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军

[摘 要]近代中国的政治局面混乱不堪，针对这一现象，张君劢早在1921年就提出了自己的“理性政治”主张。他这一主张的形成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与张君劢早年丰富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理性政治”主张的提出尽管存有很多的缺陷，但它是中华民族危机和政治混乱的客观反映，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企图通过宣传自身政治主张，解救民族危机与推动社会进步的表现，具有民族主义的精神特征。

[关键词]张君劢；思想；理性政治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宝山人。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及早期新儒家的创始人之一。张君劢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活跃了半个世纪之久，在许多方面发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由于各种现实原因，后人一直没有对张君劢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本人不才，欲就张君劢的“理性政治”思想做一简要分析，不当之处还请方家多多指正。

一、张君劢理性政治的主要内容

1921年10月，张君劢在《改造》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的文章，文章中他对数千年中国政治和近百年西方政治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做了一番比较，得出中国专制，西方民治；中国无宪法，西方有宪法；中国无个人自由之保障，西方有个人自由之保障；中国行愚民之术，西方教育其民唯恐不智。并把这些差异的原因归咎于“吾以武力解决，而彼则理性解决是已”。这“武力解决”和“理性解决”就是我所称的“武力政治”和“理性政治”。他还分析说，数千年来中国的朝代更换，无一不是最后凭武力解决的。正是由于持力不持理，故中国常以一人为主，而以国民为其奴隶。理性解决则反是，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些口舌和笔墨，即通过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国民的同情和支持。通过中西“武力政治”和“理性政治”的比较，张君劢解释说，这种持理不持力的“理性政治”的核心是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他指出“真正之理性政治必起于良心上之自由，本此自由以凝成公意，于是为政策，为法律。”只有实现了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政治上人与人的分合才能以政见为主，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平等。他认为这种以人心灵、意志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才称得上真民主、真自由、真理性。要使中国不重蹈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覆辙，使民主制度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就必须改变“天下是打出来的”这种传统的社会心理，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

除给出“理性政治”的定义外，张君劢还认为，要实现西方的“理性政治”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政党。他指出这种理想政党和中华民国以来那些为国民所深恶痛绝的政党不同，它不是用来进行议会斗争的工具，也不是代表某一阶级、某个党派、某个团体或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是以政见、主义相结合的国民政治教育机关，它不参与现实政治的角逐，而唯以一腔牺牲的精神，献身于理想事业，它以训练国民之政治纪律和增长国民政治知识作为理想政党的“第一要义”。具体而言，理想政党在其活动中必须遵守以下十条原则：

第一，政党当断绝与军人之勾结，专向国民身上下功夫。

第二，政党之武器，在以口舌以笔墨造成舆论，绝对断绝武力关系。

第三，政党经费应由本身筹划，不应向政府讨一文钱。

第四，政党每年应开大会，讨论政策及经过情形，且记载发表之。

第五，政党应刊布小册子，以宣传其主义政策。

第六，政党应时时开演说大会，随时随地供给国民应需之政治知识。

第七，政党党员以守纪律、守主义为唯一信条。

第八，政党与政党间，应有交让精神，对于敌党政府，有应有两三年之忍耐，以待其从容展布，不可存朝上台夕推翻之心理。

第九，政党当相戒，勿以金钱赎买选民及议员，以腐败其政治道德。

第十，政党之于内争，不得利用外国金钱或军械，以压倒反对党。

张君劢认为，要建立理想政党，其关键在于教育国民，提高国民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品格。对于应该怎样对国民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品格，张君劢认为教育国民的“方法甚多，而根本上不外教育普及，人人自觉，人人有知识”，他还进一步提议，小学、中学应该注重团体生活，高等学校以上应仿各国大学联合会拟国会之制，学生分党而坐，有首领，有党员，以养成尊重主义、确守纪律的习惯，从而“培养国会及地方自治人才”。

他进一步提出，为了防止西方的社会革命在中国发生，主张除了培养国民的政治能力外，还应该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之精神的教育，使“有志于生产之业者，捐其好货财、私妻子之心，而移之以利社会”。

以上是有关张君劢“理性政治”的主要内容。

二、张君劢理性政治产生的由来

张君劢设计“理性政治”的思考绝非无本之源。他的这种思考源于他所经受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及张君劢个人人生经历三个方面的影响而成的。

就国际方面的影响而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加紧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掠夺原料和销售市场，新老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激化，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不平衡，再加上由来已久的激烈矛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败同盟国的结局而告终。“一战”结束后为了瓜分战利品，几个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会。张君劢以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陪同梁启超等前往欧洲参观访问，会议期间帝国主义无视弱小国家及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公理的蹂躏和糟蹋，使张君劢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强权就是真理”的政治心里，他深切地感受到国际上只有强权而无公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果没有强力，所谓外交只能是一句空话，所谓国际公法更属具文。为此，1919年5月1日，张君劢还特意写了一篇题为《平和会议中威尔逊之成功与失败》的欧游随笔，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予以猛烈抨击，嘲笑他们“大言炎炎，无一不相刺谬者”。这次会议后张君劢决心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国之最基本的力量。这就是张君劢提出“理性政治”的国际影响因素。

就国内方面的影响来看，主要是自民国以来出现的恶浊政治，使张君劢认识到了建立一个理想政党，提高人们的知识力和道德力，对于建立一种“好政治”的积极意义。他自己曾在谈到他从社会科学转跳到哲学的经过时写道：“我曾目击民元的国会选举，初选复选，都以贿成，选民如此，议员如此，这个民国能否维持，大家已发生疑问。如其现在选民、现在议员不能维持下去，是否应当开发教育、开发实业，或另有其他方法，以提高人民程度，以巩固民众基础。一国以内，先要人民的知识力和道德力充实，然后才有好政治，如果不然，天天空口希望好政治，是无用的。我因为怀疑民元以后的政治，所以时常心上要求一种最基本的方法，对民族之智力和道德与其风俗升降之研究，时常感觉必要。可以说因为国内政治的恶浊，迫使我采取一种思考的态度”。这是张君劢提出“理性政治”的国内影响因素。

除此以外，张君劢提出“理性政治”也与他的社会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张君劢早年留学日本，修法律和政治学专业，学到了系统的法学和政治学知识。留学期间他与梁启超等有密切往来，受梁启超的影响，他还参加了立宪派领导的政闻社，成为梁启超身边的肱骨。中华民国成立后，张君劢建议梁启超采取联袁的策略，袁欲称帝时他又积极反袁。讨袁胜利后他转入了“府院之争”这场政治风波，成为北洋军阀斗争的牺牲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留在欧洲仔细观察研究了欧洲战争，战后他又作为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陪同梁启超等前往欧洲参观访问，在访问德国期间他师从德国哲学家倭伊铿学习生命哲学，这期间他还研究了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从张君劢早年的社会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张君劢在提出“理性政治”主张之时，他不仅具备了精确的政治和法律知识，而且还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可以说这一切都为张君劢提出“理性政治”铺垫了雄厚的基础。

三、张君劢理性政治的特点及其评价

如果综观张君劢以后的人生，我们可以知道他此时提出的“理性政治”只是一生政治思想的开端。他的“理性政治”明显还处在笼统地借鉴西方民主政治阶段。

张君劢曾声称，他的政治思想是英国的。所谓政治思想是英国的，主要是他在成长过程中自主选择了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他对洛克、约翰密尔、拉斯基的学说都有研究，他曾翻译了拉氏名著《政治典范》一书。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洛克关于理性、自由、法治和分权的一系列理论，最早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张君劢所发表的第一篇政治论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密尔《代议政治论》一书的摘译，这也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文字。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主张维护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反对国家压迫，保证政治自由；反对社会习俗和舆论的奴役，维护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张君劢起初翻译这篇文章只是试图为梁启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立宪主张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革命。然而也正是这一篇文章对张君劢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他初步确立起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价值趋向，成为他最终的理想目标。正是由于深受洛克和密尔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的影响，20年代初时值北洋军阀连年混战、“武力政治”泛滥之际，张君劢就系统阐发了他的“理性政治”主张。

1920年张君劢访问德国哲学家倭伊铿，并师从倭伊铿学习哲学。倭伊铿的哲学属于生命哲学，他既反对自然主义，也不主张理智主义，认为前者将人的生活物质化，生物化，使人安于本能的生活，而后者则将人的生活抽象化，使人为抽象的东西而努力，所以它们都容易造成心物的分裂，只有精神生活才是最真实的存在，才能实现心物的高度统一。精神生活聚焦于宇宙与历史之中，个人想要渗入其中，就必须与非精神生活或低级生活作激烈的斗争，其斗争的过程也就是超越的过程，而超越就是从被束缚的、被动的生活，走入自由自主的生活。自由自主的生活的实现就是人格的完成。这些在张君劢十原则中第八条“政党与政党间，应有交让精神，对于敌党政府，有应有两三年之忍耐，以待其从容展布，不可存朝上台夕推翻之心理”和第九条“政党当相戒，勿以金钱赎买选民及议员，以腐败其政治道德”中有明显体现，这两条完全是依靠国民精神上的自觉，自主将心和物融会贯通，实现理想政治。这些内容与近代中国社会状况显得格格不入。还有，张君劢所说的持理不持力的“理性政治”的核心是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以个人心灵、意志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才够得上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理性。一国政治的运作应以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自由为前提，“夫政治之本，要以承认人之人格、个人之自由为旨归”，一切蔑视他人之人格、剥夺他人自由之举，都应在排斥之列。这些也明显地打上了生命哲学的烙印。

最后，张君劢所提出的“理性政治”实质是近代中华民族危机与国家政治混乱的片面反映，它是近代知识分子企图通过宣传自身政治主张，解救民族危难的努力表现，具有民族主义的精神特征。张君劢的“理性政治”一开始就强调理想政党要拥有自己的主义，并以自身主义作为本党的宣传和从政工具，党员要守纪律，肯为主义献身，这与我国自清末以来虽然产生有了政党，但是因为缺少主义，无政策纪律，导致每届国会开会，所争斗的都是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混乱政治局面针锋相对。张君劢认为正是由于政党没有自己的主义，才导致政局混乱不堪，国家权力永远操纵在个人或朋党手中，国民永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又进一步为帝国主义列强插手于中国政治，掠夺中国经济，奴役中国人民提供可乘之机，致使近代中国政治局面越来越糟糕，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悲催状况。张君劢的“理性政治”正是针对这一现象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他试图通过教育国民建立理想政党，进而达到理性政治的状况，最后驱逐列强于国门之外的结果。尽管张君劢的“理性政治”还存有很多的缺陷，但是它毕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混乱时局作出的抗争反应，尤其是将中国时局上升到民族角度来考虑，更显示出了一种民族主义的精神特征。

参考文献：

[1]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M].台湾：学生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