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慧斌

叶恭绰是一位传奇人物，他自清光绪末年踏入政坛起，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宦海生涯中，曾得到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等历代中央政府的重用。与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人物都有较深的交往，诚可谓“满世交游尽至公”。其对孙中山的深厚感情，尤为后人所传颂。

民国元年初相识，孙中山喜曰：“吾之北也，喜得一同志焉！”

叶恭绰与孙中山同为广东人。不过叶的出身较好，是广东番禺（今广州）的一个官宦之家，其祖父是清军机章京叶衍兰，是宋代名士叶梦得的后代。叶恭绰秉承家学渊源，少年时即得名师授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17岁的叶恭绰在广州应童子试，为广东学政张百熙所赏识，结果以第一名被录入府学。第二年又补廪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乡试落第后，为了生计，曾在书局当过日文编译，在学校当过国文史地教员等。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新设邮传部，以统一管理全国的交通事务。该部的首任尚书就是张百熙，也许是8年前叶恭绰应童子试时写的文章《铁路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将叶恭绰从湖北召入京师，任文案处总务股的办事，成了邮传部的一名低级官员。后来邮传部的尚书如走马灯似的更换，但历任主管都对叶恭绰赏识有加，不断提拔，曾“一岁五迁”，两年后就升任承政厅佥事，此职是当时郎中晋升侍郎的必经阶梯，至清朝灭亡前，叶恭绰已升为该部铁路总局提调。民国建立后，邮传部改组为交通部，叶恭绰任该部路政司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

叶恭绰与孙中山最早接触是在民国元年（1912）。这年8月，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组成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专门从南方到北京，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成立大会。在此期间，孙中山首先会晤了袁世凯。孙中山表示，满清已推翻，民国已建立，自己也要把精力从政治转移到实业中去，不会去参加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竞选。他对袁说：“十年内，你练精兵百万人，我筑铁路十万英里，如何？”袁世凯见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主动放弃政治权力，自然十分高兴，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管理一切与修筑铁路相关的事业。在北京期间，孙中山也会见了时任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副会长、铁路总局局长的叶恭绰，两人相谈甚欢，孙中山对在铁路方面有精辟见解的叶恭绰大为欣赏，他激动地说：“吾之北也，喜得一同志焉！”并鼓励叶恭绰继续努力筹划铁路事务，为国家富强贡献力量。而叶恭绰对这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崇拜不已，从此决心努力践行孙中山“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的实业救国思想。同年9月6日，孙中山先生受任筹划全国铁路事业，往张家口视察詹天佑设计、筑建的京张铁路，其时山西各界纷纷致电邀请孙中山赴晋视察，叶恭绰与交通总长朱启钤全程陪同，沿途，孙中山向他们问询了许多铁路政策及铁路管理的问题，叶恭绰都悉心解答，并照料一切。8日回北京后，第二天，袁世凯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

1913年春，叶恭绰作为交通部要员，南下上海，与孙中山商量筹建“铁路总公司”事宜。孙中山对叶恭绰的到来十分重视，亲自召集上海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要员，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并请叶恭绰演讲。这让叶恭绰十分感动。他在答谢词中说：“此次鄙人南下，承孙中山先生特开盛大之会欢迎，鄙人实不敢当。而孙先生尚欲鄙人讲演，鄙人只好将最近的感想稍为讲讲。我国现在处于列强竞争之下，一切生产事业，实以交通事业为其根本，而交通事业之中，尤以铁路建设为其根本之根本。我国今日若不从此方面着力，一切计划均必落空，一切努力均无意义，而所谓国家之建设事业，亦一切归于空谈。”他的这些见解，有许多与孙中山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二人都觉得彼此相当投缘。为发展文化教育，叶恭绰提请“减轻文教用品的铁路运费，成立统一铁路会计委员会，力主铁路收益用于交通，不让流入军费、政费”，但遭权贵抨击。

患难之中见真情，叶恭绰冒着隆隆炮火就任大元帅府财政部长

1922年3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5日，奉军败北，撤出关外，北京政府被直系军阀独占。在直系军阀的胁迫下，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通缉交通系的梁士诒、叶恭绰等。通缉令上说：“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折伤军士，皆由于叶恭绰、梁士诒、张弧等构煽酝酿而成，祸国殃民，实属罪无可逭。叶恭绰、梁士诒、张弧均着即行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交法庭，依法讯办。”叶恭绰与梁士诒下台后，独自逃到日本，卜居于神户。在叶恭绰逃亡日本期间，1923年2月，孙中山在滇桂军逐走陈炯明之后，第三次在广州设大元帅府，并邀交通系领袖梁士诒相助。梁士诒虽没有同意加入孙中山的阵营，却向孙中山推荐其多年的盟友叶恭绰，孙中山对叶恭绰印象极佳，自然乐于任用。

于是，叶恭绰于1923年4月从日本神户经香港到广东。17日，叶恭绰赶到了大元帅府。可是就在前一天，接受北京政府任命、出任“广东军务督理”的桂系军阀沈鸿英发动叛乱，叶恭绰到广州时城内炮声隆隆，孙中山正在汗流浃背地指挥战斗，见到叶恭绰，孙中山笑着说：“君如怯，可先归香港。”叶恭绰也笑着回答：“本来共患难，如怕死，即不来矣。”孙中山十分高兴。下午，经全力抵抗，沈鸿英部暂时被击退，叶恭绰又去见孙中山。这次，孙中山把他请到密室，屏退了左右，对他说：“余请君来，非为一地一时关系，不料省城情况忽紧，不得不先其所急，但大计不定，枝节何裨。君知我约君回国之大意乎？曹吴之指使各方攻我，其后尚有主之者，而我内部干部，派别分歧，政策之执行，因不能贯彻。即行政事务，亦互相牵掣，各为其私，其何以济？君既意志坚决，我想将一切政务事务，交君主持，我专务其大者远者何如？”叶恭绰事后回忆说：“余闻之出于意外，惶恐无地。稍息，余心神略定，乃对曰：余以一党外之人，未尝追随先生从事革命，且军务尤非所习，怎能当此大任，且先生何为而出此言？目下军队虽然庞杂，财政更形枯竭，党内诸先进或不尽互相融洽，然对党纲政策及先生命令，当不敢违背。且精卫、汉民随先生有年，即有不合，亦不致有大出入。言至此，中山先生欲言又止，旋曰：今且姑谈应急之策，今孤守广州，财源将竭，君意计将安出？余曰：余去国经年，离乡廿载，情形极为隔膜，容细思奉答。”endprint

叶恭绰掌握铁路多年，而铁路是清末民初最有实力的行业之一，人们把京汉、京奉、京张、津浦、沪宁等5条铁路干线的督办称作“五路财神”，而这五路财神都受制于叶恭绰，所以叶恭绰也素有“财神”之名。在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财源枯竭的情况下，叶恭绰临危受命，据《叶遐庵年谱》记述：“先生（叶恭绰）就职之前，总理集党政军各重要人，宴先生于大元帅府。席间演说，以先生来助为本党成功之兆。先生感其意，终身不忘。”随后几天，叶恭绰就到广东为孙中山筹款二十万元，帮助李烈钧进军江西。

5月7日，孙中山正式任命叶恭绰为财政部长兼理广东财政厅长。7月21日，又请叶恭绰代理大本营建设部长。此后，叶恭绰还接受了盐务督办、中央银行董事等职务。从5月至11月，孙中山亲督由滇、桂、粤联军组成的西路东征军讨伐陈炯明，战事紧急之际，孙中山曾两次亲笔写信给叶恭绰，其中一封写道：“所虑者则财政之困乏耳。对于此事，深望兄与诸同人之尽力。倘财政之困难能解决，则军事敢说必有把握。”另一封写道：“我不灭敌，则为敌灭，此必然之势也。兄等既来赞襄粤局，自深期粤局之成。然粤局之成，其主要则在财政，而所急正在此时。粤中各财政机关，几已罗掘俱穷，实无可再筹之余地，兄所知也。兄部虽筹画未周，收入尚待，然较其他，算为有望，故于此时紧急成败之交，不得不赖兄格外尽力。”为完成孙中山交给的艰巨任务，解决大本营的财政困难，叶恭绰使出了浑身解数，在那段时间里，他参与处理了许多重要工作，如统一财政、整理纸币、筹备造币厂、改革军费发放办法、发行债券、统一税收、制定管理制度及细则等。其中最成功之举，是通过与外国使团的反复交涉，以和平方式截留了粤海关的关税，解了大本营开展东征军事行动的燃眉之急。

在任大本营财政部长期间，因为左右同事都是国民党党员，叶恭绰也曾要求入党。孙中山却说：“留一人在党外一起工作，更有利于北伐大业。”原来，这是孙中山留的一步棋，为后来派叶恭绰北上接洽与张作霖、段褀瑞的合作而做的准备。

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北上，结果入了段祺瑞内阁，因政府的“外崇国信”政策遭孙中山批评，成终身遗憾！

1923年10月5日，直系军阀曹锟通过贿选，当上总统。8日，孙中山颁布讨伐曹锟令，并致电天津段祺瑞、奉天张作霖、浙江卢永祥，“约共讨贼”。11月，孙中山委派叶恭绰为大本营特派员，到浙江与卢永祥进行洽谈，又北上天津、奉天，联络已下野的北京政府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及东三省总司令张作霖，以便一致行动，武装讨伐曹锟。在叶恭绰及其他人士的联络、撮合下，利害关系趋于一致的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结成了“三角同盟”，决定共同反直。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离广州北上。24日，段祺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组织政府，叶恭绰被任命为交通总长。据叶恭绰回忆说，孙中山北上时，曾有三次电报给他，但都没有收到。所以孙中山给他的确切使命，他也无法知晓。

孙中山从广东出发后，每到一地，都要进行演讲，力主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内人民生计问题，废除不平等条约，使全国实现和平统一。“语语哀婉，诚恳，听者咸为之感动。”前后演讲达数十万言，致积劳成疾，再加上在黄海的途中风浪险恶，北方天寒地冻，朔风凛烈，所以到天津时寒热遽作，肝、胃旧病相继暴发。12月4日上午，孙中山、宋庆龄等人乘坐的“北岭丸”海轮抵达天津的利昌码头，叶恭绰上船迎接，与孙中山、宋夫人等握手寒暄。下午，孙中山在叶恭绰等的陪同下，拜会了张作霖。对于孙中山北上时叶恭绰的活动，郑洪年有如下记述：“其年冬，中山先生北上，先生（叶恭绰）复竭力宣传中山主义之纲领于北方领袖之间，且复几经开譬，唇焦舌敝，终冀执政（段祺瑞）之接纳而卒不悟。中山先生疾中尝谓人曰：‘玉甫（叶恭绰）真吾党之健者也，吾在北方之羽翼，玉甫殆其中之一人也。其言匪徒然也。”

叶恭绰是奉孙中山之命来北方联络段祺瑞、张作霖的。但这时，他的身份已是段祺瑞政府的内阁成员，已是身不由己。12月18日，段祺瑞派叶恭绰与许世英作为代表来见孙中山，敦促孙中山早日赴京共商国是。孙中山当面怒斥段祺瑞所谓的“外崇国信”。孙中山厉声指责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看着病榻上愤怒的孙中山，虽然是指责段祺瑞政府，但叶恭绰作为内阁成员，也不好争辩，其复杂的心情可想而知。12月31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的照顾下，扶病进京，叶恭绰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并把孙中山安排入住在北京饭店，以便医治。此后，孙中山的病情每况愈下。叶恭绰常来探望，聆听总理教诲。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临终时，叶恭绰侍立床侧，送了孙中山最后一程。

对于孙中山的逝世，叶恭绰十分悲痛，他手书两副挽联。其一为：“一生超是非毁誉祸福而前行，万古云霄终独往；举世正困辱憔悴悲哀而无告，八方风雨适安归。”另一为“人道先生未死；我惟知己难忘”。

建设中山陵园不遗余力，并留下“仰止亭”永久建筑

孙中山的逝世，对叶恭绰的打击很大，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年11月，仅当了一年交通总长的他便辞职，离开段祺瑞执政府，并脱离政界，开始将精力投入文化事业。

孙中山逝世后，治丧一结束，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就筹备安葬事宜，并推张人杰、汪精卫、林森等12人为葬事筹备委员。18日，葬事筹备处正式成立于上海，推杨杏佛为筹备处主任干事，孙科为家属代表，负责办理葬事。关于墓地选择，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言，由宋庆龄、孙科及委员会代表实地勘察。当时孙科等人想要一辆专车，于是请求交通总长叶恭绰提供方便。叶恭绰得知情况后，立即令南京和上海的铁路当局予以解决，并给孙科发了电报，内容如下：“孙哲生兄鉴：顷郑家荣回京，询悉台端于二十日随宋夫人由沪至宁勘视紫金山圹地，已饬沪宁往返备挂花车一辆，即希查照，派员径与路站接洽。恭绰、洪年。巧。”endprint

1929年8月，孙中山的遗体从北平运抵南京，在紫金山进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叶恭绰以“总理故亲”的身份参加了“奉安仪式”。因为叶恭绰深谙建筑，又与孙中山私交甚笃，所以在中山陵的建设过程中，曾多次征询他的意见。

其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把二道沟一带开辟为风景区后，很需要在这里建造一些亭台楼阁，加以布置。这时，叶恭绰恰好写信给陵园，表示愿意捐5000元在陵园建造一座纪念亭。1929年10月9日，陵园管理委员会讨论了“槟城华侨及叶恭绰先生各捐款五千元以为建筑纪念亭及布置花木区之用来函请即兴工以便汇款案”，决议为：“函复叶恭绰先生，请先汇款，以便兴工。”1930年9月27日，陵园管理委员会讨论了“叶恭绰先生拟请指定二道沟荷花池北面山坡为建筑纪念亭及布置梅林地点案”，决议为：“照准。工程由其自办。”该亭由光化亭的设计者、中央大学刘敦桢教授设计，由上海陶馥记营造厂承建，于1932年秋落成。叶恭绰给其取名“仰止亭”，是为了表达他对孙中山先生无限敬仰的心情。“仰止”二字，出自《诗经·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该亭为正方形，上盖琉璃瓦屋面，柱梁、栏杆用钢筋混凝土构筑，外着色，施以彩画。在中山陵的所有纪念建筑中，这是唯一由个人捐建的纪念性建筑，为此，宋庆龄和家人都很感动。1935年，国民政府以文官处经费有节余，呈请国民党中央准拨一部分建藏经楼，同时继续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分列两庑。林森托叶恭绰代为策划。叶恭绰介绍工程师卢奉璋担任设计监工，自己则从中指导一切，并亲自参加三民主义的书写，三民主义共16讲，15万5千余字，共用石137方，由冯玉祥提供，叶恭绰完成了第5讲的书写。叶恭绰还与孙科等一起，筹建中山文化教育馆，孙科被推为理事长，叶恭绰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1年1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对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下野，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负责组阁。孙科深知叶恭绰是铁道领域的干才，又是父亲孙中山的好友，便邀请他出任铁道部长。此时叶恭绰已离开政坛6年多了，本来已无意于仕途，他后来曾在通信中对人说：自己“自民十三年后即有不再从政之决心”，但是因为曾经为孙中山所器重，同时也考虑到自己以非国民党籍人士的身份执掌铁道，对调和政局或有所裨益，于是便勉强允诺了。诚如他在任职后的第一次演讲中所说：“今天是民国二十一年举行第一次总理纪念周。本部所负的使命，是实行总理所计划的铁道建设。”在演讲中，叶恭绰向听众回忆了自己与孙中山先生的多次交往。他说：孙总理的铁道实业蓝图十分宏大，曾计划要建十万英里铁路，这个计划，只能分期一步一步完成，而“我们负有继往开来的责任”，要培养专门人才去实现它。这次演说，也成了他的施政纲领。

1932年2月，叶恭绰从上海回广州扫墓，寄寓于岭南画派名家高奇峰的“天风楼”，一天偶然路过珠江南岸的大元帅府旧址，想起9年前曾在这里追随孙中山，想起孙中山的信任与重托，如今孙先生早已驾鹤西归，心中百味杂陈，感慨万千，随即赋诗一首：高槐疏柳各成阴，弃杖当时亦化林。丹历九还成大药，刀经百炼见精金。狂流急挽方张势，泉路应明后死心。开济只今愁创继，江头回望几凄吟。

抗战期间，叶恭绰在香港被日军劫去北平，逼他继任大汉奸王克敏的职务，他坚决不从，入碧云寺避居。

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绰深明大义，应宋庆龄之邀，从香港返回大陆，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叶恭绰被扣上“封建余孽”、“袁世凯和蒋介石的黑干将”等罪名，屡遭冲击。宋庆龄知道后，心中极为不安，派秘书前往北京东四灯草胡同30号叶恭绰家看望，并送去200元钱。叶恭绰很是感动，他老泪纵横地说：“夫人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收，因为夫人也是靠工资生活，并没有财产。”叶夫人认为宋庆龄是一片诚心，却之不恭。86岁高龄的叶恭绰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钱，激动地对宋庆龄的秘书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行动者，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人。我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希望死后能埋在仰止亭，在九泉之下也能见到孙中山先生。这个意思，请你转告夫人。”

宋庆龄听了秘书的报告后，同意了叶恭绰的请求，并帮助向国务院申请。1968年8月，87岁高龄的叶恭绰在北京逝世。在宋庆龄的多方努力下，叶恭绰的骨灰得以运到仰止亭边安葬，长方形的墓碑上刻着“仰止亭捐建者叶恭绰先生之墓”，实现了他与孙中山生死相随之忱。

文革中，仰止亭及叶恭绰墓地遭“红卫兵”砸坏毁损，无人闻问，改革开放后，1981年叶恭绰定居美国芝加哥的独生女叶崇范与中共中央联系，经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同意由叶崇范自行解决材料来源及修整费问题后，被当作坐凳的墓碑才重新立起，碑文重描后恢复原样，墓坪另以条石铺成圆形，四周以铁链水泥柱围栏维持。2009年，纪念孙中山奉安80周年前夕，中山陵园管理局对仰止亭进行了全面维修，乃有今日之观。■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