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梓括

摘要：农民工群体“市民化”成为我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数据处理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用“城市定居决策”来指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并通过计量方法研究不同因素对于农民工做出城市定居决策的影响，从而说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的差异及市民化进程，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旧两代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10-0023-02

一、引言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正逐渐步入新的转型阶段。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市民化”成为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引起学界广泛探讨。以改革开放为界，我国经济发展、国民收入、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经历了剧变。经济增长、国力增强有目共睹，从农村到城市，社会环境、人民生活水平均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这一背景下，对城市化进程、特别是伴随其中的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深入考察，不能不引入时间这一重要的维度。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部门劳动力供给的新特征，把握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新趋势，以及提出针对于此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思考，我们将以1980年作为出生年份的界线，分析调研样本中新旧两代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同特征，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叶静怡教授主持的《在京进城务工人员经济和社会调查》。该调查完成于2013 年10月，抽样方式为按地图抽样，共覆盖在京务工人员1484名。样本涵盖了在京农民工集中的多数行业和居住区域。经过数据的筛选，实际研究中涉及的农民工样本为1068名。

（二）变量选择

通过观察分析可以发现：有10%的受访农民工有明确的城市定居意愿，在北京平均工作时间为五年半；受访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3673元，在老家的能获得的收入约为2000元；受访农民工平均年龄33岁，65%已婚；80%左右的受访农民工曾有过务农经历；农民工接受教育的时间平均为8.9年，即初中文化水平，说明我国九年义务制教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仅有10%的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意愿，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李强（2002）、刘传江（2006）等人的结论：目前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程度并不充分。他们更多的是城市的“过客”而非居民。

（三）描述性统计

为考察有定居意愿/无定居意愿的农民工之间，及新生代/传统的农民工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我们按照定居意愿的有无及年龄大小2两个标准，将样本分别划分为两组进行比较。

下表分别给出了两组中各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可以发现，有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在收入、在京工作时间、教育年限、拥有劳动合同的比例方面明显高于没有定居意愿者；同时后者在年龄、有务农经历的比例、已婚比例及回老家能获得的收入方面高于前者。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4-25岁，在定居意愿上明显强于传统农民工，同时在工作收入、老家收入、拥有劳动合同的比例及教育年限上明显多于后者；而后者平均年龄为45岁，在有务农经验的比例、已婚比例、在京工作时间方面明显多于前者。

（四）实证分析

我们设定的回归方程如下：

（1）settle=β0+β1lginc+β2age+β3farmed+β4married+β5bjyear+

β6incho+β7procon+β8eduyear+μ

（2）settle=β0+β1lginc+β3farmed+β4married+β5bjyear+

β6incho+β7procon+β8eduyear+μ

我们用方程（1）对全体样本进行回归，得到列（1）的结果；在舍弃了“age”变量后，用方程（2）分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和传统农民工进行回归，得到（2）、（3）的结果。

以下为回归结果3。

综合三列结果可以发现：首先，“在老家能获得的收入”这一因素对全体受访者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决策都有很显著的影响。因其系数过小，不具有太多经济学意义，故下文不再加以讨论；其次，与之前的研究不同，“教育年限”对于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不具有显著影响。

从列（1）的回归结果来看，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及在京工作年数对于农民工的城市定居的决策影响高度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已婚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将减少7.38%。同时，是否有耕种经历对于农民工的定居决策影响很显著：如果有过耕种经历，则城市定居意愿会减少5.06%。这可能是因为具备从事农业工作的能力使得这部分农民工有了“退路”，他们即使回到农村也能通过种地养活自己，因此定居城市的意愿相对较低。

从列（2）的回归结果来看，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定居决策影响依然高度显著，且影响系数比对全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时有明显增加；婚姻状况及是否拥有劳动合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也有很显著的影响；但是，在京工作时间的影响不再显著。

从列（3）的回归结果来看，在京工作时间对传统农民工的城市定居决策影响依然高度显著，且系数有所增加；是否有耕种经历这一因素对传统农民工的定居决策影响变得更加显著，同时系数有明显增加；但收入、婚姻状况、是否拥有劳动合同三个因素对传统农民工的定居决策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

综合列（2）、（3）的结果可清楚地看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和传统农民工的城市定居决策的因素有很大差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及是否拥有劳动合同是他们在做出定居决策时最为关注的因素；对于传统农民工而言，上述三个因素对他们做出定居决策的影响不显著，或仅在10%水平下显著。反倒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影响不显著的“是否有耕种经历”和“在京工作时间”两因素，对于传统农民工恰恰是影响高度显著的。

三、结论

首先，与之前的研究（如续田曾，2010）得出的结论不同，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对于农民工做出定居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有可能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有关，但数据的少量偏差不太可能使得结果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我们认为，这一结果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教育年限”因素对农民工定居决策的影响部分包含在了“是否拥有劳动合同”、“是否有耕作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之中。这就是说，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民工越有可能要求企业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或越有可能找到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职位），且越可能不具有做农活的经历。

其次，是否拥有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做出定居决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总体来看，有劳动合同比没有的农民工的定居意愿高3%。这个因素对于新生代劳动力的影响程度更高，为5%。对于传统农民工来说，劳动合同的影响不大。这从一方面证明了汪勇（2008）、王兴周、张文宏（2008）等的观点：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造成农民工在思想观念、心理、行为上与城镇化与市民化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如权益受损时不能通过正式组织途径寻求救助。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生活时间较短，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基本形成了签订劳动合同并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这使得了他们具有更高的城市融入度，更愿意在城市定居。

最后可以看到，“是否有耕种经历”这一因素对传统农民工的影响高度显著：有务农经历比没有者的留城意愿要低10%。这一方面可以用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加以阐释：农村的“推力”之一是“做农活太累”，而有务农经历者会对农活有较少的排斥，也即农村对他们的“推力”比对无务农经历者更弱，因此他们定居城市的意愿不太强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赫希曼（1970）的“退出—呼吁—忠诚”理论来说明这一现象：有过务农经历者比其他农民工拥有更大的退出权——他们一旦不满意城市的工作与生活，可以选择从城市退出，回到农村继续务农，而其他农民工则由于农业经验的缺乏，而无法选择退出城市回到农村（或退出成本更高）。正因为有务农经历者拥有成本更低的退出权，对城市生活较低程度的不满就可能使他们回流到农村，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融入度。

四、政策建议

（一）增加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

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用人单位的监察与惩处力度，增加其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成本；加强农民职业技术、职业道德、职业规范等相关培训，使其能够适应劳动合同的要求；进行相关宣传教育，增强农民工维权意识，促使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通过贯彻落实上述三个措施，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将得到有效提高，从而有助于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提高其城市融入度。

（二）增加对有定居城市意愿农民工的扶持力度

随着进城农民工的年轻化，拥有耕种经历的农民工逐渐减少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由上文数据可知，无耕种经历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这就要求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力度，以适应农民工不断增加的城市融入度。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

[2] 赵立新.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

[3] 胡杰成.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兰州学刊，2010（8）.

[4] 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理论月刊，2006（10）.

[5]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6（5）.

[6] 陈世伟.社会建设视域下的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J].求实，2008（2）.

[7] 陆 林.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8] 潘泽泉.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公有的空间何以可能[J].中州学刊，2008（3）.

[9] 汪 勇.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3）.

[10] 王兴洲，张文宏.城市性：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方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

[责任编辑：方 晓]

三、结论

首先，与之前的研究（如续田曾，2010）得出的结论不同，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对于农民工做出定居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有可能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有关，但数据的少量偏差不太可能使得结果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我们认为，这一结果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教育年限”因素对农民工定居决策的影响部分包含在了“是否拥有劳动合同”、“是否有耕作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之中。这就是说，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民工越有可能要求企业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或越有可能找到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职位），且越可能不具有做农活的经历。

其次，是否拥有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做出定居决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总体来看，有劳动合同比没有的农民工的定居意愿高3%。这个因素对于新生代劳动力的影响程度更高，为5%。对于传统农民工来说，劳动合同的影响不大。这从一方面证明了汪勇（2008）、王兴周、张文宏（2008）等的观点：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造成农民工在思想观念、心理、行为上与城镇化与市民化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如权益受损时不能通过正式组织途径寻求救助。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生活时间较短，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基本形成了签订劳动合同并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这使得了他们具有更高的城市融入度，更愿意在城市定居。

最后可以看到，“是否有耕种经历”这一因素对传统农民工的影响高度显著：有务农经历比没有者的留城意愿要低10%。这一方面可以用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加以阐释：农村的“推力”之一是“做农活太累”，而有务农经历者会对农活有较少的排斥，也即农村对他们的“推力”比对无务农经历者更弱，因此他们定居城市的意愿不太强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赫希曼（1970）的“退出—呼吁—忠诚”理论来说明这一现象：有过务农经历者比其他农民工拥有更大的退出权——他们一旦不满意城市的工作与生活，可以选择从城市退出，回到农村继续务农，而其他农民工则由于农业经验的缺乏，而无法选择退出城市回到农村（或退出成本更高）。正因为有务农经历者拥有成本更低的退出权，对城市生活较低程度的不满就可能使他们回流到农村，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融入度。

四、政策建议

（一）增加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

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用人单位的监察与惩处力度，增加其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成本；加强农民职业技术、职业道德、职业规范等相关培训，使其能够适应劳动合同的要求；进行相关宣传教育，增强农民工维权意识，促使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通过贯彻落实上述三个措施，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将得到有效提高，从而有助于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提高其城市融入度。

（二）增加对有定居城市意愿农民工的扶持力度

随着进城农民工的年轻化，拥有耕种经历的农民工逐渐减少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由上文数据可知，无耕种经历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这就要求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力度，以适应农民工不断增加的城市融入度。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

[2] 赵立新.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

[3] 胡杰成.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兰州学刊，2010（8）.

[4] 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理论月刊，2006（10）.

[5]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6（5）.

[6] 陈世伟.社会建设视域下的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J].求实，2008（2）.

[7] 陆 林.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8] 潘泽泉.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公有的空间何以可能[J].中州学刊，2008（3）.

[9] 汪 勇.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3）.

[10] 王兴洲，张文宏.城市性：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方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

[责任编辑：方 晓]

三、结论

首先，与之前的研究（如续田曾，2010）得出的结论不同，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对于农民工做出定居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有可能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有关，但数据的少量偏差不太可能使得结果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我们认为，这一结果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教育年限”因素对农民工定居决策的影响部分包含在了“是否拥有劳动合同”、“是否有耕作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之中。这就是说，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民工越有可能要求企业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或越有可能找到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职位），且越可能不具有做农活的经历。

其次，是否拥有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做出定居决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总体来看，有劳动合同比没有的农民工的定居意愿高3%。这个因素对于新生代劳动力的影响程度更高，为5%。对于传统农民工来说，劳动合同的影响不大。这从一方面证明了汪勇（2008）、王兴周、张文宏（2008）等的观点：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造成农民工在思想观念、心理、行为上与城镇化与市民化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如权益受损时不能通过正式组织途径寻求救助。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生活时间较短，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基本形成了签订劳动合同并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这使得了他们具有更高的城市融入度，更愿意在城市定居。

最后可以看到，“是否有耕种经历”这一因素对传统农民工的影响高度显著：有务农经历比没有者的留城意愿要低10%。这一方面可以用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加以阐释：农村的“推力”之一是“做农活太累”，而有务农经历者会对农活有较少的排斥，也即农村对他们的“推力”比对无务农经历者更弱，因此他们定居城市的意愿不太强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赫希曼（1970）的“退出—呼吁—忠诚”理论来说明这一现象：有过务农经历者比其他农民工拥有更大的退出权——他们一旦不满意城市的工作与生活，可以选择从城市退出，回到农村继续务农，而其他农民工则由于农业经验的缺乏，而无法选择退出城市回到农村（或退出成本更高）。正因为有务农经历者拥有成本更低的退出权，对城市生活较低程度的不满就可能使他们回流到农村，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融入度。

四、政策建议

（一）增加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

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用人单位的监察与惩处力度，增加其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成本；加强农民职业技术、职业道德、职业规范等相关培训，使其能够适应劳动合同的要求；进行相关宣传教育，增强农民工维权意识，促使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通过贯彻落实上述三个措施，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将得到有效提高，从而有助于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提高其城市融入度。

（二）增加对有定居城市意愿农民工的扶持力度

随着进城农民工的年轻化，拥有耕种经历的农民工逐渐减少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由上文数据可知，无耕种经历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这就要求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力度，以适应农民工不断增加的城市融入度。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

[2] 赵立新.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

[3] 胡杰成.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兰州学刊，2010（8）.

[4] 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理论月刊，2006（10）.

[5]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6（5）.

[6] 陈世伟.社会建设视域下的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J].求实，2008（2）.

[7] 陆 林.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8] 潘泽泉.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公有的空间何以可能[J].中州学刊，2008（3）.

[9] 汪 勇.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3）.

[10] 王兴洲，张文宏.城市性：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方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

[责任编辑：方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