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晓明

[摘 要]人们游览、参观艾思奇纪念馆可引起多方位多层面的思考，但感性者居多。笔者的思考则不同于他人，既非“游后之记”也非“观后之感”，而是理性的“观后之思”。笔者通过参观艾思奇纪念馆引发了许多对纪念馆性质以及对艾思奇思想的思考，结合以往的理论学习，在本文中由浅入深地提出一些想法。

[关键词]博物馆；艾思奇；纪念馆；理论思考

一般认为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的性质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个特性是开放性。这个开放性既指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在选择受教育对象上的开放性，也指受教对象在选择教育内容上的开放性；第二个特性是广博性。这里的广博性是指在世界范围内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数量的不断地增加以及种类的逐步扩展与内容上的相应扩充。第三个特性是指直观形象性。展示类馆所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实物、珍贵的文物，记录了前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奋斗历程；展现了劳动人民创造性的伟大智慧。而我所强调的要在参观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时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一、观后之思——展品要引起我们深邃地思考

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都足以给受教对象以视觉上的冲击和心灵上的震撼，不但令其记忆深刻，还会人们激发起强烈的兴趣。“激发起强烈的兴趣”当然是展示品最直接的效果，其意义也是多样且深远的。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个所谓被“激发起强烈的兴趣”往往以感性的居多，“游记”、“观感”比比皆是，而理性的思考以及理论上的探究就少多了。我认为，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的功能，实际上不仅仅有激发、激励人们有直观性的感性之“感”，更有理性上的“观后之思”。

近年来在我国的参展实践中，确实有许多游众更多地趋向了“游览”、“游玩”、“走走看看”。他们从中得到了快乐，这也毋庸置疑。他们会通过各类展品，透过各种文化形态而获得相应的知识，了解并且能够欣赏科学与艺术发展在社会的价值与意义，并因此对整个世界产生好奇与惊叹。这种感觉也会帮助他们去重视并开发其本身的创造力，由此而有更多的行动决心和自由，这都是值得称道的。但我们都知道纪念馆等的核心功能是教育特别是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则不应当仅仅是感性的、知识层面的，或由感性到理性的。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只停留在感性上，也不能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节点为止。我希望展览馆、纪念馆、博物馆的一些展品足以能够引起我们深邃地思考，我们也应该做这样的思考——即是我所讲的“观后之思”。我的这篇文章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写成的。当然这也是一种较为新颖的写法。

二、艾思奇纪念馆——足以激发起人们强烈的探索兴趣

“艾思奇纪念馆”属于人物类纪念馆，它建造于艾思奇的故居——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艾思奇的故居是一幢中西合璧式砖木结构的四合院楼房。占地约600多平方米，建筑较为精巧，高屋大院，串楼通栏，点缀西式小品阳台，正房前厅有一石砌圆形拱门，正所谓“青藤缠缆，古朴秀雅”。故居前临元龙幽潭，后枕凤山，地势高旷，环境优美。在大门头悬有“艾思奇纪念馆”匾额，在西楼和厅楼上陈列着能够展示艾思奇生平事迹的陈列物品。展品虽然并不像一些大型纪念馆那样丰饶，却也足以让我们睹物思人，引起关注。

有很多人是来过这里以后，才知道艾思奇这个人的。没来过这里，咋一听到“艾思奇”这个名字，还以为是个外国人。如此可见关注者特别是年轻的关注者并不多。

艾思奇虽较少为人们所关注，但在关注者之中有两人却值得我们注意：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蒋介石。毛泽东在审阅艾思奇的悼词时曾亲自填加了“是我党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语；蒋介石也曾言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上，蒋氏慨叹在国民党中为什么就没有艾思奇这样的人。毛泽东评价《大众哲学》是“真正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而蒋介石也感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我们的思想防线”。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常常带着这本书，并曾给在苏联学习的毛岸英寄去了此书；蒋介石也曾将《大众哲学》放在案头，并要求蒋经国也要多读此书。毛、蒋两位同时看重艾思奇，着实令人意外，却也在意料之中，个中之意义当不言自明。

我们通过展品以及相关的文献了解到，艾思奇就出生在这个家庭里。父亲李曰垓，同盟会成员，民主主义革命家；长兄李生庄，研习西方哲学，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之一，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家庭对艾思奇人生之路的选择影响很大，他自幼就受着“生”命文化的熏陶。据艾思奇的侄子李青教授讲，他们李氏家族家谱的排名，就是循着《周易·系辞》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的顺序来编排的，所以艾思奇原名叫做“李生萱”。

艾思奇先后在私塾、国民小学和教会学校读完了小学、中学课程，于1927年、1930年两渡日本，学习工业。在日本他不仅学好了自己的专业课程，还广泛涉地猎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各流派理论也多加研习。艾思奇早年的家庭的影响，学习经历，各种理论所交织的时代背景，加之其时的社会动荡、都对艾思奇的人生抉择产生着重大影响。年轻的艾思奇不断地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直至1933年艾思奇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于1935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战后援会宣传部长、延安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哲学小组指导员、边区文联执委。解放后，他当选为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学校副校长兼哲学教研室主任等职，长期讲授历史唯物论以及社会发展史，坚持马克思主义。艾思奇于1966年3月22日因急性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终年56岁。追悼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送了花圈，毛主席在他的悼词上亲笔写下“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语。

三、研究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不啻真正的缅怀艾思奇

参观艾思奇纪念馆，了解艾思奇，缅怀艾思奇，艾思奇的生平事迹令我震撼，其人格魅力、深邃的思想让我折服。记得毛泽东抗战初期就曾说过，“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个好人，也是第二个好人。”还说过“艾思奇是好哲学家，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所以，我也总想做些什么，想以一定的方式来缅怀这位思想家。这次参观艾思奇纪念馆，有了一些想法，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以前曾读过艾思奇的部分相关著作及研究艾思奇哲学思想方面的著述。有一定的体会，但没有写过相关的文章。后来，我想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多做些工作，就搜集了一些资料，并请教了一些学者并与之进行了交流，增长了许多见识。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相对来讲，对牟宗三、熊十力、金岳霖、梁漱溟、冯友兰等人的个案研究较多；而研究艾思奇的人要少很多。至于国家、地方相关部门对该项目基金资助的就更了。致使对艾思奇哲学思想全面、系统性的研究工作举步维艰。最初只有《艾思奇文集》一、二卷出版；或有些回忆性质的著述，如1980年“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受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委托，组织编辑纪念文集，以《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同志》为书名出版；还有谢本书的《战士学者—艾思奇》、李振霞的《辩证法论战中之艾思奇》等也很有代表性。进入九十年代，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为云南省及北京中央党校等有关科研部门。如1997年1月由马汉儒主持作为云南省“九五”社科规划重大立项“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项目，其理论成果就《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再如由卢国英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于1991年12月被正式立项，遗憾的是当时由于资金太少（1.2万元）致使最终未能形成可观的研究成果。直到前几年，由于研究条件的好转，《艾思奇全书》、《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等著述才逐渐问世。

实事求是地说，前人的研究从学理角度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艾思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让众多的年轻人，进一步了解、理解了艾思奇早期的学术活动，纠正了学界某些人对艾思奇在理论贡献上认识、评价的偏差。同时，也让人们进一步理解了现代中国的“显学”之所以为“显学”的理论发展历程，坚定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念。这些理论贡献是巨大的，但值得商榷之处还是有的。比如，（1）范式不够新，或还没有从哲学论战的角度对艾思奇的学术活动生涯展开系统、综合的个案专题研究；（2）范围不够大，或只研究了建国前的论战生涯，忽视了建国后与杨献珍等人的理论论争；（3）视野还不够宽，或研究中多重视学者们理论本身的贡献，而忽视了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此深刻地反思；（4）评价未必恰当，或是一片赞扬声，或是一阵批评和讥讽；或明知其有错，却只谈好的地方，而将失误之处轻轻一笔带过，很少有研究者根据时代背景对艾思奇在哲学论争中的学术活动做出深刻、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也有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但缺少系统性的哲学思想研究，特别是通过艾思奇近半个世纪来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进行论战、论争这个侧面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为今天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理论借鉴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还未见到。

通过对艾思奇的了解，哲学上的论争几乎是伴随着艾思奇的整个学术活动生涯的，所以从哲学论争的角度对艾思奇的学术活动做个案研究当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加大了研究力度，在国内外还是第一次提出对艾思奇的哲学论战生涯进行深入、系统的个案研究。让人们更进一步知道艾思奇了解艾思奇，以此纪念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

第二，通过深入、系统地研究艾思奇在哲学论争中的学术活动，进一步阐发艾思奇“自觉探索、崇尚时代精神”的精神，唤起和激励学术界自觉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斗志。

第三，从一个侧面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逻辑进程中理论思维以及其他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社会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当然，提出这些想法并不说明我就独自可以进行研究了，我只是不希望在参观了艾思奇纪念馆之后压抑了内心的那份激动。人们来到艾思奇故居，游览艾思奇纪念馆，不能只是为了单纯的“观”、“赏”“游”、“玩”而已，其目中之物也不必只是“青藤缠缆，古朴秀雅”之类。我们当“观照”物中之“意蕴”，通过“格物”而“致知”，致其“知”中之“知”，岂不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