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暑假我考上省立女子中学读高中。我初中在教忠中学读书，因为教忠属私立中学，收费比较高，而当时我家经济不富裕，因此，我一心扑在书本学习，渴望高中考上公立学校，自己认为要用功读书，将来学成能自食其力，不依靠别人。在课余时间我很欢喜看进步电影《新女性》、《渔光曲》、《桃李劫》等，爱看冰心、巴金、矛盾的文学作品，对旧社会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贫富悬殊，男尊女卑，自己甚为不满。“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当局一枪不发，把东三省送给日寇，对当局腐败无能，自己非常愤慨。

“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后，广东广大学生群众热血沸腾，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国民党当局极力阻挠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学们极为愤怒。有一次学生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教育厅长令各校放假，驱散学生，封锁校门，广州学生到教育厅找厅长质问。但教育厅官员走避一空，大门紧闭，同学们愤怒之下抬走了教育厅的招牌。我听到这事，感到十分痛快，拍手叫好。

1936年1月13日，发生了荔枝湾惨案。广州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遭到广东当局血腥镇压，几十人负伤，血洒荔湾桥头。我看了传单，心里十分愤怒，学生抗日救亡有何罪过，大敌当前，不打日寇，反而对爱国学生滥施毒打，十足汉奸嘴脸。

一

1936年暑假，广州成立民众歌咏团，地点在青年会，我和姐姐余慧珍一起去参加，进入会场马上被当时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台上可能是中大的学生在演讲。谈到日寇频频侵略我们领土，国家危在旦夕，我们决不当亡国奴，凡是热血青年应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演讲者大声疾呼，台下听众深受感动，我是在民众歌咏团接受启蒙教育的。我积极参加歌咏团各项活动。歌咏团组织比较严密，把团员编成小组进行活动。我参加的小组成员有陈念华、陈兴中、洪文亮、洪文开、谭士伟、余慧珍等1O多人，每次都到郊外开小组会，谈论国家大事，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抨击蒋介石不打日寇，专打红军，所谓要“先安内后攘外”。后来，发生了西安事变，我们谈论为什么捉了蒋介石，又把他放走呢？原来捉蒋是为了迫蒋抗日。陈念华经常找我谈心，对我进行个别教育，还给我看党的《八一宣言》，是个油印文件。我自参加歌咏团后，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要救中国，只有共产党。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黑暗透顶，实在令人失望。

1937年5月，陈念华同志介绍我入党，监誓人是汤士（汤宝楷）同志，他当时讲：“从今日起你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那时入党没有候补期）。我当时很激动，暗下决心，做个党员，就要为党工作一辈子。入党后，由老麦同志领导，编入汪梅同志小组过组织生活。“七·七事变”后，组织上要我参加学生抗日救亡会工作，当时学抗会有陈能兴、陈恩、吴风珠、司徒艳等一批进步学生。在学抗会工作十分热闹，向群众进行演戏、唱歌、举行游行示威等各种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由于广州遭受日寇大轰炸，好几间公立学校都迁到农村上课。女中迁到顺德良滘。暑假后，党组织要我回学校读书，在学校团结同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女中当时只有我一个党员，我本来很想留在广州学抗会工作的，但党组织决定，我是坚决执行的。我的组织关系转给梁嘉同志，由他领导。

二

女中开学后，当时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广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学校还是老样子，平静如水，一点抗日气氛也没有。女中学生从城市生活转到农村生活有许多不便地方，加上学校当局对学生生活关心不够，食水里有许多黄泥很不卫生，食饭不是分开每人一份，而是8人一桌，大家感到很不便。我们睡双层木架床，农村的旧祠堂阁楼比较低矮，当地坏人晚上伸只脚下来，吓得同学们大叫大闹，气氛十分可怕。在这样环境下，同学们意见纷纷，当时我和同班同学商量，要向学校当局提出意见，要求改善学习环境，要求建立学生抗日救亡组织。很快获得同学支持，高二两个班同学赞同后，联系高三级同学，大家同意就写了份书面意见，由我面交邓不奴校长。邓校长骂了我一顿。我讲：这是同学们大家的意见。当时，由于我们年轻，没有斗争经验，提出如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罢食。事后，我向梁嘉同志汇报，他表扬我工作开展比较快，但告诉我，现在是抗战时期，不要采用过火行动，不要提出罢食之类。有些事情可以团结同学自己进行。我回学校和同学们酝酿怎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建议晚上同学们自己组织起来，如有事就打响锣。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学校有些教职员也同情我们。

为了更好开展女中抗日救亡工作，经研究建立女中抗日救亡工作团。内部分工：教育、宣传等，教育方面办了妇女儿童识字班，有个阵地经常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宣传方面比较活跃，组织过许多活动，经常学唱歌、学演戏。

1937年秋，淞沪会战很激烈，全国动员保卫大上海，学校奉命组织学生下乡宣传，并慰问各地驻军。学校为了鼓励学生下乡活动，规定参加这次宣传的将来算考试成绩的60%。因为番禺县政府中我们同学有个朋友，到那里工作比较方便，就选了番禺县。我们到番禺南村、石榴进行工作。向群众宣传要积极起来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卫大上海，并向驻军进行慰问，以鼓舞斗志。还参加了番禺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大游行。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进行惨绝人寰大屠杀。我们串联了广雅、女师等学校学生，集中到顺德大良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发传单、贴标语，控诉日寇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我们要为南京军民报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群情十分激动，效果很好。

我们有些同学会演戏，特别是余志生（余珍）演戏内行，她当指导。我们先后排练了《张家店》、《东北一角》、《打鬼子去》等几个戏剧。我们学会演戏后，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上增加了新内容，更能吸引群众，效果更好。我们曾经在学校附近进行过多次演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效果都比较满意。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同学中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1937年秋，我介绍徐华淑、黄惠珍两位同学入党，建立了女中学生党支部，我当支部书记，随着工作不断发展，我们支部在1937年冬到1938年春再发展了几个党员：余志生、邓宝珠（邓宝）、梁××、程佩贞等。1937年秋，党组织告诉我，黄云耀老师是党员，如有事可以和他商谈，由于有黄老师在教职员中进行工作，对我们工作开展帮助很大。endprint

为了发展初中同学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我们组织高初中姊妹班联欢活动。增进友谊，加强团结，带动了不少初中同学和我们一起工作。大约1938年春，我们知道日寇在战场上向八路军施放毒气后，满怀对八路军热爱之情，以党员为核心，再加上一批进步同学：孔庆余、李雪英、徐廉英、张月婵、梁玉兰、李素娴等组织起来，进行义演募捐支援八路军，购置防毒面具。从顺德乐从圩、龙江圩，到县城大良，再到中山石歧。在剧场上我们有募捐箱，随缘乐助。经过这段演出，收到800元。这是十分难得的，充分说明广大群众抗日热情很高。学校当局知道我们义演收到一笔款，要我们捐给抗日部队就可以了。我们认为捐给抗日部队让人不放心，钱是我们千辛万苦演戏得来的，一定要捐给八路军。我亲自将800元送到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云广英同志那里，拿回收据后，贴在学生会报告版上。

三

1937年秋，党组织要我和对面里滘村小学老师范同志联系，协助开展女工工作。当时，顺德缫丝厂大多数是女工，有次我和同学到村里缫丝厂参观，看到女工在烟雾弥漫的开水里缫丝，手指烫得通红，有些童工不够高，还要站在小凳上操作。我十分难过，眼泪忍不住纷纷流下。我暗下决心要帮助女工学文化，提高觉悟，使他们懂得怎样才能解放自己。后来，我和范老师商量，决定开办女工夜校，我们同学当老师，每晚轮流到里滘上课。女工对我们十分热情，晚上我们就睡在女仔屋里，和她们谈心。我们到女工夜校上课是秘密的，不能让学校当局知道，以免引起麻烦。由于有大批进步同学支持，办女工夜校事情，学校一直不知道。许多女工通过夜校学习，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范老师还发展了女工党员。1938年我曾经到范老师那里，请他找两位女工党员到省委机关工作。他介绍了霍静娴、霍静然给我。1938年暑假，我们一些进步同学帮助女工在顺德良滘建立了缫丝女工工会。在成立大会上女工自己主持，选出了工会负责人。大会还表演文娱节目，热热闹闹庆祝一番。

1938年暑假，我们高二结业，准备升高三时，学校当局把我们3个党员余慧英（余慧）、徐华淑、余志生开除学籍，理由是行为不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学生，反而有罪被开除学籍。我们据理力争，上告教育厅。后来，学校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但我们3人没有回校读书，都由党组织另外安排工作，学校工作由黄惠珍负责继续进行。1938年秋，国民党当局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到连县星子集训。黄惠珍和同学们一起去了连县，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在党组织的指引下，我们学校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迅猛发展。在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锤炼下，成长了大批先进分子。她们后来都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为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