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

从鸦片战争到“大总统”的收礼学：中国式“送礼”的规则与潜规则

英国社会学家蒂特马斯说：“在一些社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礼品馈赠都旨在换取和平，表达情感，联系群体，联络情感，实现契约上的义务和权利，表达忏悔、羞愧、丢脸以及象征人类的其他感情。”

这一特征在中国社会体现得尤其明显。

礼的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汉字中，“礼”本意为“敬神”，到后来才演变为一种行为规范。历代名儒先贤皆十分重视礼仪，所以儒教又称“礼教”。《礼记·曲礼上》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古人常有因礼数不周或礼品不及时而大动干戈的记载。春秋时期，楚国因未按时向周天子送一车茅草，中原各国联盟因而大举伐楚。鸦片战争相传也和英使马嘎尔尼拒向乾隆爷下跪脱不了干系。

小小礼物背后，有人情伦理，有上下尊卑，有利益交换——“礼数”才是“礼”的实质。从人类学角度看，这些礼数是在维护一种“意义”，借以维持和强化社会秩序，解决矛盾。

社会学家梁漱溟把中国人这种凡事以关系为依托的文化特征叫做“关系本位”，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式人伦构建的三个主轴，而“礼”则是其中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后当政者试图以“同志关系取代礼品关系”，却惨遭失败。结果更使新设立的制度渗入到传统民间文化的“礼”当中，使民间交往具有更多的“实利内容”和“等级关系”。

社会学家阎云翔根据对黑龙江省双城市下岬村长达十余年的观察，发现了中国人礼品观的基本逻辑：亲朋好友间的婚丧嫁娶“随礼”，被认为是“表达性礼物”，它以交换本身为目的，反映了送礼人和受礼人之间长期形成的社会联系。而委托某些实力人士（尤其权贵）则被视作“工具性礼物”（即“送礼”），则以功利目的为特征，带来的是短期关系。

当然了，这也导致了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再分配制度：它保证有限的资源能向年长者、权威者、权贵者集中。

这就是中国式礼品的潜规则：礼品、赠品和宴请是为了交换和加深个人关系，培养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而接受礼物的一方随之产生一种人情上的“负债”，即俗称“人情债”——光收取不回报会极大地损害你的社会声誉，即所谓“贪有贪德”。

民国初，袁世凯为大总统，很少收取部属的礼物。但袁世凯有个部下靳云鹏，靳云鹏的母亲每年都要送袁世凯四包礼物，袁世凯却一定要收。这四包礼物，是10枚鸡蛋，4块豆腐，6斤煎饼，1罐咸菜。而礼单上写的是：吉子（鸡子谐音）拾美，都福赐快（豆腐四块谐音），坚兵禄金（煎饼六斤谐音），贤才一贯（咸菜一罐谐音）。这种送礼方式，礼物不值钱，但礼单谐音却极是吉利，说好听点就是送的祝福，所以袁世凯每次都要亲收礼物。所谓惠而不费，靳云鹏的母亲称得上最有智慧的送礼人。

官场五千年：礼品中的厚黑学

根据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2013年的测算，中国个体年礼品需求在5055亿元，团体的年礼品需求在2629亿元，所以国内礼品市场年需求总额合计7684亿元左右，整体市场接近8000亿规模。在2012年12月之前，中国的礼品市场一直处于一路狂奔的“黄金年代”，“天价月饼”、“天价白酒”层出不穷，直到“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的出台。

“反腐”与礼品息息相关，回溯到民国时期，就曾有过对于官场潜规则的“移风易俗”。

1931年，快要过年了，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了一道手令，禁止机关在旧历年送礼，理由是，“废历年节，互相馈送，此种繁文殊背节约之旨。”

对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依然习惯了过旧历年，走亲戚拜年，鞠躬作揖，亲戚间互送礼品，肘子、肉、桂圆等，是常见的送礼佳品。

官员们则有另一套过年送礼的规则，他们大抵是送支票等钱财物，十分高端，也易滋生腐败。因此，国民政府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也不忘出台各类限制公务员大肆宴请、年节送礼的规定。但正如废除旧历春节法令难挡民间的过年习俗一样，各类禁令虽然出台，也难阻官场陋规年节送礼的旧习。

在这里，法令、制度与官场、民间旧习，它们犬牙交错而又泾渭分明，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空间。

1913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官吏服务令》，要求官员不得馈受财物。民国北洋政府高官李景铭认为，官员之间的年礼馈送意味着积重难改的官场陋规，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李景铭在民国二年（1913年）被选为政治会议议员，出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民国四年（1915年）旧历年前，崇文门监督何棪派属下马弁送了李景铭一份“特殊”节礼，里面只有一张5000元的支票。

5000块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四年后鲁迅在北京八道湾11号买的一座三进的四合院才3675元，这被李景铭视为何棪试图贿赂自己，他把这事儿写进了当天的日记。

为什么何棪在春节前送了这样一份“大礼”给他？李景铭自己分析，是因为他向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周自齐建言取消崇文门税关“三分加一”的陋规，何棪意欲请他放弃这一建议。

事实上，李景铭并不是唯一一个收了何棪旧历年厚礼的财政部官员。次长张寿龄、部长周自齐分别收到支票5000元和10000元。

报明袁世凯之后，这三笔钱被朋分之：—批作财政部“参司年终津贴”，李景铭和其他各司司长各得600元，其余科长以下根据政绩津贴不同，每司所获不超过3000元。财政部人人有份，皆大欢喜。

这个关于年礼的故事，仅仅只是当时民国官场上前朝陋规难消的沧海一粟。民国初年，尽管没了“皇帝老儿”这座大山，积疴难消的前清陋规，依然在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民国当局政府。

奢侈品与社交平台的身份价码：变的只是器物，不变的是中国人的人情文化

有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就有中国特色的礼品经济。

根据贝恩公司2011年12月发布的《201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2010年，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消费总额达约2120亿元人民币。2010年、2011年两年，礼品消费占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份额超过30%。路易威登、香奈儿和古驰是最受欢迎的奢侈品牌。endprint

“中国的送礼文化是我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向投资者谈及近来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时，Burberry公司首席财务官Stacey Cartwright曾坦言。

多年来，中国人已习惯于从廉政新闻中学习奢侈品常识，被广大网民鉴宝而落马的“表哥”与“包嫂”一个接一个，有媒体还提议有必要对纪检干部进行奢侈品知识培训，以增强对奢侈品的识别能力，更好地开展反腐工作。

重庆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普通干部丁萌，连个“苍蝇”贪官都算不上，却被称为“最时尚贪官”，他会给提审他的女检察官上课：“我的西装没有1万元以下的……你是女的，皮鞋都没有我尖，皮鞋要经常保养，买支几百块的滋润霜擦一下嘛。”有“LV女王”之称的辽宁省抚顺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江润黎用190平方米大宅专门存放奢侈品，其中包括48块劳力士等名表、253个LV等手提包、1246套高级名牌服饰。

高歌猛进的中国奢侈品市场2014年首次出现下滑，这是一个经济命题。

今年2月，彼时的奢侈品业还沉浸在一派节日派对气氛中。《纽约客》杂志提醒道，别让奢侈品行业的积极笑容蒙骗了你，这是它们最艰难的时期。由于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努力，“从北京到日内瓦再到巴黎，品质精良的亚麻布和精致的钟表早已蒙上了一层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消费趋势是，当“奢侈是一个很脏的词”（某奢侈品高管语），低调成了一种更实际、更长期的趋势。

过去那种高调张狂、金光闪闪、目的暧昧的礼品消失或起码表面消失了，礼品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表达心意、抒发情感或传递信息。

关于要不要送这么多的礼，传统礼数该保留还是该消失，社会学、人类学界已经争吵一百多年了。满清时送烟土送姨太太，民国时送古玩送字画，解放初期送白糖送暖壶，现在送茅台送iPad，变的只是器物，不变的是中国人的精神。这种特有的中国人的人情世故，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已经刻在中国人骨髓里。事实上，只要有中国人在，礼品业就绝对是一个蓬勃的大市场。

从“高端、大气、上档次”过渡到低调盛行的中国礼品市场，不过两年光景，你不禁要感叹中国时势转换之快。但可以预见，这是一个漫长周期的开始，低调将是接下来数十年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不仅局限于礼品行业。它意味着更笃定的个人认知、更宽广的视野、更成熟的趣味、更丰富的个人选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