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秋

平民化政治话语的修辞分析
——从几个政治话语文本谈起

◎刘佳秋

政治话语文本引起关注，得到赞扬，是整个话语体系发生变化的结果。话语体系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修辞方面可以从风格色彩、言语行为的适切性、“修辞立其诚”的基础等方面进行分析。政治话语平民化的完成和发展需要修辞学做出贡献。

政治话语修辞言语行为

一、几个政治话语文本激起的波澜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中使用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说法，口语化和平民化的表达被境内外媒体视为中国政治话语平民化的标志性事件，被人们视为一场自上而下的官场语文平民化运动的开始。2009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中使用的诸如“要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人民，必须对人民负责，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财富”等表述方式，被认为是凸显了“平民化”的风格。其实此前温家宝在出席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同文学家艺术家谈心（下称“谈心”）的话语就已经激起了波澜。我们且把这几个影响较大的政治话语文本作为我们分析的样本。

缘何一向被认为是“空话、废话、套话甚至假话”的政治话语引起如此波澜，原因定是多方面的。语言作为表达和表述的工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这促使我们去分析这些文本的修辞问题。这样几个文本，我们不得不认为它们都属于精心修饰过的精细文本。精心修饰就是一个修辞过程。它们能够引起关注、受到好评，并且充分发挥了阐释执政党执政思想的作用，语言魅力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种语言魅力可以从修辞生成的风格特色、修辞行为的适切性和“修辞立诚”的基础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对“样本”的风格分析

风格是“辞”体现的格调、气氛，是修辞行为之果，是言语主体在适应题旨情境的前提下，调用语音、词汇、句法、辞格等不同语言资源而产生的“效益”。适应题旨情境的修辞行为是最容易被接受的言语行为，在风格方面也是如此。

1.亲切、质朴的风格适合大众接受心理

“讲话”“报告”“谈心”“许报告”的共同特点就是这几个文本中都几乎拒绝使用华丽、冗长的词汇，不使用繁杂、交错的长句，除了专业方面，调用的大都是百姓喜闻乐见、易记易懂的语言形式，如：

（1）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讲话）

（2）要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报告）

（3）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人民，必须对人民负责，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财富。（报告）

（4）我没有稿子，准备了一点素材，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引证。一篇没有稿子的报告，人们不会求全责备，说错了，大家批评就是了。今天我是来跟大家谈心的。（谈心）

上面的例子都出自比较严肃的政论场合，属于政论语体范畴。但是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不论是讲话、报告，词汇方面，使用的基本都是百姓常见且乐见的成分，“折腾”“忽悠”等民间口语词汇资源的选用则更加切近大众；句式上基本调用短句，化整为零，易于理解和接受；辞格方面主要使用政论语体中常见的排比格，不刻意造奇，不故意做作。这些不同层面上语言资源的修辞性调用，使整个文本呈现亲切、质朴的风格。内容是严肃的，但是严肃的内容不一定非要板起面孔教说。通过对词汇、句法、辞格等资源的积极科学调用生成了亲切质朴的风格，适应了大众的接受心理，必然受到大众的喜欢，当然就更容易发挥阐释执政思想的作用。

2.合宜的创新性适应时代需要

创新的修辞过程生成个性化的文本，个性化的价值只有文本被接受后才能得到体现。我们分析的几个样本在创新修辞方面体现的是整体创新，主要是对“革命官话”的叛逆。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用俄式专断语言确立了“革命官话”的正统地位，而1949年以后延伸到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清除“野百合花”的行动，使“革命官话”不仅成为官方语言，也成了大众的口语。空话、废话、套话甚至假话连篇成为讲话或报告的标准语本。这种生存了50余年的政治话语标准语本不仅使官员和政治人物的形象在社会大众面前显得严肃、生硬，而且已经“严重损害了听众的耳膜”。样本是对“革命官话”的完全的修辞创新，是对“革命官话”的彻底反叛，受到关注实属必然。

如果样本创新修辞生成的仅仅是个性的文本，倒不足为奇，也不一定至于引起如此反响，关键它的个性化适应了一个时代的需求，体现了“人本”的回归。样本修辞的个性化不是网络语言中的生造、硬造，刻意求奇，甚至是破坏。样本选用的词汇成分是大众词汇，调用的句式是大众喜欢的格式，样本使用的辞格都是常规辞格，若只论要素资源，几乎没有明显的创新可言，但是这种平易化、大众化的修辞活动恰恰构成对“革命官话”的革命，文本的个性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个性，所以会激起如此大的波澜。

要而言之，样本的修辞是和谐的修辞，是时代的修辞，所以也成为人们关注和喜爱的修辞。

三、样本修辞行为的适切性分析

邵敬敏（2008）提出，“修辞学跟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很中肯的意见。他提出的应该进行言语行为理论与修辞学相结合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建议。

“言语行为理论”属于语言哲学的研究范畴。我们认为，它可以作为评价修辞行为适切性的理论基础。奥斯汀在《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中把言语行为分为“以言表义”“以言行事”“以言取效”三类。所有的句子除了以言表义之外还都以言行事，也可以通过以言行事来以言取效。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修辞行为都处于以言表义的前段，是以言行事或以言取效的基础，采用什么样的修辞行为直接影响言有所为。“到底怎么样，得看说话者怎样使用语言，听话者有什么性质而定”。①

政治话语本身就是一种修辞行为，因其必然以言表义，当然也是以言行事行为。一般地说，政治话语以言行事行为主要包括“提供情况”“提出保证”“宣布结论或表明意图”“提出呼吁”“提出批评”“提出警告”等行为。这种修辞行为的建构是否“合适”，即是否具有适切性，可以用行事行为的实施条件作为衡量标准，不同的修辞方式影响以言取效。塞尔在奥斯汀“三个不合适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实施行事行为的“命题内容条件”“预备条件”“诚意条件”“根本条件”等四个条件。对于诸如政府工作报告类的政治话语行事行为来讲，在文本的生成过程中修辞方面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证，所以“命题内容条件”和“预备条件”无疑是完备的。我们认为,“诚意条件”和“根本条件”是以言取效的决定性条件。“诚意条件”是从说话者一方提出的，即说话者是真心诚意地实施某行事行为的。这种“真心诚意”在修辞上的要求就是质朴、亲切、忠信、合作，带有对听话者的敬意和诚意，语言资源调用和配置上也应该体现这样的特点，大话、空话、套话、假话连篇的浮夸式修辞只能是不具诚意的，是与言语行为中的“诚意条件”相悖的。“根本条件”需要听说双方的合作才能实现，任何一方的不合作都可以导致行事行为的失败，对于交际双方来说，合作的首要条件应该是说话一方首先是合作的。考察我们分析的几个样本，正因为它们的修辞适切了以言行事行为的合适条件，所以才能产生如此的共鸣。

四、样本修辞体现的“立其诚”

我们一直把“修辞”做广义的理解：修辞就是言语活动、言语行为，这与“修辞立其诚”中的“修辞”是相同的。丁秀菊考证，“修”为“加以缛采、去其尘垢”，即“修饰”；“辞”有二意：“发于言则为言辞，发于文则为文辞”，即“完整的话语篇章”。“诚”“是一个兼具客观真实的‘诚’与主观追求的‘诚’、涵盖了‘忠’与‘信’两方面内容的道德范畴的概念，具体包括真实无妄、诚实守信、真情实意、恭顺尊敬等义蕴”。②王希杰认为，“人类交际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最基本的模式当然是建立在‘修辞立其诚’的基础之上的”③“‘诚’就是一切交际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④

我们分析的政治话语文本就是一种修辞行为、言语行为。这些文本一反“革命官话”的假、大、空式的不“诚”惯性，数据详尽真实、表情真切实在、“保证”“呼吁”诚实可信，以民为本恭敬谦和，整个修辞都建立在“立其诚”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立其诚”的特色，所以引起波澜实不为奇。

古希腊为辩论建立的修辞学如果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修辞术的话，那么王希杰先生倡导在“修辞立其诚”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修辞学才可能是真正的修辞学。修辞学的研究也应该像邵敬敏先生所言，应该关注日常语言活动，关注不同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言语活动。政治话语一直不受大众喜爱，从而影响了政府形象，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下政治话语出现转型并受到关注更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修辞学应该为其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

注释：

① 左思民,《汉语语用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②丁秀菊,《“修辞立其诚”的语义学诠释》,《周易研究》,2007年第1期，第29页.

③④ 王希杰,《略论“修辞立其诚”》,《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5页.

[1]左思民.汉语语用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2]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李士金.朱熹论“修辞立其诚”的深刻意蕴[J].修辞学习,2004(2).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高职学院）

（责任编辑 冯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