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朝新　龙在宇　李昊阳

2014年11月，副厅级官员谭建忠迎来自己55岁的生日。而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个生日他只能在看守所过了——10月24日，河南省检察院发布消息：洛阳市委常委、秘书长谭建忠因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谭建忠是在2014年3月初才由洛阳副市长转任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转任后，虽然他的级别仍是副厅，但从普通副厅到“入常“，这在地方官场也算是重用。

“入常”三个月，谭建忠就落马了。5月20日，中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谭建忠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媒体报道，经统计发现，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近两年时间里，至少有18名副厅级以上官员在提拔任职半年内落马。

这18名官员中，有五人提拔仅六个月就落马，有三人提拔仅五个月就落马，有三人提拔仅四个月就落马，有两人提拔仅三个月就落马，有一人提拔仅两个月就落马。此外，有三人提拔不足一个月就落马了，他们分别是中石油原副总经理李华林，河南省新乡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贾全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刘振秋。

还有一名官员在拟提拔公示后被停止考察。今年1月，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大同市副市长靳瑞林拟提名为市级正职领导候选人。4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靳瑞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18名副厅级以上官员有两人来自河南洛阳。除前面所述的谭建忠外，还有一个叫郭宜品的副市长。2014年2月28日，时任洛阳市伊川县委书记的郭宜品当选为洛阳市副市长。7月下旬，郭宜品畏罪潜逃，9月11日被郑州市检察院以涉嫌贪污贿赂立案调查。

上述18名落马官员中，有13人的落马原因已对外公开，主要是涉嫌受贿，部分涉嫌滥用职权、与他人通奸。“钱”“权”“色”，是他们落马的共同特征。

这18名落马官员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都属典型的“带病提拔”。官员升迁提拔本有严格的组织考察程序，可这18名“病官”却能顺利通过考察、公示等组织程序得以升迁，最终又在各种机缘巧合中迅速落马。

在更大面积的观察样本中，“带病提拔”问题同样突出。

2013年，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在《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一书中，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名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官员腐败案进行剖析后发现，其中有63%的人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约有48%的人是在担任副省部级职务之前就存在贪腐问题。该课题提出的“六成贪腐官员被‘带病提拔”的研究结论，引发媒体的极大关注。

在中央巡视组2013年以来的两轮巡视中，“带病提拔”成为巡视情况通报中经常被提及的一个高频词，这意味着“带病提拔”在各省区市仍有相当的普遍性。

多名洛阳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郭宜品在担任伊川县委书记期间，大拆大建，力度空前，县城一些地方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洛阳，成为上级官员常去的视察点。因“连续两年被评定为绩效考核先进单位”，谭建忠被洛阳市政府记三等功一次。2010年，谭建忠升任分管城建的副市长。

然而，民间舆论却是另外一种评价。《南方周末》记者在洛阳采访期间获知，郭宜品和谭建忠在被提拔前就被举报借大搞开发之机，与房地产商之间存在利益输送问题。

“现在一些重要官员的提拔，有的是上级主要领导的个人喜好。领导看上哪个人，就算群众和党员干部有意见，也会提拔使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能人能干，较易在当下的政绩考核机制中脱颖而出，于是，边干边贪的能人被“带病提拔”的几率也就相应较高。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提升洛阳副中心城市地位”的口号经常被洛阳市党政官员提及，加快发展的压力可见一斑。洛阳多名官员透露，郭宜品和谭建忠善于搞开发的特点，正好迎合了上述口号，因此得到洛阳有关领导的器重，结果二人在举报不断和民间质疑声中顺利升迁。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介绍，在现行用人体制下，影响官员提拔的因素较多，像个人综合素质、工作业绩、年龄、与单位主要领导或上级组织部门领导的关系、单位同事的评价、机遇等等，都会影响官员升迁。

“用人风气好的地方，个人综合素质、工作业绩、同事评价比较重要;风气不好的地方，关系比较重要。”陆群说。

四川省某县的一名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影响官员提拔的因素，最关键的是书记觉得此人是否可用;而判断一个官员是否可用，又极富个人主观色彩。

海南省委原常委、副省长谭力，在四川任职期间两次提拔曾当面顶撞他的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在工作作风上太霸道，外面议论很多。他提拔这些人，既是为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想告诉外界——他不是一个听不得批评意见的人。”那位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说。

有些“病官”很善于伪装，也是导致他们被带病提拔的一个重要原因。河南省漯河市原市长吕清海，在换届选举中全票当选市长，漯河政府官方网站刊发文章称：“代表们纷纷表示，吕清海全票当选是众望所归，选举结果反映了漯河的主流民意。”

就职当天，吕清海也在大会上承诺，将在任期内通过廉洁行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谁也没料到，48天后，“众望所归”“全票当选”的吕清海被河南省纪委双规。

“调虎离山”的查案策略，有时也可能导致一些官员“带病提拔”。湖北一位地级市纪委书记曾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十八大以来，全国十多名地方党政“一把手”被调任省人大或政协副职后被查处，一种可能是上级发现某个官员存在严重问题后，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将他从实权位置上调到级别更高但无实权的位置，这样调查的阻力会小一些。

官员提拔的具体程序一般是怎样的？西部某省一名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发现有空缺岗位后，一般是由组织部门提出调干部填补。”

“比较强势的书记会直接跟组织部部长打招呼，说觉得谁合适。最怕那些心里有既定人选却又不说的书记，这时就要揣摩书记的意图了。”这位部长介绍，“当组织部决定提拔一个干部时，都会正式发函给纪委，询问该人的廉政情况。”

湖北一名地级市纪委书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接到组织部的函后，纪委一般会向案件室和信访室了解是否有涉及该官员的举报或信访线索。若没有，一般两三天就可回函组织部，表明纪委“没有发现该干部有违法违纪的线索”。如果有关于该官员的举报，就要进行调查，该官员暂时就不能提拔。

“只要纪委回函说有问题，组织部绝不敢压下——要么直接换人选，要么把结果报常委会，由书记定夺。”那位部长介绍说。

那为什么一些“病官”在提拔前没被纪委发现呢？上述纪委书记解释，大多数带病提拔的官员在组织部门询问纪委时，纪委并不掌握他的问题，也没接到举报线索。

陆群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纪委主要是看当事干部是否有群众举报。对没有群众举报的官员，哪怕问题再多，纪委也没办法把关。”

不过，上述受访的组织部部长也指出：“实际操作中也有纪委瞒报的情况，结果，档案中背着处分不能提拔的人照样提拔了。”

在官员的提拔过程中，尽管组织部门和纪委方面都扮演着“把关者”的角色，但“总开关”其实是“一把手”。

一名曾在不同县份担任过组织部部长与纪委书记的官员称，官员被“带病提拔”，组织部与纪委固然有责任，但很多时候不是这两个部门所能决定的。

这名官员称，他任组织部部长期间，有一次该县一个重要政府职能部门的局长空缺，组织部门还在考察干部时，外面就盛传县委办一名副主任将接任。果然，组织部考察的干部在县委常委会上没有通过，重新考察推荐后，外界盛传的那名县委办副主任胜出。

另一名县级组织部官员介绍，对一些有争议的官员，“一把手”的态度至关重要。有时“一把手”会说：决不能搞“带病提拔”，但也不能让那些冲在第一线、敢于触碰尖锐矛盾的干部吃亏。有时“一把手”的态度更明确：“看一个人要看主流，不能看枝节。”这名官员表示：“这些说法隐含的意思，下面的人不可能听不懂。”

汪玉凯教授指出：“官员提拔过程中，有时纪检、组织部门会揣摩主要领导的想法，按照主要领导的想法完成程序。如果主要领导想提拔某个干部，纪委找麻烦，组织部门也找麻烦，那么，主要领导就会考虑换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部长了。问题就更严重了。”

在陆群看来，过去党委“一把手”在对干部提拔使用上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现在随着用人过程中民主推荐比重的增加，这一格局有所变化，但短期内变化不大。

对于“一把手”对纪委意见的影响和干预到底有多深，上述受访的地级市纪委书记称：“过去干部有问题，书记打个招呼，纪委就不敢再说什么。现在不行了，没有哪个书记会冒风险公开打招呼包庇涉嫌贪腐的干部。”

半年内，两名刚提拔的副厅级官员相继落马，在洛阳官场引起广泛议论。在洛阳采访期间，多名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提拔两个副厅级干部，没几天就出事了，儿戏一样。”

“刚提拔就落马，当然有损组织工作严肃性。”上述县级组织部部长说。

发现“六成贪腐官员被‘带病提拔”后，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曾提出，要严防“带病”提拔干部，应该严格实行任前任后审查、审计制度。

“领导干部在离开某一岗位，或者在新任某一职务之前，有关部门应该对其本人及其相关人员进行仔细考察、审查，对其负责的部门或者分管的领域进行彻底的审计、审查。”田国良说。

长期在省级纪委工作的陆群认为：“‘带病提拔的主要原因在于权责不对等，你提名推荐干部和提拔干部是施惠于人，出了问题不承担责任，所以无所顾忌。”应建立干部推荐和考察失误、失职行为追究制度，对推荐带“病”干部的人，对因考察失职而导致带“病”干部提拔重用的人，一经发现，要严格追究推荐者和考察者的责任。

汪玉凯教授赞同陆群的建议：“目前选人用人的权力都掌握在少数权力很大的人手中。要严格用人责任追究制，用人用错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倒查机制的话，‘带病提拔问题很难解决。”

不过，他对此并不乐观，“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被追责的。”四川上述县级组织部部长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实际上很少有干部因为责任倒查而被追责。

“许多人事任命分明是书记的意图，但呈现出来的又是组织意图，是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的。最后集体负责，就意味着无人负责。”上述组织部部长解释，“一把手”可以通过自身影响力，让他的个人决策表面上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把责任倒查制度架空。

分析“带病提拔”的原因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提拔官员的公示环节存在问题。“究其根源是透明度不够，提拔前公示不够彻底，所以发现不了问题。”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