼’写桃花之鲜，‘依依’极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凄凄’拟雨雪之状，此咏物之祖也，而其体犹未全。至六朝而始以一物命题。”(清雍正二年宁俭堂刻本卷首)。清人陈仅则将其起始点具体到六朝的梁*陈仅《竹林答问》：“问：咏物诗起于何代？咏史诗起于晋，咏物诗起于梁。”见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2245页。。

其实，《诗经》中已有若干整篇的咏物诗，如《螽斯》、《鸱鸮》等篇*有人认为《鹤鸣》、《硕鼠》、《甘棠》、《駉》也是咏物诗，但若以通篇句句不离所咏之物为标准，似不够合格。，都是全篇句句不离所咏之物，却又通篇用比兴。《螽斯》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以螽斯的多子来比后妃子孙众多。《鸱鸮》篇通过一只小鸟诉说它遭到猫头鹰的迫害和营生操持的辛苦，来比人间善良的弱者，是后来咏物诗中以动物为吟咏对象的“寓言体”咏物诗的滥觞。而在《楚辞》里，屈原除了创造“香草美人”的咏物比兴传统外，还写出了《橘颂》这篇托物言志的咏物诗，通篇颂橘，却又表达自己“受命不迁”、坚贞不屈的高洁纯朴的品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称后世效法《橘颂》的咏物诗为“颂体”咏物诗。虽然《诗经》中的咏物诗与屈原的《橘颂》都属于比兴体，但二者又稍有区别：前者主要以咏物比政教和社会，后者主要以咏物自抒情志；前者主要是“他比”(《鸱鸮》篇以第一人称叙述，有理解为自比者)，后者主要是“自比”。正如王逸所说：“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树。”“屈原自比志节如橘。”*见黄灵庚疏证：《楚辞章句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40、1643页。从这个角度上看，屈原的《橘颂》属于真正意义上抑或严格意义上的比兴体咏物诗，故刘辰翁誉之为“咏物诗之祖”是有理由的。

《诗经》和《楚辞》中的这类“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梅尧臣语)的比兴寄托类咏物诗，我们不妨从创作范式的角度称之为“比兴体咏物诗”*刘学锴先生命名为“比体咏物诗”(见刘学锴：《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发展》，《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收入氏著《李商隐诗歌研究》，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兴”虽也是一种比，却是一种含义深隐的，常常是有所寄托的比。刘勰说“比显而兴隐”。如说云像苍狗，是比；若用白云变苍狗暗指世事变幻无常，而不直接点明，那就是兴。，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咏物诗的基本体式范型，影响最为深远。清代康熙皇帝在给《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所作序中对咏物诗必须有比兴寄托的理由作了这样的阐释：

诗之咏物，自《三百篇》而已然矣。孔子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夫事父事君，忠孝大节也，鸟兽草木，至微也。吾夫子并举而极言之，然则诗之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即一物之情而关乎忠孝之旨，继自骚赋以来未之有易也。此昔人咏物之诗所由作也欤？*康熙：《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32册，第1页。

康熙的话虽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过于强调诗歌的政教意义，但他道出了“比兴体咏物诗”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即一物之情而关乎忠孝之旨”，也就是属于比较严肃雅正的咏物诗，有别于后来出现的“摛文而兼博物之功”*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提要》，第1726页。的赋体咏物诗。

“比兴体咏物诗”虽然代有继作，但是作为古代咏物诗体式的主流与主导，它只延续到以鲍照为代表的刘宋时期。

两汉时期，咏物诗虽然不多，但仍体现了风、骚咏物的传统。例如刘邦的《鸿鹄》诗，就以羽翼已就、一举千里的鸿鹄不再受制于人，比况太子继位的条件已经成熟。汉武帝《天马歌》和《西极天马歌》，汉昭帝《黄鹄歌》，皆是类似作品。汉成帝时，班婕妤初为成帝所宠，其后赵氏日盛，婕妤恐日久见危，作《团扇歌》以自悼，诗以“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的“团扇”，喻自己退处长信深宫“恩情中道绝”的悲凉景况。汉乐府中《乌生八九子》、《蜨蝶行》、《枯鱼过河泣》等诗，借自然界鸟禽、昆虫的遭际，喻写社会中受迫害、受蹂躏者的凄惨命运，也属于“比兴体咏物诗”的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蔡邕的《翠鸟》诗(即《咏庭前若榴》)，以翠鸟为象征，表达遭受迫害后得到友人庇护的感恩之情，不只寄“兴”深隐，而且此诗描摹翠鸟栖止、跳跃、鸣啭之形，刻画细腻，神态逼真，可谓咏物诗史上首次对所咏对象进行细致刻画的作品。因此，本篇既是比兴体咏物诗，也兼用赋法，对后世多体咏物诗都有影响。难怪清代四库馆臣反复强调，中国古代咏物诗源于蔡邕的《咏庭前若榴》。

到汉末建安时期，“五言腾踊”(刘勰语)，咏物诗也出现一个小高潮，产生了不少名篇佳作。如刘桢《赠从弟》三首，分别咏蘋藻、松树、凤凰三物，以此来比人之高洁、坚贞的品性和远大的抱负，尤其是咏松树一首，堪称与屈原《橘颂》相辉映的千古名篇。又如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咏黄雀，喻弱小者遭受迫害，其《吁嗟篇》咏蓬草，比喻自己因政治迫害而迁徙漂泊之苦。繁钦《咏蕙诗》喻立身处世，曹睿《短歌行》(咏春燕)喻才德之士，等等，亦为佳作。

从正始到晋末，由于咏物赋和山水诗兴盛的冲击，咏物诗数量愈来愈少，而且名篇佳制亦不多见。只有阮籍《咏怀》(林中有奇鸟)，陆机《园葵诗》，左芬《啄木诗》，陶渊明《归鸟诗》及《饮酒》(栖栖失群鸟)(幽兰生前庭)，袁山松《菊诗》，十六国后赵郭愔《百舌鸟诗》等篇，可算“比兴体咏物诗”佳制。

南朝刘宋时期，可谓“比兴体咏物诗”的晚霞阶段，鲍照等诗人创作了若干精彩的咏物诗。鲍照《梅花落》咏梅花，将梅花与杂树对比，赞美梅花的耐寒品质，寄寓自己的志趣情怀，堪称“比兴体咏物诗”的代表作。而且此诗全用乐府中的对话问答，拓展了“比兴体咏物诗”的表现形式。鲍照还有《咏白雪诗》、《山行见孤桐》、《咏双飞燕》、《拟行路难》之二(咏博山香炉)、《赠故人马子乔诗六首》(松生陇坂上)(双剑将别离)等，都是颇为精彩的“比兴体咏物诗”。其他精彩之篇，如吴迈远的对话问答体《飞来双白鹄》咏白鹄，寄寓亦颇深；谢惠连的《咏螺蚌》以螺蚌与鸟和鱼对比，寄寓一种生存态度。

由以上梳理可知，“比兴体咏物诗”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以比兴寄托为基本特征和主要目的；二是题目比较自由，可以所咏对象为题，也可用乐府体，甚至有像刘桢《赠从弟》、阮籍《咏怀》、陶渊明《饮酒》、鲍照《拟行路难》这样的似乎与咏物诗无关的人情生活题目，未用咏物诗之“名”，但并未改变其咏物诗之“实”。这两个特点均与下文所论的“赋体咏物诗”有明显区别。

(二)一变——“赋体咏物诗”：从沈约到李峤

咏物诗发展到南朝齐梁时期，数量上出现爆发性增长，形成中国咏物诗史上的第一个高潮。王运熙、杨明先生曾指出：“齐代更兴起了作咏物诗的风气。所咏对象最多的是动植花鸟，更延及乐器用具之类。王融、谢朓、沈约、柳恽、虞炎等人都曾相约一起作咏物诗。”*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49页。刘跃进先生进一步分析指出：

咏物诗的真正兴起，实际是从南齐永明年间开始的……第一，今存咏物诗最多的诗人是沈约，39首；其次是谢朓，16首；再次是王融、范云，各6首；萧衍，5首。无疑，竟陵八友是永明咏物诗的主要作者。第二，所咏之物非常琐细。譬如，乐器类有笛、琴、笙、筝、箎、琵琶等；器物服饰类有幔、帐、席、帘、灯、烛、镜台、七宝扇、槟榔、竹火笼、柟榴枕、领边袖、脚下履、乌皮隐几等；植物类有梅、竹、桃、柳、蔬、梨花、梧桐、女萝、栀子、蔷薇、兔丝、浮萍、水竹、紫兰、桂树、寒松、园桔、麦李、青苔、荷花、山榴、芙蓉、杜若、鹿葱、甘焦等；鱼虫禽兽类有鸂鶒鸡、大雁、蝉等；至于风花雪月，尤多吟咏，不必赘述。*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89—90页。

齐梁咏物诗高潮的到来，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有文学、文体的原因。就前者而言，齐梁宫廷、贵族文人生活圈子的狭小以及庭园游赏的增多是主因。罗宗强先生在论永明文学思想时所谓“皇室重文学与文坛的切磋风尚，对于文学的发展实起着一种不知不觉的引导作用，引导文学朝着装饰与消闲的方向发展”*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16页，第219，219页。,“装饰与消闲的方向”，正是咏物文学产生的因素，概括得十分精辟。就后者而言，刘宋山水诗的发展和在新时代的演变，自是动因，但六朝盛行的咏物赋的影响，当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汉魏六朝是赋的黄金时期，也是咏物赋的盛行时期。咏物赋大致有两条发展路径：一条滥觞于屈原的《橘颂》，以咏物抒情为主，宋玉《风赋》、贾谊《鵩鸟赋》、祢衡《鹦鹉赋》等咏物赋名篇就是沿着此路发展的；另一条滥觞于荀子的《云》、《蚕》、《箴》等赋，以赋物猜隐谜为主。《文心雕龙·谐隐》中说:

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之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像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刘勰著，杨明照校注：《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5页。

刘勰说的“图像品物”就是指描摹事物，猜名称，并认为这种赋物猜隐谜式的咏物赋源自荀子。刘勰的这个观点，后代时有响应，如明人有云：“咏物之诗即古赋物之体之变也，如荀子《蚕赋》、《箴赋》之类。”*郎瑛：《七修类稿》卷37《诗文类·咏物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98页。

关于汉魏六朝咏物赋与齐梁咏物诗的关系，罗宗强先生曾有较为详细而精辟的描述：

如果从文学发展的脉络考察，咏物诗来自咏物赋。魏晋咏物赋描摹物象已相当成熟。从技巧上说，咏物诗于物象之描摹并未超过咏物赋之水准……这或者跟文体发展的成熟程度有关。赋与诗比，历史要短些，但是它在铺排描写、词采修饰、骈偶声韵上，发展比诗来得迅速。它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早熟的文体。发展至南朝，赋这一文体就其体式之成熟程度言，已达到高峰。而诗的体式，则尚在探索之中。五言诗从体式上说，刚初具规模；七言的体式则尚未成形。这种差别，或者跟咏物诗与咏物赋艺术水准之差异不无关系。*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16页，第219，219页。

齐梁时期流行的这种受咏物赋影响而兴起、多用赋法描摹物态、不用比兴寄托的咏物诗，我们称之为“赋体咏物诗”。此类咏物诗起源于曹植等人的“社交”氛围之下，如曹植、刘桢、应旸所写《斗鸡诗》*叶嘉莹先生认为，咏物诗产生的外部因素有二：一个是政治迫害的因素，一个是社交的因素。曹植等人的《斗鸡》诗就属于后者，为了找一个外物的共同题目，来使大家能写同样的诗(参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1—432页)。另叶先生认为“社交性”是咏物诗的两种重要特质之一(另一种是托喻性)，由此认为咏物诗起源于建安曹植等人之手(见《论咏物词之发展及王沂孙之咏物词》，缪铖、叶嘉莹：《灵溪词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繁钦《槐树诗》等，只是当时没有形成规模而已。西晋傅玄《啄木诗》，东晋许询《竹扇诗》以及谢道韫著名的《咏雪》诗，亦属此类。其实，这种咏物诗挣脱了诗歌比兴抒情的传统，单纯地从“物”中寻找审美趣味，适合一部分文人超脱社会政教，寻求轻松单纯审美趣味的愿望。如果说“比兴体咏物诗”名为咏“物”，实为咏“怀”的话，那么“赋体咏物诗”则是为咏物而咏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赋体咏物诗”才是纯粹的咏物诗。故常有学者认为，借比兴表达情志的“比兴体咏物诗”不能算“咏物诗”，所谓“咏物诗”即指“赋体咏物诗”而言。如清人陈仅《竹林答问》曰：“古人之咏物，兴也；后人之咏物，赋也。兴者借以抒其性情，诗非徒作，故不得谓之咏物也。”*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2245页。故“赋体咏物诗”自产生之后，影响不仅巨大，而且深远。

作为南朝“赋体咏物诗”的开拓者，沈约创作了39首咏物诗，数量居南朝第二，但写得出色的仅有《咏檐前竹》、《咏青苔》、《咏湖中雁》、《咏新荷》、《咏筝》等几首。如《咏檐前竹》：“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陈庆元校笺：《沈约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07，386页。可谓体物入微，描绘十分细腻而又传神。而《咏湖中雁》描绘秋天的大雁在湖中起落的情景尤其生动传神:“群浮动轻浪，单泛逐孤光。悬飞竟不下，乱起未成行。”*陈庆元校笺：《沈约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07，386页。沈约咏物诗的主要特色是在十分细腻的描“形”之中又能传其“神”。

梁代是南朝咏物诗的全盛时期。简文帝萧纲所作咏物诗即有68首，为南朝之最*据赵红菊统计，见氏著《南朝咏物诗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8页。。其中有《咏橘》、《赋草》、《香茅》、《蔷薇》、《栀子花》、《舞鹤》、《早蝉》、《蛱蝶》等咏动植物的，有《梁尘》、《赋桥》、《咏风》、《疏风》、《咏镜》、《咏笔格》、《羽扇》、《灯笼》、《箜篌》等咏自然物、器物、乐器的，可谓林林总总，无所不咏。孟子尝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梁代之所以出现咏物诗高潮，萧纲是决定性的推手。“赋体咏物诗”发展到萧纲，更加琐屑，更重“形”似而失其“神”，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所指出的：“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刘勰著，杨明照校注：《文心雕龙校注》，第567页。王钟陵先生认为：“萧纲写作的咏物诗，在梁、陈诗人现存作品中，是最多的，其最大特征，便是无聊。思想内容上的无意味和写法上的粘皮带骨，便是无聊特征的两个内在规定性。梁、陈二代的咏物诗，就其大多数而言，都具有这两个规定性。”*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42页。当然，梁代赋体咏物诗中也有较为出色的，如刘孝绰《咏素蝶诗》、刘缓《新月》诗等。

在“赋体咏物诗”盛行的南北朝时期，“比兴体咏物诗”并未断绝，如谢朓有一首《咏落梅》就寄寓了政治感慨，北朝魏胡太后《杨白花歌》更是颇为知名的比兴体咏物诗。最值得一提的是南朝吴均的咏物诗。杨明先生指出，吴均的咏物诗“不像齐梁时其他作者那样，体物入微，细腻地刻画物态，而往往是借物言志……与其说是咏物，不如说是咏怀。当然，其他作者的咏物诗也有抒发主观情感的，但吴均诗中的这一点特别突出”*杨明：《南朝诗魂》，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6—108页。。如其《共赋韵咏庭中桐》、《咏宝剑》、《咏柳》、《咏鹤》等皆属此类。

南朝赋体咏物诗的风气延续到初唐后，继续风行，李世民颇喜写作咏物诗，其《咏烛二首》、《咏弓》、《咏小山》等，不输齐梁，杨师道、虞世南、李百药等大臣亦追随之，偶尔也有传神写照的咏物佳作，如李义府的《咏乌》。最值得重视的是，初唐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咏物诗专集——李峤的120首“赋体咏物诗”集《李峤杂咏》*《佚存丛书》、《艺海珠尘丛书》、《正觉楼丛书》均收有《李峤杂咏》。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收有盛唐张庭芳《李峤杂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5—377页)。。李峤为什么写了一部规模这么大的赋体咏物诗集？葛晓音先生认为：“李峤之所以选择咏物这一题材，也与唐初以来诗歌创作、类书编排以及指导对偶的书特别重视咏物有关。咏物本是齐梁诗的大宗。唐初承齐梁余风，宫廷应制多为咏物，唐太宗更是个咏物诗的大作家。”*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除葛先生所论文化、文学背景原因外，该诗集更重要的目的恐怕还是以咏物诗来指导童蒙初学作诗，即作为童蒙学诗的摹习范本。这一点，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张庭芳所作《李峤杂咏序》已经点明：“庶有补于琢磨，俾无至于凝滞，且欲启诸童稚焉。”*见《佚存丛书》、《艺海珠尘丛书》、《正觉楼丛书》所收之《李峤杂咏》卷首。盛唐张庭芳为《李峤杂咏》作注，正为启诸幼学。徐俊先生也认为：“《李峤杂咏注》最初就被用作‘启诸童稚’的读本，东传日本之后，一直亦作为一种幼学读物而广为流传。”*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350,517页。其实，“赋体咏物诗”延续到唐代后，多只用作童蒙初学作诗的练习，如薛元超八岁时对房玄龄、虞世南咏竹*见崔融：《薛元超墓志》，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9页。，骆宾王七岁咏鹅，李白少时咏初月，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李冶五六岁咏蔷薇，白居易少时咏古原草，薛涛八岁咏梧桐树，和凝在儿子五六岁时“试令咏物为四句诗，颇有思致”*见脱脱等：《宋史》卷439《和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014页。，等等。唐人似乎已认识到“诗学之要，莫先于咏物矣”*俞琰：《咏物诗选自序》，清雍正二年宁俭堂刻本卷首。。但总体来说，“赋体咏物诗”在盛唐以后迅速边缘化，到宋元明清又死灰复燃，重新占据咏物诗的主要阵地。

“赋体咏物诗”的主要特征，康熙皇帝认为是“摛文而兼博物之功”(《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序》)。这自然正确，然更重要的恐怕是追求体物之妙趣，追求“传神”和“物趣”，与“比兴体咏物诗”追求“情”、“志”不同。许多批评者对这种“赋体咏物诗”不屑一顾，其实它的存在自有其功能和意义，除了上文提到其适合一部分文人超脱社会政教、寻求轻松单纯审美趣味的愿望以及作为童蒙初学作诗的练习之外，题材的开拓也是其重要意义。对此刘跃进先生早已指出：“这本身又意味着某种创新，因为它毕竟又为诗坛开辟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第91页。

(三)二变——“赋比兴结合体咏物诗”：从杜甫到李商隐

咏物诗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出现在唐代。据初步统计，咏物诗全唐有6 789首，初唐504首，盛唐746首，中唐1 455首，晚唐3 356首，《全唐诗补编》728首*胡大浚、兰甲云：《唐代咏物诗发展的轮廓与轨迹》，《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以诗人计，百首以上者，白居易323首，杜甫270首，陆龟蒙187首，齐己145首，李峤139首，皮日休135首，元稹134首，李商隐120首，李白、韩愈各101首，徐寅100首*参赵红菊：《南朝咏物诗研究》，第164页。。有的诗人创作数量虽不及百首，但质量高、影响大、名篇多，如韦应物、李贺、杜牧、温庭筠、罗隐、郑谷等。钱谦益《唐人咏物诗序》说得好：“咏物诸篇虽非唐人所乐擅场以标风骚之旨，而出其余技，犹足绝调千秋。兹咏物者所由不得不远法乎唐，观咏物者不得不专取乎唐也。”*钱谦益：《唐人咏物诗选序》，清顺治十七年刻本《唐人咏物诗》卷首。咏物诗在唐代又经历了多次创新变革，杜甫是最大的贡献者。

当“赋体咏物诗”在唐初宫廷诗群体应酬性创作中演化为纯粹的文字游戏之时，“比兴体咏物诗”也逆势而起，以骆宾王、陈子昂为代表。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浮槎》，陈子昂的《修竹篇》、《感遇·兰若生春夏》、《感遇·翡翠巢南海》，郭震的《古剑篇》等都是“托物言志”之佳篇。尤其是陈子昂提出咏物诗的新理论，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主要是针对齐梁以来“赋体咏物诗”而发的。东方虬写了一首咏物诗《孤桐篇》，托物寓意，有建安之风，于是陈子昂回以《修竹篇》，并作序对《孤桐篇》加以称赞，倡导咏物诗要有“风雅”、“兴寄”，恢复“汉魏风骨”。此后，“比兴体咏物诗”的“托物言志”传统迅速回归。张九龄的《感遇·江南有丹橘》、《感遇·孤鸿海上来》、《感遇·兰叶春葳蕤》、《咏燕》、《庭梅咏》等兴寄深微的咏物诗，就是对陈子昂的响应和继承。咏物诗到盛唐，终于出现了全新的发展面貌。唐玄宗天宝七年(748)，甚至出现樊铸《及第后读书院咏物十首上礼部李侍郎》咏物诗一卷*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350,517页。。这是咏物诗史上首次在一卷诗题中标明为“咏物”诗的，大概也是最早的咏物“组诗”*过去一般认为最早的咏物组诗是杜甫的《江头五咏》(《丁香》、《丽春》、《桅子》、《鸂鶒》、《花鸭》)，但据《杜诗详注》，这组诗作于宝应元年(762)。。而樊铸这组诗大半是有“兴寄”的，这正与王夫之认为咏物诗至盛唐始有“即物达情”之作的观点相印证：

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其标格高下，犹画之有匠作，有士气。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又其卑者，饾凑成篇，谜也，非诗也。李峤称“大手笔”，咏物尤其属意之作，裁剪整齐而生意索然，亦匠笔耳。至盛唐以后，始有即物达情之作。*王夫之：《薑斋诗话》，见丁福保辑录：《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2页。

李白、王维、岑参等盛唐诗人的咏物诗大体上继承陈子昂所提倡的托物兴寄的“比兴体咏物诗”传统。尤其是李白的咏物诗，数量多、个性强，大都略貌取神，借物抒发高远的怀抱。《古朗月行》、《白鹭鸶》、《南轩松》等篇皆是如此，如《南轩松》曰：“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幂。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夕。阴生古苔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这是何等抱负！但是，唐代咏物诗乃至中国古代咏物诗最高典范的确立，还是要以杜甫咏物诗的大量创作为标志。

杜甫对咏物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创新是将“赋体咏物诗”与“比兴体咏物诗”结合起来。“赋体咏物诗”的长处是赋物细致，缺点是没有兴寄；而“比兴体咏物诗”的长处是有兴寄，缺点是对所咏之物缺少细致刻画，只重“托物”而忽略“状物”、“体物”、“赋物”。杜甫的许多咏物诗取二者之长，去二者之短，从而创立“赋物寄怀”的新范式，我们不妨称之为“赋比兴结合体咏物诗”。清人李因培认为：“咏物之作……及工部出，而后状难状之情，如化工肖物，出有入无，寄托遥深，迥非寻常蹊径。”*李因培：《唐诗观澜集》卷21，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能在“化工肖物”的同时，又能“寄托遥深”，确非“寻常蹊径”。如杜甫早年的《房兵曹胡马》、《画鹰》二首：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

《房兵曹胡马》前四句正面刻画胡马的外形动态，包括骨相之异，双耳之尖短，四蹄之轻盈。后四句想像胡马所向之地无穷广阔，值得人们以生命相托。前四句赋物，后四句寄怀。沈德潜评曰:“咏物，小小体也，而老杜《咏房兵曹胡马》则云‘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德性之调良，俱为传出。”*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见丁福保辑录：《清诗话》，第550—551页。《画鹰》亦是先刻画，后寄怀。再看一首被认为是杜甫咏物诗中最精彩篇目之一的《萤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

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

本篇妙在句句不离萤火虫，又句句描绘宦官形迹，结尾更言到十月霜重之时,此辈将无地置身了，暗中讽刺何其深刻。古人多以为腐草得暑湿之气化为萤。仇兆鳌说：“鹤注谓指李辅国辈,以宦者近君而挠政也。今按腐草喻腐刑之人,太阳乃人君之象,比义显然。”*仇兆鳌编：《杜诗详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12，1536页。陈贻焮先生进一步认为：“比义显然,而肖物写景又不失生活情趣,故佳。”*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00页。陈先生意谓本诗妙在“比义”与“肖物”完美结合。再如老杜晚年在夔州所作名篇《古柏行》，句句咏古柏，声声颂武侯，刻画古柏形象细致传神，慨叹古柏“古来大材难为用”，亦是叹孔明，亦是叹自己。其他如杜甫乾元二年(759)在秦州时所作《初月》、《归燕》、《促织》、《蒹葭》、《苦竹》，上元二年(761)在成都时所作《病柏》、《病橘》、《枯棕》、《枯楠》、《鸂鶒》、《栀子》、《花鸭》、《丁香》，大历元年(766)在夔州时所作《鹦鹉》、《孤雁》、《鸥》、《猿》、《鸡》、《黄鱼》、《白小》等等，大体上都是这种范式。《杜诗详注》在杜甫晚年夔州所作《鹦鹉》、《孤雁》等八首咏物诗后面引黄生评语曰：“前后咏物诸诗，合作一处读，始见杜公本领之大。体物之精，命意之远。说物理物情，即从人事世法勘入，故觉篇篇寓意，含蓄无限。”*仇兆鳌编：《杜诗详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12，1536页。黄生指出，与他人相比，杜甫咏物诗“体物”更“精”，“命意”更“远”，所谓“含蓄无限”。不过，杜甫晚年的咏物诗在“体物”上，逐渐从早年描胡马、鹰等物之“形”，到更多地传物之“神”，程千帆、张宏生先生认为，这是宋代欧苏“白战体”禁体物语的先声*程千帆、张宏生：《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论白战体及杜、韩对它的先导作用》，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可以说，杜甫将这种“赋物寄怀”的范式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杜甫对咏物诗的创新发展，还体现在对“命意”的深化拓展和创作手法的多样化。关于这两点，明人钟惺曾有一段经典性论述：

少陵如《苦竹》、《蒹葭》、《胡马》、《病马》、《鸂鶒》、《孤雁》、《促织》、《萤火》、《归燕》、《归雁》、《鹦鹉》、《白小》、《猿》、《鸡》、《麂》诸诗，于诸物有赞羡者，有悲悯者，有痛惜者，有怀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劝戒者，有计议者，有用我语诘问者，有代彼语对答者，蠢者灵，细者巨，恒者奇，嘿者辩。咏物至此，神佛圣贤帝王豪杰具此，难着手矣。*仇兆鳌编：《杜诗详注》引钟惺语，第614—615页。

的确，杜甫把咏物诗的技巧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杜甫的“赋比兴结合体咏物诗”在“赋物”与“比兴”上也不是平均用力，尤其是晚年所作，其着力点更多在“比兴”上。明代胡应麟曾对杜甫咏物诗“寄寓太深”有所不满：“咏物起自六朝。唐人沿袭，虽风华竞爽，而独造未闻。惟杜诸作自开堂奥，尽削前规……皆精深奇遂，前无古人。然格则瘦劲太过，意则寄寓太深。”*胡应麟：《诗薮》内编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69—70页。“寄寓太深”似是因为用“比兴”过度，“瘦劲太过”大概与老杜咏物诗大都用五律体不无关系。钟嵘《诗品序》曾言：“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3页。总体上看，老杜咏物诗“比兴”与“赋体”的结合还是十分成功的，当然白璧微瑕也是难免的。

嘉兴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主要是农户，农户间流转的比例高达66.54%，明显高于农户与农村合作社、企业等的流转比例。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城镇居民、科研机构、事业单位等也参与了农村土地流转，成为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规模农业的新兴力量。

杜甫之后，“赋比兴结合体咏物诗”在中晚唐诗人那里不仅得到继承，而且不断有所创新。刘长卿、韦应物、大历十才子，以至李益、孟郊、韩愈、李贺、王建、白居易、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罗隐、唐彦谦、徐寅、司空图、郑谷、崔涂等等，都不乏名篇佳作。其中，既有对咏物诗题材内容的开拓，又有对诗歌体制形式的拓宽。譬如中唐以后咏物组诗的大量产生。在中唐以前除了樊铸《及第后读书院咏物十首上礼部李侍郎》和杜甫《江头五咏》外，很少有咏物组诗。中唐以后则有许多咏物组诗连章，如刘长卿《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钱起《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李德裕《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白居易《有木诗八首》、《池鹤八绝句》、《禽虫十二章》，元稹《有鸟二十章》，李贺《马诗二十三首》，薛涛《十离诗》，皮日休、陆龟蒙的多组唱和咏渔具、茶具诗等等。再如，中晚唐寓言体咏物诗大量出现。寓言体咏物诗以杜甫《义鹘》为典范之作，到中晚唐则有韦应物《鸢夺巢》、《杂体五首》之二“古宅集袄鸟”，刘禹锡《百舌吟》、《飞鸢操》、《聚蚊谣》，韩愈《驽骥》、《双鸟诗》,白居易《答桐花》、《和大嘴乌》、《和雉媒》，等等。此外，咏物诗体制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杜甫的200多首咏物诗，除了2首七律(《题桃树》、《野人送朱樱》)、几首七绝和20多首古体外，大都是用五律形式*雷国楫《龙山诗话》卷3：“咏物诗唐人最夥者莫逾杜陵。杜陵诸诗，五律十七。”(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雷氏谓唐人咏物诗最夥者莫逾杜陵，是错误的，但说杜甫咏物诗十分之七是五律，则是对的。胡应麟曾因此而批评老杜咏物诗“瘦劲太过”。，而李白的咏物诗多用乐府体。到中晚唐，出现了多种形式广泛使用，尤其是七言律绝体咏物诗的普遍出现。韦应物写得最好的咏物诗《咏玉》、《咏露珠》、《咏水精》、《咏珊瑚》、《咏琉璃》、《咏琥珀》皆用五绝体，而白居易、元稹多用七绝体咏物*白居易咏物诗数量有300多首,为全唐之最，七律诗数量600余首,亦为全唐之冠，但他用七律体写的咏物诗仅6首。，杜牧、李商隐、罗隐则常用七律体咏物。

“赋比兴结合体咏物诗”在李商隐笔下又有新的发展。李商隐的120首咏物诗类型比较庞杂，艺术质量精粗杂陈，但其中最有个性、对咏物诗有所发展的是一大批托物寓怀的咏物诗。刘学锴先生认为，李商隐咏物诗的最大特色是借咏物来寄托个人身世境遇和人生感慨，并强调这一特点实现了中国古代咏物诗“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参刘学锴：《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发展》，《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刘先生对李商隐咏物诗特点和个性的把握是十分确切的，但是，说李商隐之前的咏物诗基本上都属于“类型化”，包括从杜甫到刘柳、元白、韩愈、李贺，“并没有突破性进展”，惟到李商隐才转变为“个性化”，似乎稍有夸大。因为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咏物诗并非都是“类型化”的，他们均有大量“个性化”的咏物诗，尤其是“老杜式”的咏物诗，如前文所举《古柏行》之类。清张谦宜《絸斋诗谈》云：“杜诗咏物，俱有自家意思，所以不可及。如《苦竹》，便画出个孤介人；《除架》，便画出个飘零人；《蕃剑》、《宛马》，又居然是英雄磊落气概。”*张谦宜：《絸斋诗谈》卷2，见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805页。再如白居易被贬江州时写有不少咏物诗，如《浔阳三题》(《庐山桂》、《湓浦竹》、《东林寺白莲》)，写桂、竹、莲的不幸遭遇和可悲处境，无疑也是作者自己处境的寄寓。这正是刘先生所谓的“个性化”。不过，李商隐咏物诗的“个性化”，的确显得较为突出。像“本以高难饱”的蝉，“巧啭岂能无本意”的流莺等，都寓托着自身贫困落魄的境遇和对冷漠无情环境的悲凉感受。《锦瑟》也被宋人看作是一篇借物自伤的咏物诗。

“赋比兴结合体咏物诗”代表唐代乃至中国古代咏物诗最高境界的创作范式。其体式特点是“体物”与“寄怀”的结合。其风格特点，钱谦益在与六朝及宋人咏物诗比较后概括为“简净风雅”：“盖欲后人不袭宋元纤琐卑弱之风，先去汉魏六朝繁言叠叙之累，而专法唐人简净风雅之什也。”*钱谦益：《唐人咏物诗序》，清顺治十七年刻本《唐人咏物诗》卷首。蔡钧《诗法指南》亦概括为“高雅”：“六朝咏物诗皆就本物上雕刻进去，意在题中，故工巧；唐人咏物诗皆就本物上开拓岀去，意包题外，故高雅。”*蔡钧：《诗法指南》，《续修四库全书》第170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页。总之，唐人的“赋比兴结合体咏物诗”，题内有“雕刻”，或刻貌，或刻神；题外有“开拓”，或他比，或自比。此外，王力先生认为，唐代尤其是中晚唐咏物诗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避题字：“真正的咏物诗就以避题字为原则。这在盛唐以前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是，到了中晚唐以后，就成为一种习惯法了……这种咏物诗差不多等于谜语，题目是谜底，诗是谜面。”*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96—302页。王力先生的确发现了唐人咏物诗的一个重要特点。避题字六朝就有，如萧纲《咏萤》、《咏单凫》，褚澐《赋得蝉》，沈满愿《咏灯》，也许如王力先生所说“是无意识的”，到中晚唐的确较普遍，似乎成为“有意识的”了，但并未成为创作法则，也有不少咏物诗并未避题字。

(四)三变——“论体咏物诗”：从罗隐到两宋

咏物诗发展到唐末体式上又有新的创格。宋周弼《三体唐诗·选例·咏物》曰：“至唐末忽成一体，不拘所咏物，别入外意，而不失模写之巧。”*周弼：《唐三体诗法》，转引自陈伯海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3页。周弼发现咏物诗到唐末忽成新的“一体”，其特点是“不拘所咏物，别入外意，而不失模写之巧”，也就是不受所咏之物的束缚，由“物”而入“外意”，但也未丧失体物之巧。最重要的是，这个“外意”所指为何，周弼未能明言。笔者以为，所指大概是：议论社会现实或人生哲理。其代表诗人是罗隐。罗隐共有咏物诗70篇，数量在唐末虽次于皮日休、陆龟蒙、徐寅、齐己，但质量极高，非唐末诸人可比，高棅《唐诗品汇》认为罗隐“工诗，长于咏物”*高棅：《唐诗品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页。，陆时雍《唐诗镜》在介绍罗隐时也说“工诗，长于咏物”*陆时雍：《唐诗镜》卷5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1册，第886页。，确为知言。明徐伯龄《蟫精隽》卷9有《咏物奇切》一节，所举唐宋人咏物诗以罗隐为首，云：“唐罗昭谏隐《咏铅粉》诗云……又《咏言》云……的切而奇，曲尽物情，所谓本人情、该物理，信非捕风系影之可语，咏物之楷式也。”*徐伯龄：《蟫精隽》卷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第125—126页。说罗隐的咏物特点是“奇切”，“本人情、该物理”，可与周弼所谓唐末咏物诗“别入外意，而不失模写之巧”互为注脚。

罗隐咏物诗代表唐末新的“一体”，可为“咏物之楷式”。不妨先看徐伯龄所举《言》诗：“珪玷由来尚可磨，似簧终日复如何。成名成事皆因慎，亡国亡家只为多。须信祸胎生利口，莫将讥思逞悬河。猩猩鹦鹉无端解，长向人间被网罗。”*李定广校笺：《罗隐集系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04页。既为咏物诗，亦为抒怀诗。最大特点是通过议论来抒发对现实人生的感慨。感叹多言招致祸害，巧言更是如此，慎言方可成名成事，告诫自己及他人不可太多讽刺之言。既议论了社会现实，又富含人生哲理，还暗含对自己因多言讽刺而致科举仕途蹭蹬的愤懑。再看一首罗隐的咏物名篇《黄河》：“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李定广校笺：《罗隐集系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424、265，612,107,163页。借咏黄河，讽刺唐代科举制度和黑暗政治。全诗紧扣黄河的“浊”和“曲”两大特点来发表议论，暗中将讽刺矛头直指皇帝。全诗句句在写黄河，句句又在讽刺科场和政治，议论深刻而不着痕迹。我们不妨把以罗隐为代表的这种借咏物来议论社会现实或人生哲理、兼含个人感慨的咏物诗，称为“论体咏物诗”。

“论体咏物诗”在老杜那里已有滥觞，朱庭珍《筱园诗话》云：“少陵《画鹰》、《宛马》之篇，《孤雁》、《萤火》之什，《蕃剑》、《捣衣》之作，皆小题咏物诗也，而不废议论，不废体贴，形容仍超超玄著，刻划亦落落大方，神理俱足，情韵遥深。”*朱庭珍：《筱园诗话》，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2404页。还有《病橘》、《枯棕》两篇也掺有议论，不过，老杜咏物诸篇只是略有议论痕迹。韩愈“以文为诗”的表现之一也是用议论，如《驽骥》、《石鼓歌》等篇。还有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若干首用古体形式写的鸟兽寓言诗，掺杂不少议论。元白近体咏物诗也有掺议论的，如元稹《菊花》：“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0页。似有议论迹象。那么，罗隐咏物诗的议论，与杜、韩、元、白等人有何不同和新的发展呢？

首先，杜、韩、元、白等人的咏物诗议论篇目稀少，即便用议论的篇目也非通体议论或以议论为主,而罗隐议论体咏物诗篇目甚夥。他的70篇咏物诗可以说大半都是议论体，多采用通体议论或主体为议论，而且此类论体咏物诗名篇不少，如：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雪》)*李定广校笺：《罗隐集系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424、265，612,107,163页。

其次，罗隐咏物诗议论与所咏之物“奇切”，且“议论带情韵以行”，不作咏史诗式的抽象议论或空泛议论。如《蜂》前两句“体物”，仅作铺垫，后两句是重点，紧扣蜜蜂的劳动特点：通过辛勤之“苦”与蜂蜜之“甜”二者对比来揭示表象背后深刻的真理，可谓“奇切”。末句用叠问法强化感情，全诗蕴含强烈的同情和不平，可谓情韵深长。再如七律名篇《牡丹花》，体物精巧，议论紧扣牡丹花艳美而冷漠的特点，且融叙事、议论与抒情为一体。又如《堠子》咏古代路旁用以计里数的土坛，认为堠子虽“面黑”、“头方”，十分丑陋，但用处很大，不可以貌取物(人)。史载罗隐相貌古陋，但有奇才，堠子真是绝妙的自况。咏物“奇切”，感慨良深。

再次，罗隐咏物诗借物所议论的是社会现实或人生哲理。议论社会现实如《春风》：“也知有意吹嘘切，争奈人间善恶分。但是秕糠微细物，等闲抬举到青云。”*李定广校笺：《罗隐集系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424、265，612,107,163页。春风吹起秕糠是寻常自然现象。作者却发议论：人们心目中美好的春风，竟然把秕糠这种糟粕琐屑之物“抬举”到青云之上。既“奇切”所咏之物，更赋予其特殊的社会政治意涵，讽刺晚唐主考官多选拔垃圾，自己盖世才华却无缘及第，极其深刻，又极富韵味。再如《鹰》借咏鹰讽刺当时藩镇武将不听朝廷调遣，深刻而传神。议论人生哲理如《鹦鹉》：“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李定广校笺：《罗隐集系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424、265，612,107,163页。所议的人生哲理是：露才遭害，守拙得全；同时又寄寓自己才高遭困的愤懑不平。像《柳》诗之“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李定广校笺：《罗隐集系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424、265，612,107,163页。，也是既论人生哲理，又紧扣自身漂泊无定的遭遇。

最后，罗隐咏物诗形式上也有新创，那就是多用七律和七绝体来议论，尤其是以七律体来咏物议论，可谓罗隐首创*胡应麟《诗薮》外编卷5：“七言律咏物，盛唐惟李颀《梵音》绝妙。中唐钱起《题雪》，虽稍着迹，而声调宏朗，足嗣开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24页)所言李颀《梵音》指《宿莹公禅房闻梵》，钱起《题雪》指《和王员外雪晴早朝》，此二篇实皆非咏物诗，仅有体物句。倒是钱起《山花》是咏物七律，但不涉议论。。此前咏物诗议论多用在古体或五律，偶尔在七绝中掺议论。咏物七律既少，更无涉议论。而罗隐咏物诗不仅大量用七律和七绝体，而且以议论为主，甚至许多篇目都是通篇议论。除了上举《黄河》、《牡丹花》、《言》、《粉》外，像《登高咏菊尽》、《咏白菊》、《中秋月》、《长明灯》等都是七律体“论体咏物诗”，至于七绝体“论体咏物诗”就更是不胜枚举。

可以说，中国古代咏物诗发展到唐末的罗隐，主要的创作范式、创作技法才最终完成，同时也完成了咏物诗发展史“三变”的周期。与罗隐同时或稍后，作“论体咏物诗”的重要诗人有罗邺、皮日休、陆龟蒙、唐彦谦、韩偓、吴融、郑谷、李山甫、杜荀鹤、徐寅、齐己等。罗邺七律《牡丹》有名句：“买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何庆善、杨应芹注：《罗邺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页。唐彦谦七律《牡丹》有名句：“为云为雨徒虚语，倾国倾城不在人。”*唐彦谦：《牡丹》，见《全唐诗》卷672，清康熙四十六年扬州诗局刻本。陆龟蒙的七绝《浮萍》有名句：“最无根蒂是浮名。”*陆龟蒙：《浮萍》，《全唐诗》卷628。杜荀鹤七绝《小松》有名句：“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杜荀鹤：《小松》，《全唐诗》卷694。还有皮日休七绝《咏蟹》、《金钱花》，郑谷七绝《十日菊》，徐寅七律《咏钱》等，都是“论体咏物诗”的佳作。另徐寅的七律体“论体咏物诗”较多，颇值得注意。

“论体咏物诗”到宋代获得了普遍的响应，形成了巨大的规模。其实，宋代咏物诗上述四种创作范式都有，但最突出、数量最多的有两类：一类为“着题格”咏物诗(实为“赋体咏物诗”的极端化，详后文)；另一类为“论体咏物诗”。若单就数量看，前一类规模更大，但质量不及后一类。四库馆臣云：“咏物诗……其特出者，杜甫之比兴深微，苏轼、黄庭坚之譬喻奇巧，皆挺出众流。其余，则唐尚形容，宋参议论，而寄情寓讽旁见侧出于其中。”*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453页。由“唐尚形容，宋参议论”可见，四库馆臣认为“论体咏物诗”在宋代已成咏物诗的代表性倾向。两宋最突出的咏物诗大家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和陆游，其中王安石、黄庭坚各有咏物诗约150首，苏轼有咏物诗300余首，陆游有咏物诗500余首，此中当然以“着题格”咏物诗为多，亦不乏“论体咏物诗”。他们的“论体咏物诗”多为议论人生哲理，带着时代烙印与作家自己的风格，这与宋代诗坛整体崇尚作诗论理的时代潮流是分不开的。宋代“论体咏物诗”不乏名篇佳作，如：

欧阳修《画眉鸟》：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画眉鸟》，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王安石《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王安石：《北陂杏花》，李璧笺注：《王荆文公诗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55页。

苏轼《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苏轼：《琴诗》，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47页。

陆游《落梅》：

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陆游：《落梅》，王水照、高克勤选注：《陆游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82页。

卢梅坡《雪梅》：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卢梅坡：《雪梅》，《千家诗》，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2页。

宋末元初，遗民诗人颇擅以咏物来暗中发表看法。郑思肖、汪元量、谢枋得、林景熙、谢翱等都写有不少精彩的“论体咏物诗”。如郑思肖《画菊》、《小草花》，汪元量《废苑见牡丹黄色者》，谢枋得《春日闻杜鹃》等。这一风气一直影响到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顾炎武、傅山、黄宗羲、方文、杜濬、魏禧、陈恭尹、吴嘉纪等。如顾炎武的《精卫》就是“论体咏物诗”中的名篇。

从与“物”的关系角度看，如果说“比兴体咏物诗”是“托物”，“赋体咏物诗”是“体物”，那么“论体咏物诗”就是“议物”：本欲议论社会现实或人生哲理，忽遇某物之特征与此理“奇切”，故感物而发。有学者认为，这叫做“以议论见寄托”。清黄培芳《香石诗话》有云：“咏物诗有以议论见寄托者，元遗山《杏花》云：‘一般疏影黄昏月，独爱寒梅恐未平。’可谓善于持论。”*黄培芳：《香石诗话》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706册，第167页。它实际上是诗人将自己对社会现实或人生的看法“寄托”或移植到某“物”中去，即以“论”入“物”，这与此前的咏物诗皆从“物”出发有所不同。

若从当代写作理论中所谓的“表达方式”角度观察，中国古代咏物诗的四种主要创作范式基本囊括了“描写”、“叙述”、“抒情”、“议论”四种表达方式：“比兴体咏物诗”重在“抒情”，“赋体咏物诗”重在“描写”和“叙述”，“赋比兴结合体咏物诗”重在将“抒情”、“描写”和“叙述”揉为一体，而“论体咏物诗”重在“议论”。

三、咏物诗演进中出现的三个极端

咏物诗发展到唐代，各种体式、技法都已出现，正所谓“唐人擅其美”。但唐人在对咏物诗的“标题”——所咏对象的处置态度和处置方法上，先后出现三个极端：尊题格、贬题格、着题格。其中“着题格”影响最为深远，甚至成为宋元明清四朝咏物诗的主流。

(一)极端一：“尊题格”咏物诗

何为尊题格？宋葛立方《韵语阳秋》有曰：

书生作文，务强此弱彼，谓之尊题。至于品藻高下，亦略存公论可也。白乐天在江州，闻商妇琵琶，则曰：“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在巴峡闻琵琶》云：“弦清拨利语铮铮，背却残灯就月明。赖是无心惆怅事，不然争奈子弦声”。至其后作《霓裳羽衣歌》乃曰：“湓城但听山魈语，巴峡惟闻杜鹃哭。”乍贤乍佞，何至如此之，甚乎？韩退之美石鼓之篆，至有“羲之俗书逞姿媚”之语，亦强此弱彼之过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5，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03页。

可见，所谓“尊题”意谓强此弱彼，为了尊崇、美化甲方而不惜贬低乙方，此格本非专用于咏物诗，但咏物诗使用最多，葛立方所举白居易《琵琶行》、《琵琶》、《霓裳羽衣歌》及韩愈《石鼓歌》四例，皆为广义上的咏物诗。咏物诗“尊题格”的首创者，大概要算是杜甫。杜甫的咏物诗《促织》、《孤雁》，仇兆鳌注云：“诗到结尾，借物相形，抑彼而伸此，谓之‘尊题格’。如咏促织而末引丝管，咏孤雁而末引野鸦是也。”*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11页。明人以为“尊题格”已属于诗歌中的一“体”，明方以智《通雅》云：“歇后、影略、尊题、建除、百一、宫体、香奁皆因体而名也。”*方以智：《通雅》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第125页。“尊题格”咏物诗在杜甫那里，仅是在古体或五律的结尾用一两句反衬一下，到中晚唐后，使用已经较为普遍，而且诗歌的主体部分乃至全篇的布局皆用此格。最著名的例子如刘禹锡的《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为了“尊”牡丹，而不惜以贬低“芍药”、“芙蕖”为代价。罗隐《牡丹花》中“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也是贬“芍药”、“芙蓉”。唐彦谦《咏牡丹》诗中“为云为雨徒虚语，倾国倾城不在人”，又是尊牡丹而贬美人。明杨慎认为，这种“尊题格”咏物诗，对唐人来说已是“诗家常例”，《升庵诗话》云：“唐彦谦《垂柳》：‘绊惹东风别有情，世间谁敢斗轻盈。楚王宫里三千女，饥损蛮腰学不成。’‘蛮腰’或作‘纤腰’，非。咏柳而贬美人，咏美人而贬柳，唐人所谓‘尊题格’也，诗家常例。”*杨慎：《升庵诗话》卷8，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3页。

咏物诗之“尊题格”实为同类烘托之法，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所咏对象在同类中的重要以及作者对它的尊崇和喜爱，同时也为了强调这篇作品的特殊价值，有故意夸大的成分，到中晚唐发展为“诗家常例”后，此格遂成咏物诗发展史的一个极端。刘熙载认为：“文莫贵于尊题……尊题者，将题说得极有关系，乃见文非苟作。”*刘熙载：《艺概》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3页。虽其说的是八股文，亦无贬低他物以相烘托，但“尊”题的基本立场是相通的。

(二)极端二：“贬题格”咏物诗

咏物诗发展到晚唐，又出现了与“尊题格”相反的另一极端，就是对所咏对象(标题)不是尊崇而是贬抑，不是美化而是丑化，不是喜爱而是憎恶，并通过“贬题”来发表议论，提出观点。宋魏天应《论学绳尺》在探讨“论”体文的作法时，提出“贬题立说格”一体*见魏天应：《论学绳尺》卷5、卷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8册，第314、471页。，虽不是针对咏物诗，但与这类咏物诗的“贬题立说”精神完全一致。我们不妨借用其名，称这类咏物诗为“贬题格”咏物诗，其首创者及代表诗人大概是罗隐。

罗隐创作了大量的“贬题格”咏物诗，立意新颖，议论精辟。如《黄河》一题，罗隐的前辈薛能写有长诗，对黄河的雄壮气势及灌溉农田、刚中带柔赞美有加，称之是其他河流无法比拟的，属于“尊题格”。而上文所举罗隐名篇《黄河》，对黄河的“浊”和“曲”两个特征极尽贬抑之能事，没有一句褒美。再如《金钱花》一题，卢肇《金钱花》有“时时买得佳人笑，本色金钱却不如”，对金钱花胜过真实的金钱大加褒扬，属于“尊题格”。而罗隐《金钱花》曰：“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劚将。”*李定广校笺：《罗隐集系年校笺》，第110,110，612页。咏金钱花不夸反贬，借金钱花这个题目和形象发挥联想，展开议论，讽刺豪门贵族的贪婪无耻。与《金钱花》一样，罗隐的《钱》、《鹰》等题目本身就稍有贬义，当然容易写成“贬题格”，但许多本身属于美好的事物，其他人都写成“尊题格”，罗隐也写成“贬题格”。如《鹭鸶》一题，元稹、贾岛、许浑、张祜、杜牧等都有作，都是赞美，但罗隐《鹭鸶》曰：“斜阳澹澹柳阴阴，风袅寒丝映水深。不要向人夸素白，也知常有羡鱼心。”*李定广校笺：《罗隐集系年校笺》，第110,110，612页。说鹭鸶常向人炫耀高洁，而内心却藏着贪欲。《春风》一题，是多么美好，唐人所作众多，争相赞美，但罗隐诗却说“但是秕糠微细物，等闲抬举到青云”，贬春风不该把秕糠抬举到青云上，讽刺主考官选拔垃圾，是何等深刻。他如《柳》诗所谓“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贬柳絮都到处漂泊不能自制，柳又怎能用长条绊住离人呢？《蜂》诗所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李定广校笺：《罗隐集系年校笺》，第110,110，612页。，贬蜜蜂辛苦经营，竟不知为谁，自身除“辛苦”外一无所有。罗隐的其他咏物七绝如《云》、《仙掌》、《香》、《蝉》等皆属此类。

与罗隐同时或稍晚，亦有不少诗人追随此风，写有若干精彩的贬题议论格的咏物诗。如罗隐好友皮日休《金钱花》：“阴阳为炭地为炉，铸出金钱不用模。莫向人间逞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皮日休：《金钱花》，《全唐诗》卷615。诗人来鹏(《全唐诗》作来鹄，误)模仿罗隐最为明显，如其《云》：“千形万象竟还空，映水藏山片复重。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来鹏：《云》、《鹭鸶》，《全唐诗》卷642。再如其《鹭鸶》：“袅丝翘足傍澄澜，消尽年光伫思间。若使见鱼无羡意，向人姿态更应闲。”显然是在罗隐《云》、《鹭鸶》的启发下写的。还有褚载《长城》：“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焉知万里连云色，不及尧阶三尺高。”*褚载：《长城》，《全唐诗》卷694。通常诗人笔下的长城是伟大的，本篇却贬抑之。五代末宋初四朝宰相诗人王溥，学罗隐“贬题格”作有《咏牡丹》一绝：“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王溥：《咏牡丹》，《全五代诗》卷15，清函海本。唐人咏牡丹花，大都是赞美之辞，本篇却贬得有理。

咏物诗中的“贬题格”，往往是借题发难，展开议论，大多贬得有理，能新人耳目。尤其是那些以美好事物为题的“贬题格”咏物诗，类似于“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在发人深省的同时，往往产生一种悲剧性的情调，因而加强了咏物诗的讽刺效果。

(三)极端三：“着题格”咏物诗

宋人特别喜欢讨论的一个诗学话题，就是“着题”。何谓“着题”？简单地说，“着题”犹切题。唐人也时有提及。如司空图《与极浦书》：“假令作者复生，亦当以著题见许。”*司空图：《与极浦书》，祖保泉、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孟启《本事诗》曰：“咏垆中石罂……状罂之声，既已酷似，讥微吟者，亦复著题。”*孟启：《本事诗·徵异第五》，明津逮秘书本。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启”误作“棨”。其所谓“著(着)题”都是切题的意思，本指诗歌能紧扣标题而作，到宋代诗论中才专用于谈咏物诗。日本浅见洋二先生认为：“‘着题’即为诗的本文‘着落’于诗的标题上之意，主要用在咏物诗上。”*[日]浅见洋二：《标题的诗学：论宋代文人的“着题”论及其源流》，《新宋学》第一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宋末元初方回编《瀛奎律髓》以类分目，将咏物诗列为“着题类”，其说有云：“着题，诗即六义之所谓赋而有比焉,极天下之最难……然不切题，又落汗漫……凡杂赋体物肖形，语意精到者，选诸此。”*方回：《瀛奎律髓》卷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51页。方回所言“赋而有比”其实是一个美丽的幌子，其所选唐老杜等人的咏物诗确是“赋而有比”，但宋人所写的大量“着题”类咏物诗实际上大都是“赋而无比”，基本上属于他后面所说的“杂赋体物肖形，语意精到者”。

咏物诗中的“着题格”实为“赋体咏物诗”的极端化发展。与以前的“赋体咏物诗”相比，主要在两个方面走向极端化：一是选题更加日常生活化和琐细化、纤仄化；二是紧扣标题极尽摹写刻画之能事。“着题格”咏物诗创始者大概是晚唐的雍陶和陆龟蒙。雍陶《咏双白鹭》扣白鹭之“白”，诗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傍白莲鱼未知”*雍陶：《咏双白鹭》，《全唐诗》卷518。，在晚唐被传为名句，因得“雍鹭鸶”雅号。而陆龟蒙的《白莲》写白莲之“白”，更能青出于蓝。陆龟蒙大量创作“着题格”咏物诗，其咏茶具组诗、咏酒具组诗、咏渔具组诗、咏樵人组诗，都符合“着题格”这两个“极端”特征。如其咏渔具组诗题目有《钓筒》、《钓车》、《鱼梁》、《叉鱼》、《射鱼》、《鸣桹》等等，皆日常生活中的琐细之物，选题之纤仄可见一斑，且这些诗大都不离标题，以摹写刻画为能事，看不出有任何“寄托”。纪昀说：“其咏一家之器具连章骈作，则天随子其权舆矣。”*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11《书蒋秋吟考具诗后》，清嘉庆十七年纪树馨刻本。眼光是十分敏锐的。与陆龟蒙同时或稍晚的“崔鸳鸯”、“许洞庭”、“刘仙掌”、“郑鹧鸪”等，皆因“着题格”咏物诗而得名。再晚一些的徐寅、齐己二人创作了更多“着题格”咏物诗。最著名的例子是齐己将《早梅》诗呈郑谷，郑谷改“昨夜数枝开”为“昨夜一枝开”，因被齐己尊为“一字师”，就为了紧扣标题中的“早”字。但“着题格”咏物诗形成主导性创作风气和创作规模，还要到北宋以后。钱谦益说：“及观宋元诸公之作，下迨谢、瞿咏物百首，雕形镂状、极态穷妍，如虎头、道子图写人物，神情俱肖，又若静鉴澄波，纤毫曲折全摄照中，可谓夺天巧而殚人工矣。”*钱谦益：《唐人咏物诗序》，清顺治十七年刻本《唐人咏物诗》卷首。清初冯班也指出：“宋人作着题诗，不如唐人咏物多寓意，尚有比兴之体。”*冯班：《钝吟杂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7页。清初学者多认为，宋以后几朝，这种雕形镂状、极态穷妍而无比兴的“着题格”，已成为咏物诗创作的主流。兹将“着题格”咏物诗在宋代以后的发展轮廓作一大致梳理。

宋初咏物诗的典范，是由林逋、丁谓、鲍当等几位诗人创作的“着题格”咏物诗而确立的。林逋(968—1028)的咏梅诸篇被宋人高度称赏推崇，并被看作咏物诗的榜样。丁谓(966—1037)效唐李峤作《单题诗》，“一句一事，凡一百二十篇，寄洛中子孙，名《青衿集》……且篇篇用李韵”*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5页。。鲍当(978？—1038)因咏《孤雁》诗而得雅号“鲍孤雁”。其后，“二宋”(宋庠、宋祁)、“梅欧”(梅尧臣、欧阳修)继之而出。“二宋”的《落花》诗名噪一时，梅尧臣因咏河豚诗而得“梅河豚”雅号。欧阳修在颍州约客赋诗咏雪，规定不准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银”诸字，苏轼称之为“禁体物语”，宋人又称“白战体”。苏轼自己也努力效法其师为“白战体”(苏轼《聚星堂雪并叙》)。程千帆、张宏生先生认为：“禁体物语这种手段，用意在于使咏物诗在表现中遗貌取神，以虚代实；虽多方刻画，而避免涉及物的外形。”*程千帆、张宏生：《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论“白战体”及杜、韩对它的先导作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其实，“禁体物语”仍是“体物”的手段，只是加大难度而已。其后谢逸(1066？—1113)曾作蝴蝶诗300多首，中多佳句，被时人称为“谢蝴蝶”。宋秦观、李缜、李伯玉、刘克庄、方蒙仲、张道洽、李祺等20多人，乃至元冯子振、韦珪，明王夫之等都作有《梅花百咏》*参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阴山学刊》2002年第1期。。而元谢宗可、明瞿佑皆以《咏物诗》1卷百首知名。以单篇得雅号者，还有“杨春草”(杨基)、“袁白燕”(袁凯)等等。

宋人大倡“着题格”咏物诗风气之后，也不断从理论上为自己寻找依据，又以此理论为标准来衡量、品评唐人的咏物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曰：“《吕氏童蒙训》云：‘作咏物诗不待分明说尽，只仿佛形容，便见妙处。’苕溪渔隐曰：‘诗人咏物，形容之妙，近世为最。如梅圣俞……东坡……张文潜……。’如唐彦谦《咏牡丹》诗云‘为云为雨徒虚语，倾国倾城不在人’，罗隐《咏牡丹》诗云‘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处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25页。特别强调“形容之妙”，亦即摹写刻画之妙，以此作为宋人的长处而自鸣得意，还以此标准批评唐人唐彦谦、罗隐的牡丹诗火候还不够。对此，清初贺裳颇不以为然，痛斥道：“尝叹宋人论诗，如饮狂泉……罗隐《牡丹》诗‘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何等风致！反谓‘不能臻其妙处’！如此风气，真诗中百六之运。”*贺裳：《载酒园诗话》卷1，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226页。

宋以后盛行的“着题格”咏物诗，明清人谈论最多者，当推元人谢宗可所作咏物诗。谢宗可咏物诗标题有讲究，刻画往往入木三分。日本香山彰认为：“唐后好作咏物且工于奇题者，元谢宗可莫若焉。”*[日]香山彰：《六代咏物诗纂·例言》,日本三乐堂藏版1780年刻本。以为谢宗可咏物诗标题“奇”。四库馆臣说得最好：“宗可此编凡一百六首，皆七言律诗，如不咏燕、蝶，而咏睡燕、睡蝶，不咏雁、莺，而咏雁字，莺梭，其标题亦皆纤仄，盖沿雍陶诸人之波，而弥趋新巧。”*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谢宗可咏物诗一卷提要》，第1453，1453页。其实明清人对谢宗可咏物诗总体上批评多于褒扬。如翁方纲曰：“谢宗可咏物诗凡百篇，题既皆出雕镌，诗亦刻意纤琐，大率有形无神，所谓丽而无骨者也。”*翁方纲：《石洲诗话》卷5，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1457页。

正因为宋以来“着题格”的流行，使得清代的理论批评家在咏物诗的寄托问题上产生分歧。一种意见强调咏物诗必须要有寄托。如薛雪《一瓢诗话》曰：“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薛雪：《一瓢诗话》153条, 丁福保辑录：《清诗话》，第704页。袁枚《随园诗话》曰：“咏物诗无寄托，便是儿童猜谜。”*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卷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8页。另一种意见反对咏物诗一定要“寓意”，一定要有寄托。吴雷发《说诗菅蒯》曰：“古人咏物诗，体物工细，摹其形容，兼能写其性情，而未尝旁及他意，将以其不寓意而弃之耶？”*吴雷发：《说诗管蒯》第18条，丁福保辑录：《清诗话》，第901—902页。

总体来说，宋以后流行的“着题格”咏物诗，无论是追求标题之“奇”，还是“形容之妙”，都难免有东坡所谓“赋诗必此诗”之缺憾，其主要意义似乎只能是“别岐为诗家小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谢宗可咏物诗一卷提要》，第1453，1453页。。

【责任编辑：张繤华;责任校对：张繤华，李青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4-0018-15

作者简介：李定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234)。

*收稿日期：2014—06—12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建设规划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