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迪　谢海滨

我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老战士，1927年7月出生在陆河县螺溪镇书村。今年我已是88岁高龄，但当年参加革命的过程仍记忆犹新。

1928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东江特委书记、农民运动先躯彭湃为肃清残敌，巩固革命根据地，令红军二师一部与陆丰县西此区赤卫队抵达螺溪。当时，我的父亲叶纪养是大革命时期农会副会长，在红二师军队打仗时曾送过茶水。我出生未满一个月，母亲背着我到山岗上放牛时，突然有人向母亲高呼：你家房子着火了！诺大的房子全部被烧掉，家当、衣服、猪等也被烧掉了，仅剩下一头牛。父亲逃到坜背亲房家，母亲则背着我，牵着仅存的一头牛到螺溪欧田的舅舅家居住。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十三四岁时，父亲临死前把我叫到床边叮嘱的那句话：“不要忘记共产党”。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叫共产党，到读书时还一直在思索和追寻。我共有三兄弟，大哥早逝，二哥叫叶营。叶营小时候由于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获得坜背村公费读书，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汕尾水产职业学校，被学校留校任教，在该校担任总务工作。我9岁开始在螺溪进化学校（现螺溪中学）读小学。1938年父亲病故后，我就跟二哥叶营到了汕尾水产职业学校读书。当时一同到该校读书的河田同乡还有彭广生等6、7人。

1946年，同学们组织起来反对学校贪污学生的饭钱，当时还编了一首歌谣：“打响吃饭钟，饭堂摆好‘送（饭菜），冲到中途没了‘送……”有一位闹事的同学被抓到警察所。我后来转到梅县华光高中读书，读了一年半后，跟随当时已任上海招商局大副的二哥叶营到那里考大学，但没考上。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的管辖中。在对前途十分茫然的时候，有个教授介绍我到上海光湾路的暨南大学先修班进行学习。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于是我到亲戚家借钱南下到广州彭家祠。当时彭家祠不用钱可以住，我落脚后，就到了广州市文德路法学院读大学。

大约是1948年下半年，五云客家人彭克（时任地下情报员）给我送来一封信。至今我还不清楚这封信是谁写的，有可能是彭广生，因为他那时已参加了韩江游击队。信很短，有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你还戴着有色眼镜读书？”这实际上是对我婉转的批评，成了我参加革命的催化剂。

过了春节，我找到时任中山大学助教的叶仰邹，及其正在读高中的弟弟叶林英，从广州坐船回家乡参加革命。经过汕尾时在同乡叶虹家的小店住了一晚。叶虹问我们回来干什么，我们就骗他说回来清明扫墓。他的叔父说外面已戒严，在这住一晚后，明天叫三辆自行车送我们回去。第二天，当我们经过海丰公平冷饭蒲的一个茶亭时，突然响起两三声枪声。原来是碰上游击队在放哨。我们被围了起来搜身，没搜到什么。他们问，是同志吗？找谁？我们三人说去找叶佐恕。叶佐恕是陆丰县人民游击队主要创建人和指挥员，游击队员一听到他的名字，立刻对我们说对不起，并沏茶招待我们。走的时候，他们一再叮嘱我们不要经过砂公溜，因为那里埋伏着国民党，还派了一位游击队员为我们带路。我们放下自行车，步行经过新田和上护，到达河田，在天主堂找到了叶佐恕。叶佐恕了解我们的来意后，立即让我们去紫金县龙窝。我们问到紫金县龙窝的路怎么走，叶佐恕说，路在嘴里，然后写了一张纸条给我。我们三人带着这张盖上印章的纸条，直奔紫金县龙窝。

走到螺溪镇时，我们在叶仰邹家住了一晚。当他父亲得知我们去紫金县龙窝的目的时，便把家里的门都紧锁了，不许我们出去。叶仰邹说不怕，还有后门可以出去。半夜两三点钟时，我和叶林英从后门逃出，叶仰邹留在家里，说是到龙窝后再联系，结果一直没联系上，后来他到了河田中学任教导主任。

我们走到撑腰石时，被家人派来追赶的“长年”李学文找到了。他对我说：“你母亲想你想得吃不下饭，已睡在床上几天了，叫你一定要回去。”我心想，如果这时回去，母亲一定不让走，肯定去不成紫金县龙窝参加革命了。一支黄烟后，我告诉李学文，要么他自己一个人回去，要么一起去紫金县龙窝，革命道路一定要往前走！他不肯跟我走。我思绪万千，但坚决地写了张纸条，让他带回去给我母亲。据说我的三叔公收到信后，大发牢骚：以后不要回来了，回来后一定要把他大打一顿。当时我想，革命如果没有胜利，我就不回去了，如果革命胜利了，家人也不会对我怎么样。

1949年4、5月，我在紫金县龙窝粤赣湘边政治部直属政治工作队，学习宣传解放的有关政策法规。接着我们编组进村，联系和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找上层人士为解放捐钱、捐米、捐柴。

我一生中参加过好多次战斗。有一次参加打五华县町斜的地方反动头目温百洲，他的房子很大，墙很厚，游击队打了6天都打不进去。后来很多解放军来支援，最后用炮从大门打了进去。战斗中有两个解放军牺牲了，安葬时把温百洲的儿子抓来生祭。战斗结束后我发现右腿上有很多血，才知道自己中枪了。卫生员把我腿中的子弹取了出来，现在我的右大腿上还能看到明显的伤疤。

还有一次是1949年5月在紫金县秋溪乡。我被国民党军队的枪林弹雨赶到了山上。情况非常危急，我钻进了半山腰的一个埋过人的洞里。当时一直下着雨，我心想如果被敌人发现就把手榴弹扔过去。当时手榴弹的盖子都打开了，我已做好一切准备。也许由于一直下雨的原因，国民党军队撤退了。那天晚上，我的衣服湿透了，于是脱去上衣，涂上黄泥作掩护。天还未亮，我趁着月光，沿着山凹沿水流方向往外走。到天亮时正好走到一个村庄，看到一个青年刚从屋里走出来。他为游击队送过信，看到我后立即让我进门换上衣服。我吃了苋菜粥，可能是天气热的原因，竟然全部吐了出来。后来吃了布惊茶，精神又振作了起来。正在这时，门前的狗大声吠，原来还有几个被打散的自己人也走了过来，身上还背着米条。后来，我们一起回到紫金县秋溪。

1949年7月，我回到河田，参加陆丰西北区工作队，宣传解放建政。解放后，我曾任民政委员、副乡长、土改组组长、文教卫助理、工会秘书等职务。1979年10月，我被安排在陆河县河口镇任文教助理，一直到1983年光荣离休。我一生生活俭朴，工作积极，任劳任怨，不计得失。近年来，我积极参加筹建螺溪富角坜革命烈士陵园。当时在螺溪有80多位红军壮烈牺牲，但烈士陵园尚未完工，这是我当前最牵挂的一件大事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