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梅

[摘 要]聚谈，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组织，也是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家们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聚谈”作为俄国自由主义运动迈向政党的第一步，在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当时的俄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聚谈”；组织；自由主义

“聚谈”，英文写法为Beseda（The Colloquium），汉语意思是定期举办专门集会的意思，简称为“聚谈”。“聚谈”的形成有着独特的历史发展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政治经济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表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政治上的无能为力。在尼古拉二世大声呼喊着“俄国的自由主义正做着豪无意义的梦”时，一直试图依靠地方自治运动方式来改变俄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家们终于开始觉醒了，他们意识到原有的运动形式不利于他们彼此沟通并采取行动，自由主义运动是时候应该有所进步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国家水平的可以彼此接触的组织，于是，他们提议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反对派组织，在此情况下，“聚谈”应运而生。不久之后，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家们召开了自治立宪峰会，在这次峰会上他们制定了关于成立“聚谈”的计划。

1899年夏季或秋季的某一天，“聚谈”第一次会议召开，因为资料缺少，具体举办这次会议的日期以及参加这次会议人员的身份不能被确定。在莫斯科一个公寓里，“聚谈”的创建者们聚在一起，正式成立了“聚谈”。俄国著名自由主义运动家多古卢科夫（P.P.Dolgorukov）的回忆录记录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多古卢科夫的双胞胎兄弟帕维尔（P.P.Pavel），莎克霍夫斯基（D.I.Shakhovskoy）以及赛尔梅特夫（P.S.Sheremetev）参加了“聚谈”的这次会议并对“聚谈”。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后，一些人陆续加入了“聚谈”，迄今为止确定参加过聚谈这个组织的人员人数大概有53人。

“聚谈”成立之初，组织的创建者们是想把这个组织建立成为一个能够替代自治峰会的存在，但这个目标最终并没有实现。“聚谈”与自治大会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不能取代自治大会。最后，他们决定“聚谈”应该为了讨论当前紧迫的事情并协调自由主义运动而成立。

“聚谈”对其成员实行有限制的招收，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员中的大部分来自于贵族或各省的自治份子以及贵族执法官，总的来说，“聚谈”中的大部分成员与自治运动相关，并且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尽管“聚谈”的成员来自于各地，但是“聚谈”在莫斯科组织设有“聚谈”中央局。1903年“聚谈”还选举了一个秘书作为常设的机构，这个秘书的职责是处理好组织的日程以及记录组织会议、管理对组织内成员的物质的分发、向成员收集会费、为各种项目筹集资金等事物。从1899年到1905年，在聚谈存在的六年中，作为对爆发的日俄战争以及1905年被颁发的布里根诏令等事件的回应，“聚谈”平均每年举办三到四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中，成员们交流近期在首都以及各省运动的发展情况，讨论重要的政治问题，成员们应该做的事以及组织应采取的策略。

1900年～1901年，“聚谈”主要的活动是反对当时的教育部长控制学校的官僚化的运动。1902年～1903年“聚谈”参与到反对“农业特别需要者大会”的运动中。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聚谈”改变策略，反映整个俄国的自治运动活动的趋势。

从“聚谈”活动中，我们发现“聚谈”大部分的活动目标基本上都与自治运动有关，当然也不乏一些比较激进的如参加解放同盟的创建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聚谈的活动体现了其自身独有的特点：

一、温和性

“聚谈”的成员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或官员，他们一直保持着对沙皇俄国的梦想，在其内部，尽管有着对改革或革命方式的争论，但是经过讨论，温和派一直占上风，此组织实行的是比较温和的政策。

二、复合性

“聚谈”是一个复合型的组织，“聚谈”内部成员没有一致的观点，既有坚持以温和改革方式建立新俄国的温和派，也有坚持以革命方式建立新俄国的激进派。“聚谈”组织的成员同时也可以是其他组织的成员，复合性对组织策略的选择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使“聚谈”能够在与其他组织进行联系时具有优势，但同时也对其自身活动造成了限制。

三、机能性

“聚谈”一直有意维持着纲领与目标的模糊，可以说“聚谈”成立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各自由主义运动组织达成一致，而是为了能够彼此实现团结。在这个过程中，“聚谈”是自由主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桥梁。对于“聚谈”的成立，与其他组织不同，组织复合性是团结的基础，因此，“聚谈”的领导人一直坚持在纲领上有意的模糊与温和，以达到自己机能的顺利运转，从而实现自己的作用。

“聚谈”的以上特性反映了其作为自由主义第一个政治团体的不成熟，同时这些特性也对“聚谈”自身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聚谈”的建立体现了自由主义前进的重要一步，通过“聚谈”，各个自由主义运动组织能够更好联系在一起，推动了自由主义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祝政宏，《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日子：沙皇灭亡的上层危机》，三联书店，1977年版。

[2]Shmuel.calai ，《The Liberal Movement in Russia （1891-1905）》，Co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34.

[3]Terence.Emmons，The Beseda Circle， 1899-1905，The Slavic Review，1973.p.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