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丹

当托克维尔的作品在中国洛阳纸贵时，法国学界与媒体亦对这场风靡中国的“托克维尔热”惊诧不已。由萨特创办的法国左翼报纸《解放报》（Libération）曾刊文介绍这位法国作家“跨越时空”的强大影响力：一部写于一百五十年前的作品，竟突然间在另一片国土上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籍，这样的情形实为罕见。托克维尔能引起如此之反响，自然与其独特的思想魅力不无关系，他的一些似乎仅凭直觉写出的、散文诗般的箴言警句往往让人心灵为之一震、豁然开朗；而这些箴言警句又恰巧与国人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经验发生了某种对应耦合，为这些体验与经验提供了得以被理解（或误解）的“认知框架”、得以被表达的“话语模式”。但由于文化语境与历史背景的差异，托克维尔与中国的碰撞也难免产生误读与困惑，例如，由于中文与法文的“腐败”一词具有不同的内涵与适用范围，有的法国学者就曾困惑《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何与反腐败产生联系，因为这本书并未讨论法文意义上的腐败。

因此，在“托克维尔热”日渐退去之后，我们仍须以更为严谨的态度，重新回归托克维尔的文本，并结合其所处的时代，去理解他所尝试回应的时代问题，以及他为解决当时法国面临的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与探索，唯有这样，方可在准确、深入地理解托克维尔作品的同时，真正推进我们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吕西安·若姆的力作《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渊源》就是一部有助于我们真正读懂托克维尔的研究作品。本书是法国学界托克维尔研究的重要专著，作者吕西安·若姆是巴黎高等政治学院教授，其作品曾荣获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aise）颁发的基佐奖（prix Guizot）。在本书中，若姆针对将托克维尔视为美国民主颂扬者的观点，指出托克维尔着力分析的正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社会的潜在病症，提出“专制有可能在民主时代重现”的论断，并尝试从贵族传统中寻求改善民主社会的良方，为读者展示出一个更加值得细细品读的托克维尔。

为了更好地解析文本，若姆对托克维尔的写作风格进行了深入探析。他指出，托克维尔有两种存在状态，其一是写作时的托克维尔，这时，他力图使自己成为一名客观公允、冷静理智的作者。托克维尔家族对于写作有一个信条，即作者应当“躲在帘幔背后”，他不应当强势地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读者，而是引导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慢慢地去思考、发掘，从而形成自己的看法；一部作品的成功之处，不在于把一个既定的结论告诉读者，而是能够激发读者的思考与灵感。有别于写作时的托克维尔，生活中的托克维尔出身贵族家庭，自幼熟稔贵族的价值，但却生长在一个贵族制日渐式微、民主制蓬勃兴起的时代，其家庭出身的贵族价值与民主社会理念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始终困扰着他。因此，“躲在帘幔背后”的写作，正是通过冷静理性地思考，来化解这些冲突与矛盾，调和贵族社会的价值与民主社会的理念，既是托克维尔给予世人的启发，也是他自我劝诫的作品。

在此基础上，若姆提出了他的研究方法，即文本诠释与重构历史语境并重。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仔细品读托克维尔作品的同时，也要对照阅读其书信、手稿，辨析其中遣词、文风的差异，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两种存在状态之间的紧张关系，探析这位“躲在帘幔背后”的写作者真正关注的、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借助这一研究方法，若姆发现托克维尔对民主制中专制倾向的洞察力，正是得益于其家庭出身、成长环境中自由贵族精神的熏陶与滋养。在托克维尔的家族中，这一自由贵族精神的化身，就是其外曾祖父马尔泽布，他可被视为托克维尔家族的图腾。马尔泽布曾经担任法官，当高等法院以君主之名行使书报审查权时，他曾暗中保护过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革命爆发，已经退出公众视野的马尔泽布又重新起而为路易十六辩护，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托克维尔曾写道：“如果问我为何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言说这些事情，我的回答将直接而明确：我是马尔泽布的曾孙。没有人会轻看马尔泽布的行为：他在路易十六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路易十六辩护，这是我不曾忘记，也绝不会忘记的榜样。”对于托克维尔来说，马尔泽布的这种敢于站在权威对立面的独立性，正是自由贵族精神的体现。

马尔泽布不仅因其行动在精神上激励了托克维尔，也在学理上引导了他。马尔泽布在其谏诤书（Remontrance）中对绝对君主制下行政机构的分析，成为日后托克维尔分析中央集权后果的学理基础；马尔泽布不仅影响了托克维尔，还在学理上影响了家族中的另一位成员—夏多布里昂，夏多布里昂是托克维尔的远房表叔，二者在学理上有着更为直接的承继关系。在《论美国的民主》即将出版之际，托克维尔曾致信夏多布里昂，声称夏多布里昂的著作不仅分析了过去，还预见了未来，尤其是基督教世界的民主进程，而他自己的新作，就是继续分析这一民主进程所带来的影响。平等化（nivellement）是夏多布里昂分析民主进程的关键词，他认为整个欧洲都被这一平等化的进程裹挟而前，唯有英国除外，因为英国贵族并未丧失其应有的地位与作用；在这里，贵族制是作为平等化抑或民主制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相关分析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贵族制有许多能够制衡中央王权的元素：“宗教、臣民的忠心、君主的仁慈、荣誉感、家庭情感、地方本位主义、习惯和舆论，都在限制着王权，把国王的权威限制在一个隐而不现的圈子里。”（上卷，398页）但伴随着平等的冲击，这一切都逐渐消逝了。自诩身份平等的个体，却不再有追求荣誉的激情，丧失了独立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与夏多布里昂颇有共鸣，在后者眼中，平等造就了一个类似蜂巢或蚁穴的社会，这是一个个体化的社会，但并非一个鼓励个性全面发展、丰富呈现的社会，这与托克维尔关于民主时代强调普遍性，却忽略甚至压制特殊性的论述是相通的。他们共同继承了重视独立性的自由贵族的传统。

不难见出，在自由贵族传统中，托克维尔最为珍视，也最希望能在民主社会中得到传承的就是马尔泽布式的独立精神。崇尚平等的民主社会内含窒息公共精神的诱因，使人们彼此并立的同时，又甘于沉湎在狭小的私人空间当中，剥夺了使人们能够彼此结合起来的共同联系，这为专制重建提供了沃土，因为专制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视为使其长存的最可靠的保障：“专制所造成的恶，也正是平等所助长的恶。”（下卷，687页）为了抵制这一危险的倾向，就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保护、鼓励公民的独立精神。人只有彼此交往、相互作用，才能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才智；然而，“这样的相互作用，在民主国家几乎等于零。因此，民主国家要人为地创造这种作用，而能够创造这种作用的，正是结社。”（下卷，695—696页）在民主社会中设立协调机制，例如结社群体，就可被视为能够制衡中央权威的独立的集体人格，它们在民主社会中扮演着类似封建领主抗衡中央王权的角色：“在民主国家，应当代替被身份平等所消灭的个别能人的，正是结社。”（下卷，696页）可见，托克维尔在思考与写作其在美国的见闻时，就有意无意地承继了其家族传统。

若姆透过托克维尔“客观公允、不偏不倚”的文字，重现了“生活中的托克维尔”的关怀与忧虑，从而把握到托克维尔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即源自其家庭出身的自由贵族传统。这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托克维尔对待英美模式的态度：他赞许英国，是因为英国的贵族未曾在历史中失去其应有的地位与作用，同力求与传统彻底决裂、仇视贵族的法国革命不同，英国贵族参与乃至领导了革命，而英国革命也是善待传统、在传统中寻求变革的；至于他赞许美国的乡镇自治，也是因为从中看到了传统贵族精神与民主社会现实的妥协的可能。或许对英美模式的赞许并非托克维尔思想中最独特、最原创的要素，他最为推崇的恐怕还是一种善待传统的精神，并努力探索传统与现实之间抑或不同传统之间的妥协—可以说，处于十九世纪的托克维尔同时面临着法国几个看似彼此断裂的历史传统：封建制下的贵族社会，通过架空封建贵族而建立起的绝对君主制，声称要与旧制度（即绝对君主制）彻底决裂的大革命。或许托克维尔的“不偏不倚”，正是努力从不同的传统中提炼出积极的要素：除了贵族传统的独立精神之外，他同样赞许大革命理念本身的价值，以及革命初年激昂慷慨的理想主义；因此，或许如何运用仍富有生命力的好的传统价值，来改进、重建当下的社会，从而为法兰西的未来寻得出路，正是托克维尔身体力行的写作准则与人生标尺。

（Lucien Jaume， Tocqueville：les sources aristocratique de la liberté.，Fayard， 200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