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张爱玲笔下的女儿处境

2014-12-12谢小芬

参花（下） 2014年7期

◎谢小芬

论萧红、张爱玲笔下的女儿处境

◎谢小芬

萧红和张爱玲以女性的历史洞察力写出了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尤其是对母亲和“女儿”的书写，指出了女性的历史处境——双重被阉割的命运，并以“女儿”们的处境隐喻了闺阁政治下女性的压抑史。她们的作品，正是通过发现这些被淹没和被曲解的女性生存体验从而自觉地站在了女性主义的立场，并保留属于女性的话语。

萧红张爱玲女儿处境阉割闺阁政治

从“五四”的个性解放思潮开始，女性作家开始了作为女性自我的书写，指出旧历史中妇女们的生存绝境，并探讨了“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等一系列与女性自主独立相关的问题。其中，萧红和张爱玲可谓时代的佼佼者，二人相似的经历和思想又使她们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延续性，达到了时间与空间上的高度统一和拓展。

本文要探讨的，正是从女性主义立场去解读、比较萧红与张爱玲作品当中的“女儿”们。这些“女儿”们，她们可能作为具体的实在而存在，也可能作为某一状态时期而存在，但无论以何种形态存在，她们身上都有着共同的特质，也有着某种共同的隐喻。下文将一一探讨。

一、处境：双重被阉割

基于自觉的女性主义立场，萧红和张爱玲文本中极少出现父女的对立，父亲通常是“缺席”的，这一点与五四时代高呼“娜拉”出走所设定的直接对立场景很不相同。某种意义上，五四作品中出走的“女儿”们仅是出于作为弱者的自觉而非性别的自觉，即她们是女性化了的“儿子”，父女的对立实际上回归到了传统父子的对立。因此，为避免性别上的错位矛盾，萧红和张爱玲更多地暴露传统女性的闺阁空间和私人性质的女性身体。[1]她们把“女儿”放在母女关系下来描写，而此关系下“女儿”们实际上正经历着“自我”存在主体的双重沦丧——双重被阉割。

首先，“女儿”们作为女性这第一角色，她们是“他者”，被要求拥有“女性气质” ，即软弱、无用、温顺，这第一重阉割显然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男性主义文化）的灌输。在家庭教育中，母亲不断把此种思想灌输给女儿，阉割掉她企图表现自我的欲望。如《生死场》里的金枝，她从母亲那里接受的教育是“你去吧！你可再别和小姑娘们到河沿去玩，记住，不许到河边去”。[2]这里，“河边”喻指颇有深意，它带出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映射，而“鞋”在传统文化中又正是性文化的隐喻和象征。也就是说，“女儿”们作为女性，她们一开始就面临生理差异的区别对待，以致于后天形成了社会性别的差异。所以人们道“河沿不是好人去的地方”，自然，“好人”针对的是那些不循规蹈矩的“女儿”们。

《小城三月》中的翠姨，《金锁记》中的长安，《花凋》中的川嫦……皆如此，沉静、温和、顺从是她们普遍的特征，没有反抗也没有怨言。而张爱玲更是运用独特的象喻指出，长安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川嫦是“没有点灯的灯塔”。再到《沉香屑·第二炉香》里，愫细和靡丽笙更以“性无知”的病态形式存在。她们所知仅仅是她们作为女性这一事实。可女性又是怎样一个概念？她们一无所知。正如格里尔在《被阉割的女性》中指出：“妇女们除了知道自己‘天生’就具有低能和自然依赖性的生理基础和机制外，根本就不知道她实际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又可能成为什么。”[3]

“女儿”们在母亲的教育下首先经历了第一重被阉割的体验，如果说这里的被阉割是来自母亲的“循循诱导”，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重被阉割则是来自于母女之间的对立。

这种对立关系来源于母亲，“在她身上寻找一个替身。她把她同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全都投射到女儿身上；当这个第二自我的他性、相异性逐渐被证实时，母亲便感到自己被出卖了。”[4]于是，母女之间开始了种种恶化的表现。金枝母女正是如此。母亲在此作为男权主义的屈服者和宣扬者，时刻压制着女儿独立的行为。《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同样控诉着“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5]而一旦女儿希望脱离母亲，形成自己的独立地位，“母亲便处心积虑地挫伤女儿的逃避意志”，因为“她不可能容忍她的替身变成一个他人”。[6]七巧与长安之间就是这样一个例证。七巧接受了自己作为女性这样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与地位，长安作为她的化身，她强迫着女儿也成为这样的受害者，并使自己的悔恨通过女儿表现出无穷的焦虑。

有时候她也觉得牺牲得有点不值得，暗自懊悔着，然而也来不及挽回了。她渐渐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她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谁都说她是一个活脱的七巧。[7]

也许脱离了七巧控制的长安还拥有一点生命的活力，可长安又如何能摆脱这控制？再者，即使母亲在文本中是缺席的，母女之间的对立关系依旧存在。《小城三月》里的翠姨就是被自己心中的“乖巧女儿”形象害死的——母亲帮她订的婚，她断然不敢反抗，她认定的道理是女儿必须顺从，母亲此时不是具体的存在，而是她心中一个幻化但绝对权威的存在。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随着葛薇龙的寄人篱下，母亲在场的情景立刻被切换掉。姑母随即以 “隐性母亲”的方式来代行母职，同时代行阉割薇龙这个“女儿”的职责。薇龙在她手里不过是一个幌子，一旦这个幌子想脱离她的控制，她便用母亲施压女儿的那一套做法，让“女儿”屈服，更让“女儿”自愿沉沦，按照“母亲”所规定的角色生活。

不过，我们应当看到，对于“女儿”处境的书写，萧、张对其命运的关注是相通的，但由于不同的自身经验，选择了不同的表现角度。

萧红笔下的女儿们总是陷入肉体的苦难当中，生存的艰苦以及死亡的气息始终伴随在“女儿”双重被阉割的生命里。《生死场》里多次介入生育、苦难、疾病等主题，如臀下腐烂长满蛆虫最终死去的月英，只能大喊：“我是个鬼啦！快些死了吧！活埋了我吧！”还有女儿被摔死被迫挤于都市臭虫堆中谋生的金枝、横在血光中以生育碰触死亡却仍被丈夫粗暴地抱怨着的产妇等。再到《呼兰河传》中，面对女性莫须有的苦难始终默默忍受的小团圆媳妇，她不过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却已经有了“女性是劣等的，女性没有自我”的意识，被毒打的时候她“笑呵呵”，被水烧的时候她“事不关己”，这两种态度正是女性逐渐被男性文化蒙骗与麻木的标志。这片黑土地上的“女儿”们，忙着生，也忙着死，对于自己的处境采取的是一种“与乡土自然生产方式相应的动物性心态”[8]，可就是这样的环境她们依旧顽强地活着挣扎着，呈现出原始的生命力。

与贫穷而荒凉的乡土相比，繁华的上海极尽堕落，这样的环境加上张爱玲自身早熟、敏感、孤僻的性格，使其笔锋一转，深入女性内宇疮痍的现实，孜孜于描绘女性阴暗扭曲的心理，导出“女儿”们的精神危机。焦虑不安的川嫦和潆珠，丑怪疏离的长安与愫细，疯狂失序的七巧和薇龙……或受虐，或自虐，又或施虐，她们被重重阉割着，以致于到自身分裂的地步。焦灼、嫉妒、懦弱、阴森，是对她们最好的形容，尤其以《金锁记》为典范，“女儿”们的精神病态是一步步递进的。姜云泽是第一步，懦弱且敏感，安乐于女儿处境而毫不自知；长安是第二步，自闭自怜又自卑，既怨天尤人又自怨自艾，无法逼视自我内心的真实，唯有一片虚无之感；至于兼有女儿和母亲双重身份的七巧，则代表了一种极端疯狂，她焦灼于自身处境，不放过任何口头上的极尽挖苦，她双重被阉割的命运使得她嫉妒一切自由的事物，用“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像剃刀片那样四面割着人。

“女儿”们以这样的状态活在张爱玲的笔下，与萧红的苦难主题互相补充，共同控诉了女儿双重被阉割的处境，体现其女性意识的一致性和延续性。

二、隐喻：闺阁政治下[9]的女性压抑史

由此可见，不管在场与否，女性家长在“女儿”们的成长中展现了无所不在的权威，从教育模式到对立关系，逐步造成了“女儿”们双重被阉割的处境。但是，母女关系的文化意味绝不仅仅停留于此，这需要我们挖掘母权背后的真相——父权。林幸谦在《女性主体的祭奠》中指出“女性作家及其笔下的女性角色，其主体性都难逃复杂微妙的父权二元对立思维”[10]。萧、张笔下的母亲在向“女儿”们灌输男权文化的同时通过对立关系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在这整个过程中，母权无疑是被同化了的父权。也就是说，“女儿”们种种焦虑表现以及双重被阉割处境的根源，在于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意识形态，这也是萧红和张爱玲借女性历史经验的重写并利用父权主体的反串的目的所在——借“女儿”处境来隐喻闺阁政治下的女性压抑史。这种闺阁政治下女性的压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女性成长的受阻；一为女性成长中的自我放弃。

女性成长受阻的第一步，正是女性主体的压抑。萧红的苦难主题，张爱玲的病理世界，或从自然层面刻画女性的动物性心态，或从心理阴暗面揭露文化意义上的女性世界，都隐喻了女性主体的压抑。生存已是苦难，精神更显病态，女性在狭窄的闺阁中无所适从偏偏又只能安于闺阁，长久以妥协姿态寄生其中，从金枝到潆珠，从外在的主体到内心的自我，都是压抑的。空间对她们来说是有限的，时间对她们来说更是虚无的，女性主体的存在仿佛虚置的物品，成了静态的摆设。这个时候，主体性无从谈起，女性毋庸置疑成了男性文化的附庸。萧、张以自身经验融入文本，并“借女性历史经验的重写，重新加以演绎”[11]，表达了这种压抑背后女性隐匿的愤怒。小团圆媳妇的死亡、月英的死亡、王大姐的死亡……这与萧红本人多难的身体不无关系，她笔下的女儿们以死亡终结，正是拥有独立女性意识的作家对女性压抑历史的宣泄。而张爱玲复杂的性情投放在文本中，便是白流苏、葛薇龙、长安、七巧等如许自私自虐的女性，女性的弱点以至人性的弱点，张牙舞爪般疯狂呈现人前，反复提醒着女性隐匿的愤怒。但无论死亡还是疯狂，女性的愤怒只能是隐匿的，男权文化的一再灌输与强化——正如以上章节所分析，闺阁中女性先被“他者”身份限制再被“女儿”身份拖累，主体重重被阉割重重受压抑，女性成长势必受阻。

女性成长受阻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还当有女性情欲的压抑，萧红笔下的金枝可谓典型，她从母亲那里接受的“第二性”教育正是这压抑的根源，月英、翠姨等人和金枝不无相似。这一隐喻到了张爱玲笔下则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分别以直接表现和反身指代两种方式切入。前者以愫细、潆珠、吴翠远等为代表，她们要么天真无知，避之不及，一如潆珠所焦虑“仿佛她自己钻进了自己的圈套”，要么不知所措，耽于幻想，一如吴翠远沉溺于刹那间的美好，可是“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女儿”们长久如此的情欲失衡导致了病态下的情欲宣泄，这便又以白流苏、葛薇龙、七巧等为代表。白流苏与范柳原把玩着一种情欲游戏，葛薇龙在梁太太的一步步引导下沉沦于身体的欢愉，而七巧，这个身份特殊的“女儿”，更是用“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这个枷锁自然是黄金的枷，但同样是情欲的枷，她既嫌弃“没有生命的肉体”又抓不住鲜活的爱情，最后亲自把自己女儿关进这个情欲压抑的牢笼里。从白流苏回归到长安，情欲的宣泄实际上成为情欲压抑的一种反身指代。这充分显示了男权文化对女性阉割处境的实质，先是使其丧失主体性，再是令其情欲受挫，闺阁女性需要真正成长，面对的问题定当困难加倍。

然而，尽管女性在闺阁政治下遭受种种男权思想的压制，可五四以来不乏“娜拉”们的出走。这带给我们重大的启示：男权文化的重重阉割并不是导致女性压抑史的唯一原因，也不是女性寻求自我解放的唯一突破口。不幸的是，女性在闺阁政治的教化下已然放弃了这种自我解答。从而，萧、张笔下的“女儿”们暗示了“娜拉”的另外一面——“娜拉”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病态：她们或者根本没有飞出去的愿望，或者是想飞也飞不动了。

到了她们这一代，家庭对她们来说已无所谓反不反，无所谓眷恋徘徊或憎恨厌恶。家庭式女儿的生存现实，结婚嫁人生儿育女是她们命定的天职。她们坦率地承认“女人最怕‘失嫁’”，承认“用丈夫的钱就是一种快乐”[12]。

也就是说，“女儿”们普遍放弃了自由意志而寻求男权社会的指导。翠姨渴望接受教育，也渴望寻求自己的爱情，俨然半个出走的“娜拉”，可她精神上的病态一再阻止她冲破“女儿”状态去成长：

她自觉地觉得自己的命运不会好的。现在翠姨自己已经订了婚，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则她是出了嫁的寡妇的女儿，她自己一天把这个背了不知有多少遍，她记得清清楚楚。[13]

同样命运的是川嫦，她本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但在病中终日郁郁地自思自想，“她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然而这个“娜拉”却是病得想飞也飞不动了。她只觉得自己对于整个的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拖累，不如早早了结自己。还有曾经有过短暂自我意志的长安，差一点就成为“娜拉”，可她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病态比起前两者要更为严重，她既有想飞出去的愿望又有飞出去的力量，但这一切被她自己幻想出来的恐慌与焦虑击败，她对自我的寻求选择了放弃：

长安悄悄地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黄昏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14]

失去了爱情的长安就成了一个心中没有光的人。这隐喻着长安自我意志的幻灭。玄色、白色、日色，单调而惨淡的色彩暗示了长安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病态。她一级级步向没有光的所在，隐喻了“女儿”们一级级走进闺阁政治下女性受压抑的历史，她自己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认知到：女儿被双重阉割的命运只是外在的，闺阁政治下女性成长的压抑史才是其内在核心。这一隐喻以抽象形式潜入历史，一直被以男权为主导书写的历史故意忽略、扭曲以及异化，把女性永远压抑在“女儿”状态当中无法真正成长。萧、张的作品，尽管没有对“女儿”如何实现自救给出最终答案，但她们或以苦难主题，或从病理世界，去发现“女儿被双重阉割的处境和隐喻”这一被淹没和被曲解的女性生存体验，从而自觉地站在了女性主义的立场，保留属于女性的话语。

[1] 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9．

[2] 萧红．生死场[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27．

[3] [英]格丽梅勒·格丽尔．被阉割的女性[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360．

[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587．

[5] 张爱玲．张爱玲小说[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106．

[6]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588．

[7] 张爱玲．张爱玲小说[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166．

[8]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89．

[9] “闺阁政治”，含有历史和宗法父权文化下，各种性别与权力关系的概念。严格来说，闺阁政治注重女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把各种传统女性关系之间（如婆媳、母女、妻妾、姐妹等）的冲突、矛盾和斗争现象，视为宗法父权文化压抑女性的另一种复杂现象。本文论述的主要是母女之间的关系。

[10] 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0．

[11] 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6．

[12]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