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林永芳

尽责与渎职之间的“力学权衡”

文_林永芳

“我们连一位镇长、镇委书记都扳不动，只能扳动村长、村党支部书记。”今年年初，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张明楷引用“一位在某省检察院反贪局工作的检察官”的话，感慨检察权“越来越不独立”。那么纪委情况又如何？倘若纪检监察权想要奋发有为、勇于担当，需要跨越哪些障碍？

有一个故事大家也许听过：崇祯帝刚登基那年，决心反腐倡廉拯救大明帝国，向全国公仆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一时冲动上了份《劝廉惩贪疏》，说：我这两个月就推掉了别人送我的五百两“书帕银”，我官位小、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伏请陛下严惩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崇祯读罢大喜，当庭表示：一良忠诚耿直，我要破格提拔他当佥都御史。但吏部尚书王永光立即挺身而出，要求韩点出行贿者具体名字，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傻眼了：这不是一下子置我于“百官公敌”的炉火之上了吗？他闪烁其词，死也不肯点名，遂被削职为民。

刚被钦点为中央监察官员的韩一良刹那间成了“一吹就硬、一戳就蔫”的气球。由此可以窥见一个连皇帝也拿它没办法的铁律：印把子是需要坚实的基座来支撑才能有效发威的，你给他一顶乌纱帽，不等于他就有了降妖除魔的实际法力，一切还得看它在整体权力格局、利益格局中是否已具备撼不动的力学基础。此刻韩一良处在怎样一个“力学格局”中呢？支持他的力量有三：一是良知，二是民意，三是刚刚登基、急于做出一番事业的十七岁少年皇帝；阻碍他的力量有三：一是送他五百两书帕银的当事者，二是其他更多收礼送礼者，三是涉嫌“用人不察”的吏部尚书，这三者合起来约等于整个官场。众所周知，专制条件下，“良知”这东西没有力量支撑，“民意”这东西没有组织保障，皇帝的支持则因“君心难测”而变数太大，三者没一个能真正保障他的安全；相形之下，那个站在他对立面的庞大官僚阶层才是组织严密且可以立马发威吃人的猛兽啊！得罪整个官场比死还可怕，韩一良哪敢再错第二次？

毋庸置疑，当官必须尽责，权责一体两面。唯因此，林则徐那句名言才深入人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而“好干部20字标准”中，“敢于担当”甚至还排在“清正廉洁”之前。可现实中，无论党政一把手，还是公检法纪委一把手，真要做到“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原则不和稀泥，敢于正视问题不回避、承担责任不推诿、直面矛盾不上交，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除了个人要信念坚定，除了克服上述“三种反作用力”，至少还得克服另一个根深蒂固的反作用力：人情。

不妨看看另一个故事。乾隆三十三年，皇帝获悉两淮盐政卢见曾涉嫌贪渎，立即下令严查。纪晓岚得知消息，坐立不安——卢见曾之孙就是自己的大女婿啊。亲家濒临灭顶之灾，心爱的长女即将家破人亡，怎么办？他用空白信封装了少许食盐、茶叶封好，只字不写，连夜派人送到卢家。卢见曾反复揣摩，终于悟出谜底：“盐案亏空查（茶）封。”急忙转移资财。朝廷查抄，一无所获。但纪晓岚最后还是被“从轻谪居乌鲁木齐”，卢见曾则被处以绞监侯。可有趣的是，十几年后，纪晓岚多次执掌都察院。也就是说，一个曾有“枉法泄密”前科的人，成了乾隆、嘉庆两朝资深纪检监察主官。这是不是意味着，就连皇帝也默认“人情大过天”，因情枉法，情有可原？

不得不正视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依然是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熟人社会。“人情”“面子”文化已烙进每个人心灵深处，影响着每个人的行止。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不就选择了向周永康通风报信吗？照以往的人生经验，徇情枉法者的确常能逍遥法外，依法尽责者反而步步惊心。谁能料到魏健这回翻了车呢？

如果说割不下利益权衡、撇不开人情世故曾经是影响“担责尽职”的两大反作用力，那么，现在的“力学格局”已在逐渐改变了——高层铁腕治“四风”、限特权，且多次痛斥“为官不为”，疾呼“敢于担当才是好干部”，为想干事者扫清了一些障碍；倘若再通过法治建设来为每个有志于奋起尽职的人提供足以对抗上述“反作用力”的坚强后盾，还有什么可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