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亮

《汉魂与和魂——中日文化比较》

王敏/著

2014年5月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

王敏女士是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她长期旅居日本，是一位在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研究领域非常活跃的中国籍学者。读她的近作《汉魂与和魂——中日文化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5月），颇有一种“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感觉。

长期以来主导日本文化研究的似乎是欧美学派，他们精于理论和方法，但却缺乏对亚洲文化多元性的深刻认识。而对于中国人而言，日本文化似乎既很熟悉，又很陌生。所谓熟悉大概源于所谓“同文同种”的表象，而所谓陌生则在于潜藏于中日两国文化表象之下的似是而非的情感世界、思维习惯和习俗传统，等等。因此，中国学者的日本文化研究更长于历史视角和细节比较。中日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相较欧美学者，中国学者更容易发现中日文化深层次的不同之处。王敏女士在本书中试图“将中日两国文化作为相向而置的两面镜子相互映照，在不停地自问自答中”探索中日文化异同的答案，她作为一名1980年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班毕业后即长期旅居日本的中国人，更接地气，经过近30年的艰难探寻，她对于日本文化的价值基础及日本民族共性的研究结论是：“日本人所独有的与自然浑然融合之感，是凭借感性得以认知，同时深受感性美学的浸淫。”

有人说，中国学者做学问擅长宏观建构，而日本学者做学问长于细节考究。通读此书，我们深感作者已深受日本学术特点之熏陶，颇重以小见大，从而使此书有血有肉，很有可读性。例如，作者在“关爱动物的日本文化”一章中对比了传说中的九尾狐狸精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境遇，不无感慨地指出：“日本人不但平静地接受了有关狐狸精的种种传说，还将其演变成各种节日，为生活增添乐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人已经把人和动物之间的互动交流习俗化了，并在这样一种没有任何抵触情绪的文化氛围中丰富着自己的生活。”作者在谈到国内学者较少关注的日本大禹文化研究时，从日本大禹文化圈——遗迹与祭祀、日本大禹历史传承脉络、日本帝王教育与《大禹戒酒防微图》、日本天皇何以尊奉大禹、当今日本年号“平成”的由来等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她认为：“大禹在日本的定位与而后的帝王学与帝王图鉴的东进相得益彰，深得朝野拥戴，自然而然地加入日本文化中的信仰对象行列，并逐渐演化为日本本土的大禹信仰。”

中日两国目前政治交恶，除了国际政治上的竞争以及领土问题等因素之外，还存在更深层的原因，即双方的误解和互不信任。作者在书中主张东亚各国的文化、风土各不相同，且有着各自的进化历程。而当今的“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相互进化”的视角和姿态，更是各国在谦虚互惠的基础上进行交流的一种内在趋势。正是基于这种良好的夙愿，她在书中为我们解读中日之间围绕着慰安妇、靖国神社、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的“文化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中国人习惯用道德伦理来观察事物，永远缅怀为了正义和理想而牺牲的英雄。日本人的生命价值在于追求感性的“自然”，他们认为死亡是一个神圣的过程，人死之后都可成神。同时，日本人相信通过除秽这一神圣的仪式可以涤荡自己的罪恶和不净。古来，日本人被自己犯下的罪恶所折磨，往往选择自杀，以死来求得解脱。而罪人自杀后，也就会得到人们的宽恕。而在中国，犯下滔天恶行之罪人畏罪自杀也不能洗清其罪孽，甚至在他们死后被“掘墓鞭尸”亦屡见不鲜。

作者引用日本知名作家远藤周作在《沉默》一书中提出的“沼泽地”文化论，指出日本的社会和文化就像“沼泽地”，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价值观，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不拘泥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思想，日本文化像“沼泽地”能把一切都淹没一样，也能把所有的价值观都纳入其中，揉作一团。而无论是儒家学说，还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要求人们绝对拥护其宗旨或教义，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模式都要严格遵循学说或宗教特定的原则。如果认为日本人也会在某种特定的价值观的圈子里思维、行动，就会产生误解。

总之，王敏女士所著《汉魂与和魂——中日文化比较》是一本既有丰厚学术底蕴又通俗易懂的日本文化研究著作，相信会对中日两国民众增进相互理解有所助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