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维里厄德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是街坊中最先装上电话的几户人家之一。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在楼梯拐弯处的墙上固定着一个橡木盒子，盒子旁边有一个被磨得锃亮的听筒。我甚至还记得这部电话的号码是105。当时我还小，还够不着它，但我却常常站在它的旁边入神地听着妈妈对它讲话。记得有一次，妈妈还抱起我，让我同正在出差的爸爸通了话。

后来，我发现在这个奇妙无比的东西里面住着一位叫“问讯处”的、令人吃惊的人物。她几乎无所不知：妈妈常向她打听别人的电话号码；家里的钟停了，她会很快给出正确的时间。

那一天，妈妈到一个邻居家串门未归的时候，我在地下室里胡乱摆弄各种修理工具，手指给榔头砸了一下。我吮着被砸疼的手指在屋里急得团团转。最后我来到楼道里。噢，电话！我忽然看见了那个神奇的东西。于是我很快跑去拖来板凳，放在楼板上。爬上凳子后，我取下听筒，让它贴近耳朵，然后对着话筒叫道：“请接问讯处。”

一两声咔嗒声之后，一个轻柔却很清晰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问讯处，请讲。”

“我砸了手指头，指头……”还没说完，我就禁不住对着听筒哭起来，我终于有了一个听众。

“你妈妈不在家吗？”问讯处问道。

“就我一个人。”我哭着说。

“你的手指流血没有？”

“没有，我用榔头把它砸伤了。”

“那你能不能打开冰箱？”她问。我说可以。

“那么你就切一小块冰放在受伤的指头上，会好受些。用冰锤时小心些。”她说，“乖乖，别哭，过一会儿就不疼了。”

打那以后，我就经常向问讯处询问各种问题。我问地理方面的，她就告诉我费城在什么地方，还告诉我那条充满浪漫色彩的奥里诺科河——那条我曾幻想长大以后去探险的河，是多么美丽。她帮助我做算术，还告诉我，前一天我刚从公园里逮来的那只花栗鼠是要吃水果和坚果的。

后来，我们家的那只宝贝金丝雀贝蒂死了。我把这个悲伤的消息也告诉了问讯处。她听后，先用一般的大人哄小孩的话安慰我，可我并不感到宽慰。为什么死去的偏偏是那些歌喉婉转动人、能给家里带来欢乐的鸟儿？为什么它们最终都落得挺尸笼底、爪子朝天，只留下一团羽毛的下场呢？

我想，当时她准是猜透了我的心思，因为她平静地对我说：“保罗，记住，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它们还可以在那儿纵情歌唱。”不管怎样，我心里总算好受了些。

后来，我九岁那年，我们举家迁到东部的波士顿。我无比想念那位曾给我以巨大帮助的问讯处朋友。然而，她只能在远方老家的那只木盒子里了。当时，在我们新居大厅里的桌子也装有一部听筒细长的新电话，我却从未想到过要去用用它。

多年后，在我上大学的途中，飞机在西雅图降落。由于等候换机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我就同住在当地的姐姐通了15分钟的电话。接着，如同着了魔似的，我拨了家乡的接线处的号码，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问讯处，请讲。”奇迹出现了，我居然又听到了那久违了的轻柔、清晰的声音！

先前根本没料到这一点，我有些不由自主地问道：“请问，‘fix这个单词怎么拼写？”

听筒里一阵沉默，接着传来十分柔和的声音。“我想，”她说，“你的手指头现在大概愈合了吧？”

我不禁笑了。“果真是你啊！”我说，“你是否知道，那段时间你在我心目中有多么重要？”

“我也问你，你是否也知道，”她说，“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我自己一直没有孩子，所以常常盼望你打来电话。我真有些傻气，是不是？”

一点也不傻，真的。不过，我没有这么对她说，而是告诉她这些年我常常想起她，并且问她，等第一学期结束我到姐姐那儿时是否可以再给她打电话。

“当然可以，打电话时，找莎莉就行。”

“再见，莎莉。”问讯处居然还有名字，听起来真让我感到有些奇怪，“要是我再遇上花栗鼠，我就告诉它们得吃些水果和坚果。”

“行啊！”她说，“我还希望有一天你能亲自到奥里诺科河去走一趟呢。好了，再见。”

刚好过了三个月，我又一次来到西雅图机场，并拨通了接线处的电话，这次电话里传出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问讯处，请讲。”

“我想让莎莉接电话。”

“真对不起，莎莉五个星期前不幸去世了。过去几年里，她一直患病在身，只是时断时续地在这儿上班。”

就在我正要挂上电话时，她又说：“请稍等一下，你是不是叫维里厄德？”

“对。”

“噢，莎莉给你留了张字条。我念给你听：‘告诉他，我仍要说，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人们仍然可以在那里歌唱。他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我谢过接线员后挂上了电话。是的，我的确明白她的意思。

（落花微雨摘自《幽默儿童文学》201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