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希培，杨竞雄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宿命论”诘难之贫困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三章》的辩护逻辑

谭希培，杨竞雄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的第三章中，伊格尔顿从辨析马克思主义中的“独到之处”入手，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没那么简单；阶级斗争既是必然的亦是自由的；社会形态之更替是统一的、多样的、有代价的；社会历史趋向与人们主体选择性的邂逅并不完美。这些观点给予了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宿命论”的论调以有力反驳。

生产方式；阶级斗争；社会形态；历史趋向；主体选择

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久久盘旋于世界上空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一书开始流行于东西方。该书的作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第三章中，从辨析马克思主义中的“独到之处”入手，即基于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结合的一种全新的历史观[1](41)，在对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进行正名的基础之上，全面阐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思想，最终落脚于社会历史趋向与人们的主体选择性之间关系的哲学命题，从而力证了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宿命论”(以下简称“宿命论”者)的“最慑人的批判”[2]的贫困与苍白。探析伊格尔顿的思路与观点，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理解。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之间的结合没那么简单

广义地说，生产方式就是特定生产力和特定生产关系的结合。生产力指的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驾驭自然以适应其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而生产力从来都是与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相联系的。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始终强调，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产生和变革。然而，那些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形式”[3](102)的人们却把这一点理解为：生产力马不停蹄地向前迅跑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当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桎梏时，它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愈演愈烈了，旧的统治阶级将最终被有能力推动生产力前进的那个阶级所取代。这种观点乍看之下很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但仔细思量就可以发现其中蕴含巨大的认识鸿沟。首先，在马克思的眼中，生产力是否总是以万夫不当之勇一往无前地向前发展的？在深谙辩证法之道的马克思看来，因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及生产关系的存在，生产力有时也会陷入曲折演变过程或长期的停滞。换句话说，经济和科技能否取得重大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是否能茁壮成长，除了它们那种与生俱来的固有驱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也是决定性的。正如西方历史上那段黑暗的中世纪，教会势力为了维护神学的统治地位，对新科技、新发明进行了残酷的控制和遏制，那些勇于质疑和创新的先驱者们要么被压制、流放，要么被处以极刑，从而造成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新文明的黎明曙光迟迟未能降临人间。中国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没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种种制肋，才一直维持着婴儿睡眠般的状态。

其次，“宿命论”者们似乎认为，在“有能力推动生产力前进的那个阶级”为统治地位而奋斗的背后有某种崇高的成分若隐若现。那么，社会历史对统治阶级的遴选机制又是如何的呢？马克思从来不认为新阶级取代此前没落的统治阶级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出于利他的动机。恰恰相反，统治阶级追求的是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取剩余价值来获取自己的自由时间和自主发展，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从整体上充实了人类的物质精神财富。这也即是说，新兴阶级的先进性(即：为了创造和维护自身利益而与历史发展规律发生的某种“机缘巧合”的邂逅)确保其反抗落后的统治阶级从而最终得以建立自己的统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其在逐利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又是它最终为历史所抛弃的根本原因。当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及其之于统治阶级的更迭的现实境遇也并非如此简单。考察一个阶级力量的强弱、决定一个阶级发动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和成功与否，不是仅仅看这个阶级有无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而是要做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综合考察。

再次，在生产方式的系统中，生产关系的改变是否能单纯地以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诚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白纸黑字地记录着大量的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述，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602)，“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5](695)但马克思对这个看似“单向度”问题的“过分”强调，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唯心史观的阴霾笼罩之际，恰是唯物史观创立之时，因而“在反驳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6](593)。他们强调：“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荒诞无稽的空话。”[5](696)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僵化人们对日常社会生活的理解。[1](38)

生产力方面的开创性变革并不一定会带来新的生产关系，例如历史上工业革命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激荡就并未能根本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此同时，马克思似乎还认为：生产关系的发展优先于生产力的进步，因为从历史的剖面而非历史的全过程来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确是在封建主义的摇篮中孕育的，是封建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但因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质变性进步和大发展是在资产阶级崛起并取得政权之后通过工业革命等方式来实现的。总之，“宿命论者”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之间的结合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执着，只是为强调：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可能会出现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如果马克思的著作中除了生产力孕育某种生产关系之外就再无他物，那么就可以一目了然：彻头彻尾的宿命论！

二、阶级斗争既是必然的，亦是自由的

《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至今人类文明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宿命论”者们的分歧产生了：一部分略显真诚的批评者承认马克思的部分合理性，但对其中蕴藏着的所谓的宿命论非常不满；另一部分却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心血来潮地给马克思主义戴上了宿命论的“桂冠”，不顾一切地对其大加污蔑、歪曲和诋毁。后一部分人抓住《宣言》中这一“蹩脚的观点”大肆嘲笑道：(既然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我上周三刷牙与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吗？昨晚在酒馆里的那场群架难道与阶级斗争沾边吗？格瓦纳被火车撞了又算不算呢？[1](41)他们或许进而认为根本不存在与物体规律相类似的社会规律。[7](101)可见，他们虽然最终得出阶级斗争不能包罗万象的正确观点，但却不可避免地结束于“根本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必然”的错误结论。

我们知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其实都不是马克思的原创，难道与马克思同时代及其之前的都涉及到此概念的伟大头脑们都错了吗？也许马克思当初根本没有想到后人会咬文嚼字地解读他的思想，毕竟《宣言》中充满了激情的修辞以便有效唤醒被压迫阶级的阶级自觉和意识自觉，文体所限使那些死咬词句的人们想入非非。事实上，马克思眼中的“历史”并非是对从古至今整个人类生存经历的重述，而是指隐藏在纷繁复杂事件背后的某种特殊轨迹。而且，把自然规律同社会规律等同起来也是不科学的，因为不自觉的盲目动力全然充斥在冥冥然的自然界中，而社会历史领域却成为了有意识能动的、经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的活动舞台。人的因素的存在使社会历史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形，因而把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不假思索地照搬到社会历史领域，进而塑造成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武器”，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无疑是必然的。所谓的阶级，就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的一些集团。而阶级斗争则是这些集团之间利益根本冲突的对抗和斗争。总的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又是其发展不足的产物：一方面，一个供养着无数诗人、侍从、小丑和管家的王室宫廷不可能出现在每个人都依靠放羊和挖野菜才能勉强维生的时代；另一方面，争夺物质利益及其为此服务的社会关系始终是阶级斗争的本质和焦点，这样的斗争只会结束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财富足以让全人类共享的阶段。那么，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伊格尔顿认为：“一方面，阶级斗争塑造了许多事件、机构和思想形式……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在风云跌宕的历史变迁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 用。”[1](62)虽然作为历史之子最终也要覆归于历史烟尘，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必然性是无法否认的。

固执于“宿命论”的另一部分人则聪明得多，他们以一种比马克思更像“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无限放大阶级及其斗争的不可抗拒性，而有意无意遮掩其自由性本色。他们抓住《宣言》中关于“工人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只言片语并大肆宣扬，似乎我们可以沉浸在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梦幻里高枕无忧了。难道社会主义会被在历史深处的某种神秘法则自然而然地带入人间，而我们只需要守株待兔般坐等社会主义到来就好了？马克思眼中的斗争不是出于阶级的自由意志？马克思为政治斗争而大声疾呼也仅是事后诸葛的行为？其实，历史中的客观趋向与主观选择是相互纠缠的，马克思顺应历史潮流不仅号召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经济政治斗争以改善生活境况和政治地位的自由行动，他还相信斗争是新兴阶级和人类历史逐渐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必经之路，而资本主义制度一旦衰亡，工人阶级就必须当仁不让地接过社会的领导权。对于那时已经成为占社会多数的工人阶级来说，这完全是一种必然的自由选择，那时候他们将在建筑一个崭新社会中充分施展才智。

阶级斗争内在的无法预知性也决定了“宿命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你可以说阶级冲突是注定要发生的，但这种冲突的方式、范围、程度又怎能是预先设计好的呢？或许资本主义正苦苦挣扎于毁灭的悬崖上，但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都欲取而代之。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必然的，但他肯定不会认定“工厂法案”或“巴黎公社”是普世价值。即便当历史的客观条件真的到达转折点的时候，也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个阶级有能力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而且任何宿命论都可能在突发事故的风暴里翻船，但“突发事件”在马克思看来也能对历史的进程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如果马克思骨子里也是一个宿命论者，他就会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实现，并且这种“实现”一定经不起突发事件的“考验”。可是他毕竟不是一个从水晶球中窥探天机的占卜术士，而是一个诅咒堕落并致力于改造世界的顽强战士。

三、社会形态之更替是统一的，多样的，亦是有代价的

社会形态是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马克思发现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这逐渐演变成中学生们的应试策略，只要有相类似的题目出现，他们一定会把这套万能公式不假思索地往答卷上摆。可惜的是，秉持“宿命论”的人们似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并向前奔腾着的生产力使旧式的政治建构被不断推翻，人类社会形态也因此自然实现依次更替，这是多么完全的“宿命论”论调啊！然而，难道人类社会进步的真实图景果真如此简单吗？

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统一的，同时也是多样的。其统一性就体现在任何社会都逃不出五种形态变迁的“五指山”。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因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6](591)。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5](732)。总之，历史规律“会使一般的规律作为一种趋势来发生作用……它的绝对的实现被起反作用的各种情况所阻碍、延缓和减弱”[8](456)。这也就意味着历史的轨迹常常是跳跃式和曲折前进的。马克思在东方社会理论中进一步指出：俄国可以跨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他们甚至认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具有使之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深邃而富于激情的马克思十分反感那些用命定的一般性道路来释疑各国情况的冰冷理论。同时，一些“宿命论”者还认为，历史理论的形成是以政治价值裁剪历史事实为前提的。[3](152)恩格斯回应道：“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8](43)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6](688)唯物史观“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它“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因而“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4](526)显而易见，恰恰是资产阶级，或那些三流旗手中的几个人在散布狭隘的机械论观点和庸俗进化论。[9]

人类的确在不断进步。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改造过的社会关系将使以往时代的全部历史遗产为全人类造福，但大多数人却在积累财富过程中被拒之门外。就像基督徒们将“恶”视为神创人性之实现必经的试炼一样，马克思也认为，无论资本主义多么贪婪或者恶毒，它都是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必经的考验。马克思就曾在1848年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为自由贸易辩护。而且，他对德意志统一的热切期盼也是基于统一能促进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进而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这样的认识。这位共产主义革命者还曾期望进步派资产阶级能尽早结束人类的“野蛮状态”。因为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资产阶级所创造出来的、用来对付封建旧势力的有力武器才能为无产阶级所用，而对准资产阶级自己。

为了社会主义的出现而赞同甚至推动资本主义“罪恶”的繁荣，甚至资本主义其实就是为了社会主义而生，这似乎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一种“目的论”。目的论认为人类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是为某一历史结果的努力，任何东西无论多么令人厌恶都是对实现最终目标的一种贡献。“宿命论”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惊喜地发现了马克思曾有过“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以占大多数的个人甚至阶级为代价的”[1](58)的思想，马克思口中的“万恶的资本主义”似乎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的阶段，在实现“至善”理想社会的过程充满着痛苦和不公。

在这里，他们显然没有认真思考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恶”吗？二是社会主义的实现能为资本主义犯下的“恶”来辩解吗？事实上，马克思从不否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创造了比以往所有时代的总和还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而且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闪烁着未来自由和解放之光。自由王国对必然王国的超越是替代加必要的保存。[10]而后一个问题也是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左的。马克思曾自辩道：“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4](504)因此，说人类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美好的未来并非是说资本主义就是存在于该理由，也不是说社会主义是必须根植于资本主义淤泥中的莲花。我们的确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的血泪史都是为了唤醒社会主义的默默准备。

四、社会历史趋向与人们主体选择性的邂逅并不完美

社会历史趋向，属于社会历史规律的决定论范畴。然而，“宿命论”者们却把“历史”视作一种客观外在的、具有独立意识的、贯穿并凌驾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类似于“神”一般的存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不过是世俗版的天命论，因为马克思相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依次更替是某种任何凡人都无法抗拒的历史铁律。不错，马克思有时会将历史的规律比作自然的法则，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即使探索到了社会的自然规律，也不能跳过和用法令取消”[8](101)。在《资本论》中他又说，“资本主义的自然法则……不可避免地指向一个必然的结果。”[1](57)恩格斯曾多次明确地将历史规律与自然法则区分开来，但他也曾多次强调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正是诸如此类深刻的辩证表述与貌似“游离和朦胧的态度”给了“宿命论”者们以“如山铁证”。

首先，历史的必然性等同于宿命论吗？任何事情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不同于宿命论的。非宿命论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可以认为人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或许“必然性”还有其他意思呢？比如“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1](34)，难道这只是狂妄地叫嚣除了这两条道路之外我们便再无选择？其实这只是为了强调：如果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后果将不堪设想。再比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如今……个人必须废除私有财产”，但这里的“必须”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告诫，并非说“谁不废除私有制财产就只有死”。与此同时，马克思所阐述的“历史必然性”也与机械历史决定论有着本质区别。机械历史决定论仅仅把历史描述为绝对的、一维的、线性的发展轨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的必然性非但不排斥历史的偶然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历史事件……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着。”[5](247)因此，如果绘出曲线的中轴线，所考察的时期和范围延拓，“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5](733)。历史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它是在无穷无尽的偶然性事件的延续中体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

其次，历史的真实面庞究竟是怎样的呢？马克思曾写道：“历史并不是利用人实现自己目的的独立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295)单凭这个观点，就能有力地回敬那些认为“唯物史观将世人视为历史的工具并剥夺人的自由和个性”[7](101)和“马克思把历史舞台上的人间演员(包括所谓‘大’人物)都看做是被经济线路不可抗拒地推动着的木偶”[1](38)的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历史从来都是“现实的人”所书写的，人们就是自己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所谓“剧作者”，就是指创造历史的主体是人类，而非绝对精神或超自然的“上帝”；所谓“剧中人”也即是说，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168)。马克思恩格斯常把历史规律与自然法则联系起来，是因为他们想凸显历史发展规律的非意志性，因为“历史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8](697)。正因如此，历史的发展才显现出既由有意识的人们的选择又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轨迹。

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虽然制约了人们的活动，但它同时也勾画了人们历史选择的可能性空间，人们的历史地位就体现于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未来社会生活的多维选择中。马克思恩格斯非但不是一个否定人类自由行动的宿命论者，他们更相信并致力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666)，并且一直尊重人们超越历史的局限选择不同的道路。但社会历史趋向与人们主体选择之间的邂逅并非童话般完美。特里·伊格尔顿就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悲剧情愫——历史的“无情”。通常而言，马克思主义仅凭它的最终篇章——共产主义——就足以证明其并非一种悲情理论，但不能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气质也就不能理解其深意。其实，马克思主义叙事的悲剧性不在于悲惨的结局，而在于到达彼岸之理想社会的复杂的辩证过程。即便世间男女最终都能皆大欢喜，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祖辈为了他们的幸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而蝼蚁般地倒在了通往正义、幸福的路上。马克斯·霍克海默对此评价说：“历史的轨迹穿过无数个人的悲伤与痛苦。你可以对这两者之间的事实做出解释，但却无法为这些悲伤和痛苦做出辩护。”[11]阿拉兹·阿赫默德在对农民阶级的消亡的评价中也有相似的体会：“(马克思让人体会到)令人吃惊的混乱和无法弥补的怅然若失；道德的困境使人们无论抚今抑或追昔都无法释怀；不幸之人亦有不争之处，而人类历史的成败是非背后不过是物质的生产。最终，仅剩的一丝希望将引导人们迎来这冷酷历史尽头的光明。”[12]如同古希腊神话中那只把希望压置于底部的可怕的“潘多拉魔盒”一样，悲剧不一定就是毫无希望，只是悲剧中的希望到来时往往伴随着恐惧和颤抖，而迎接它的往往是一张张惊慌失措的面孔。

[1]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

[2] 布吉恩·马吉. “开放社会之父”——波普[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166.

[3] 卡尔·波普尔.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7] 卡尔·波普尔. 历史主义贫困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 翁贝托·梅洛蒂. 马克思与第三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45.

[10] 阿尔弗莱德·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145.

[11] Alfred Schmidt.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M]. London: NLB, 1971: 36.

[12] Aijaz Ahmad.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 [M]. London: Verso, 1992: 228.

The paleness of fatalistic criticism: defense logic inWhy Marx was right’ 2011·Chapter 3

TAN Xipei, YANG Jingxiong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In Chapter 3 ofWhy Marx Was Right, Eagleton firstly analyzes “the uniqueness“ of Marxism, and then insist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 is not so simple, that the class struggle is both inevitable and free, that the replacement of the social forms is unified, diverse, also costly, and that the encounter of the social-historical trend and the subject selectivity of people is not perfect. These views function as effective refute against those arguments which hold that Marxism is fatalistic.

mode of production;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rms; historical trend; people’s subject selectivity

A811.1

A

1672-3104(2015)04−0001−05

[编辑: 颜关明]

2014−08−08；

2015−06−23

中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思想刍议”(2015zzts125)

谭希培(1956−)，男，湖南湘潭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发展；杨竞雄(1990−)，男，湖南益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