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玉龙

瘟疫、战争、灾荒被称为制造人类历史悲剧的“三剑客”，（1）他们时常并驾齐驱，肆虐人间，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和阻碍。特别是近代社会世界各地的交往日益密切，客观上也为各种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条件。虽然从20世纪开始，多种疫苗和特效药的不断开发和使用，在表面上使传染病的威胁降低了，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新的传染病不断涌现而出，譬如“非典”、甲流、禽流感等大型传染病陆续出现。诚如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和人类天长地久的共存”。（2）因此我们无论是从现在出发去理解过去，还是在过去的基础上理解现在都是极为必要的。

正是在上述这种宏观背景下，张泰山教授，以一个学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注目于“传染病”，选择了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为研究对象，最终完成了一部四十余万言的“专题性”论著《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展现出了历史学者的一种关爱生命与健康的情怀。

该著以丰殷的史料为依托，在客观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理论，拓展视野，更新方法。分章论述了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概况；民国时期对流行性传染病的救护；民国时期政府预防传染病的措施；民国时期传染病与公共卫生建设；最后在此基础之上对民国时期传染病防疫机制形成的特点、因素、影响进行反思，并总结出经验教训，以鉴示未来。通览全书，有以下三大特点令人瞩目：

一、思想性与实证性的有机结合

正如著者所言，生命的存在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伦理，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学术理念和现实中，往往缺乏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关怀，因而与生命息息相关的传染病自然就成了历史学的“漏网之鱼”。作者正是鉴于此，并结合学界的研究，背依纷繁沉重的历史事实，条分缕析地解剖了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的情况、救疗措施、预防措施和民众心态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卫生建设，并以之为基础在大文化的视野下，通过对传染病与社会之文化本质的洞察与感悟，把握传染病下的社会内涵。把传染病下的社会与历史的内省世界融为一体，反馈给读者一个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的清晰脉络。著者开篇即对传染病的概念做了界定，从医学角度根据现代医学解释传染病，对“瘟疫”一词做出了解释。对于民国时期的传染病著者更是结合国际传染病流行情况及国内各届政府规定的情况，明确的规定为十种法定传染病和两种在实际运行中需要报告的两种指定传染病即疟疾和黑热病，共十二种传染病。在概念方面给读者一种清晰感。书中揭示了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的情况和政府的预防救疗措施和理念以及民众在传染病下的心理状态。体现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传染病的认知逐渐提高，政府在预防救疗过程中的作用体现出国家对民众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以及国家政权的不断扩展，民众的参与体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可见这一过程其实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及这一过程中对生命关爱的理念。

著者从平实质朴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认真细致的考证中，寻求对历史“质”的合理解释。众所周知，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最棘手的莫过于厘清各种制度措施与事实结构、社会效绩之间的差异。作者在以档案、报刊、地方志和其它各种文史资料以及前人大量的研究工作为依据对历史事件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量”的分析。据笔者粗略统计，书中绘制表格43处，各种曲线图和示意图10处，原始图片5处，并且将图表结合进行分析。除此之外，许多地方还列举了大量有据可寻的统计数字。“量”与“质”的结合，自然增加了论证的可信度与说服力，最终使人们对历史现象的认知更加贴近其真实情形。

二、多向度的立体研究

该书是作者以“传染病”为切入点，折射出民国时期国家、民众、社会的诸多方面。从研究对象来看，“传染病的防治”内涵覆盖着社会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层。而且传染病的防治既有国家出于安抚民众之责任的“政府职能行为”，也富有民间基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之理念的“自发行为”。故此作者不仅站在近代国家职能的层次上，以社会学和政治学交叉的视角探讨民国时期的现代传染病防疫机制的建立，而且还将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融为一炉。从研究的路径看，全书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思路：即横向上，以传染病防疫机制中的主体为研究基点，通过共时态的方式，对防疫机制中“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的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纵向则是将民国传染病防疫机制研究置于历史的长河当中，以历时态的形式向人们昭示防疫机制从传统向近代的嬗变历程。使得全书给人以立体而非平面，丰满而不臃肿、凝重而不呆板的感觉。

三、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该书以距今最近的民国时期的传染病防疫机制为研究对象，同时传染病也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这显然是“基于现实的触动”。另外我们从作者自己所说的写作动机来看，其终极指向是在对历史上与今天类似的“现象”的解释，为现代传染病防疫机制的完善寻求借鉴之道。

作者在考察了民国传染病防疫机制及其内部存在的问题后，得出结论：传染病的防治应由国家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共同解决。另外正如著者在书中所讲：民国时期所形成的防疫机制在实际运行中所积累的措施、设备、人才和经验，也为新中国的防疫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新生的人民政权并未因政治的分歧而否定原先科学的防疫方法。从这一角度来看作者的研究具有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作为一部“拓荒性”的学术论著，本书也存在着有待完善之处。期待作者以此书为基础，对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早日问世新的著作。

注释：

（1）梁俊、孟庆云、张志斌主编《古今中外大疫启示录》，人民出版社，2003，第110页。

（2）[美]麦克尼尔（William H.Mc Neill）.《瘟疫与人类—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