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国敏 编辑整理）

为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于4月16日在广州召开了以“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和市级组织的负责人和社内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从民主和科学的视角，切入改革、反腐、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议题。

一、为民主和科学万死不辞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主委姚志彬说，民主与科学是九三精神的凝聚，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追求。他从历史的沿革，时代的选择阐释了民主与科学精神为什么会作为九三学社的光荣传统。

九三学社广东省委秘书长黄惊雷说，民主与科学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道德勇气。他说，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许德珩就是五四宣言的起草人，1945年九三学社成立的时候又接过了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民主与科学作为社的宗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运动与九三学社血脉相连，民主与科学就是九三学社的精神。他说，科学是一种方法，民主是一种制度，但更重要的，民主与科学还是一种精神，一种道德勇气。讲科学和讲民主都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马寅初、黄万里、周培源等先贤都是以极大的道德勇气来支撑他们的科学精神，正因为极其不易，所以梁希说，“为民主和科学万死不辞”！

九三学社肇庆市委主委陈玉斌希望《民主与科学》杂志应承担起启蒙者的责任，成为思想者的田园。他说，缘起于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至今与大家的理想还有距离，我们的民主制度还不健全，也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今天社会上为什么有那么多腐败？改革为什么这么艰难？这都与我们缺乏民主与科学精神有很大关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钱冠连教授说，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长久地高举。现在民主党派的刊物，更多的是讲了一些不疼不痒的废话。讲真话需要有人格、良知和勇气。办刊物需要有问题意识，要说公众关心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参政议政。若大讲套话、奉承话、假话，这样的刊物不办也罢。

二、民主是道，科学是器

中山市社科联主席胡波说，民主与科学体现了四个层面的关系：1.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2.制度与技术的关系，民主与科学涉及到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以往我们特别强调器，强调技术，但忽略了道，也就是民主问题。3.理论和方法问题，民主是制度，科学是方法。4.态度和精神的问题，民主是一种态度，科学是一种精神。我们对社会的综合治理很多时候就是缺少民主的态度，我们有科学的方法，但缺乏科学精神和理念，包括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在内，只讲知识，只讲成才，不讲成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民主和科学抓住了社会发展的道和器的两翼。民主与科学也体现了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关系。

姚志彬很赞成“民主是价值，科学是方法”的说法。民主和科学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因为历史原因。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学，但价值层面还是儒家的东西。后来发现不行，五四运动又引进了民主。但是，民主与科学并不是天生的孪生姊妹。没有民主，科学照样可以很好发展，比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科学就很发达。反之，有了科学是否就一定有了民主？也不一定。所以，民主与科学的关系很复杂。那么谁是民主天生的孪生姊妹呢？是自由，这两个都是价值层面的东西。还要有法治，如果没有法治，民主和自由都无法保证。

广东省恒建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总经理谭金龙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不二法门。他说，传统的农业文明对应的意识形态是等级制度，而工业文明对应的是以民主和自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近代科学是有系统有意识地进行实验、实证的科学，它本身属于工业文明的一部分，对应的是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民主与自由。近代科学就是工业社会的器，而决定社会政治条件的形而上的那些自由与民主就是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命观的束缚之下，是不可能有科学进步的。近代以来中国经过100多年的努力，科学这个器取得长足发展，但与之适应的道却仍然没有转变过来。因此，我们需要完成一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也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从人格的不平等到平等的转变，从人身依附到个体独立的转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就是从封建专制到现代民主制的转变，从而达到道器合一。通过民主和科学的道器合一，中国汇入人类历史的总潮流之中，九三先辈为什么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就在于此。科学就是老老实实做学问，大力提倡讲科学、爱科学；要大力提倡平等观念，阅读人文典籍，树立人人平等的观念，那么民主思想就会不期而至。

而民主的路径是什么？按李泽厚的观点说，就是实现民主要分几个阶段，经济发展—公民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姚志彬说，前30年经济大发展为我们的政治民主奠定基础，所以，我们理所应当关注公民权利、社会正义、社会建设问题，建立优良的法治体系，开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如何在公有制下让民主自由之花开得更灿烂，是我们必须面对、研究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制度创新的一大任务。

三、民主与科学任重而道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副院长丁国旗说：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缺乏科学精神。他去日本，看到日本山青水绿，环境优美，说实在话非常“嫉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环境污染也很严重，但在上世纪80年代治理得非常好，已经解决了污染问题。他说，日本治理环境的经验主要是环境立法、民间维权、技术研发，这几个环节我们有么？主要原因是我们观念上没有真正重视，没有真正地把环境污染当做一个问题。从深层次来讲，我们缺乏科学精神，不知道怎么去尊重科学。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先污染后治理模式，难道我们还要再重复一次么？上世纪90年代我们说“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现在回头看看，我们不单走了，还比西方走得更远，情况更严重，这值得我们当政者和国民深思。

广州市文联谭畅认为一个宽容、开放的环境对文艺创作至关重要。她说，当前我国对文化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有一些劣势必须提及，就是思想上还不够民主，态度上还不够科学。这在作品上表现为媚俗和媚雅同时存在；在国际舞台上往往表现为，不是自大就是自卑；还有就是山寨大行其道，缺乏创新。在文艺创造中，如何培养创新能力？如何建立创新机制？她认为必须有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什么是伟大的作品？什么是文艺创作的终极目标？就是体现个人生存权利、自由发展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体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创作中要贯彻平等精神，首先要知情，还要有参与的权利，没有参与，没有切身体验，何来创作？还要有宽容的态度，宽容，就意味着自由言说的权利，意味着对异见和异端的包容。文化生态应该是多样化，通过民主协商，达到一种均衡。这种均衡是动态的，是开放式的。

九三学社广州市委副主委林沛勋重点对网络民主做了分析。他说，我国长期以来公共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民主制度不健全，民众政治表达和参与的途径十分有限。新兴的互联网媒体使信息传播实现了媒体与网民、网民与网民之间的多向即时互动传播。互联网上汇集的舆论除了对热点事件的关注外，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当数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

民众是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和力量之源。执政党只有加强与民众的沟通并切实为民众着想，才能赢取民心，巩固政权。相反，如果高高在上，脱离民众，就会丧失人心，导致权力不稳，甚至有颠覆的危险。网络时代，网络触角无处不及，才有可能实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给人民对权力有效监督提供了极大便利。

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民主与科学

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倪腊松认为，搞好制度建设，需要开放的思维，协商的心态。他说，当年“五四”接受西方新文化，请来德先生赛先生，拯救我们民族于水火。我们现在也要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需要开放的思维，平等、协商的心态。

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副主委、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魏德敏从建筑结构优化设计的角度谈如何科学建构和完善民主制度。她说，结构优化设计要走几步程序：第一步是要确定一个目标函数；第二步是要附加约束条件；第三步是要确定求解的方法；第四步是要通过别的渠道来验证找出的方法，判断它是否为最优。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可以借鉴这种科学方法。从科学的角度看，第一，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到目前为止，这个目标函数并不明确，对民主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只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这从科学角度来看太虚了。第二，我们是否应该增加民主附加的约束条件，就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如果没有法制来约束，民主就不可能实现。第三，如何实现民主？需要一个科学的途径。现在我们有党内民主，有基层民主，但还远远不够，要扩大民主的范围。国家权力结构的构建和完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找出最重要的路径来。第四，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优劣在哪里？目前我们国家的体制机制的健全程度，决定了民主的优劣。按照现在的机制体制运作，有很多弊端，比如，我们常常是部门来制定法律，部门利益权力化了。总之，我们民主建设的路还很长很长。

广州市白云区政协谭萍说：要努力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地方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事权不在它手里，也不在上级法院手里，而是在地方党委、政府手里。司法权的运行主要在主审法官，法官就是按法律来办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判案，但现实中下级服从上级这种制度在法院的影响非常深。打破这种行政化的概念，就要改变这种行政化的体制。

五、加强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齐文喆分析了协商民主存在着理论研究不足和实践不足的问题。他说，最近茂名发生的源于环境问题的群体事件，公众和平游行抗议PX项目，示威民众到底需要什么？反对的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我们到底缺乏什么？30年积聚的许多社会矛盾，也提醒我们很多制度红利在逐渐消失。那么我们新的制度红利在哪里？

他认为就在于协商民主。但目前协商民主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在现实实践中都存在不足。协商民主的基点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托马斯·杰斐逊说过，只有有规则，组织才能决定、协调一致，前后统一，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反复无常而反复无常，也不会被某些强词夺理所操纵左右。对一个严肃的组织来讲，必须时刻维护秩序、尊严和规范。我们尚待健全协商民主的议事规则，应该在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当中好好研究，为我国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发展做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广州市民政局经济师田新潮着重谈了基层民主协商问题。他说，当前我国民主政治价值追求和治理现实困境之间的矛盾，更加需要构建基层协商民主。尤其是城镇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条件下，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城市社会中原有的单位制作为社会基本单元逐步消解，个体从单位人向社会人再到社区人的角色转化不断强化，国家公共领域、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三者共存利益关系在基层治理中不断呈现。维系基层运作的这两个单元（村委会和单位）无法承担和解决问题。近年来，一些基层群体性事件，原本只涉及个体的单体事件，却发展成当事人与非利益关系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对抗，有些事件的参与者甚至不知道事件的起因。

反思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源自民主诉求没有有效的基层治理渠道作为铺垫。受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困境制约，当前基层政权存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随着城市化发展，土地征用、各项社会保障资金补助、公共服务发展、基层组织选举等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实质是与基层治理机制相关联。

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副主委温洋着重谈了加强和完善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设。他从传统文化谈起，从中庸之道切入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设。他说，中庸之道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手段，它既是一种调节的手段，也是一种平衡的艺术，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他提出三点建议：一、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方面，各级党委是领导核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因此，党委一定要超脱于协商各方的利益之上，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为此，需要制定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的权力清单，哪些能管，哪些不能管，要有明确的规定。党委要抓大事，比如通过政治协商提出改革的方向、大政方针、重要的法律修改、重要人选的提名，推进党的建设和对党员的廉政监督等。权力清单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和评议。实行上级监督下级的监督体制，把是否履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各级党委的考核与巡视监督内容。二、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要制定四套班子之间分工协作的工作流程。解决政治协商过程中“议而不决”的形式主义问题，实行“两轮投票制”，重大事项必须先与各民主党派和政协各界别协商，协商的结果要以投票的方式体现，协商结果交人大投票，通过后交党委讨论，再通过后由政府实施。三、不但要有《政治协商规程》，还要有《政治协商规则》，制定出相应的议事和通过投票作出决定的规则。协商各方意见难以达成一致时，特别是牵涉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重大项目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方利益的问题时，可以暂时搁置，待经过对利益各方进行沟通、协调达成一致后，提交下次会议再议。

广东至正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章明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脱离群众的执政行为使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会增大行政成本。一些政府领导只关心执政行为有无风险，不愿站在群众立场去解决问题。为政府出谋划策的各类专家几乎来自大学、研究机构、国企、政府部门，其工资由财政支付，且职称和职位是由政府部门核批，这就决定其多站在政府立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加上一些政府领导喜欢“单纯经济观点”，无形中使脱离群众的“单纯财经观点”盛行，政府政策脱离中国实际。而来自群众“民间财经智者”（包括第一线的注册会计师等财经专业人士），靠自己智能与深入市场运作创造取得收入，最熟悉市场变化情况却没有发言权。所以，解决群众路线问题要突破地方政府处事的“单纯行政程序”，尤其对突发事件等重大问题要创新特事特办的高效执政。要反对形式主义，落实集民智的人才战略。

九三学社佛山市委副主委李景明强调法治政府的重要性。他建议：1.转型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实现转型有秩序，稳健、渐进推进，一是要把转型严格限制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才能防范一些人利用转型谋取私利；二是对于突破法律界线的改革，国家可授权某个地区先试验，取得经验后修改法律再全面推广。2.强化对地方转型工作的监督。强化对地方转型工作的监督，主要应通过审查政府文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来实现。建议设立自上而下的审核机制，上级法制办负有审核下级政府文件是否违法的责任，而不是像现在由同级政府内的法制办审核。上级法制办在审核下级政府文件时，除非国家机密，应向社会公开文件全文，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通过讨论获得共识。3.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机制，鼓励开展针对政府违法的公益诉讼，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违法的可能。

六、抓一万个大老虎，不如构建一套完善的制度

钱冠连教授认为，我们必须强化程序决策，国家每花出去一分钱都要经过预算、辩论、表决、决算；不可不要宪法和一整套法律系统；不可因言获罪。一句话，不可不要民主与科学。建立一套好的制度，这才有根本意义。抓一万个贪官，不如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

广东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副主任郭清宏说，当前大力反腐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但细细想来，这种抓贪官的方法，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翻开历史的长卷，治贪的皇帝不乏其人，但后来者依然在暗中运作，权力依然不受监督，根本原因都是没有法律制度保证。制度不健全其实是害了干部，抓多少都无济于事，没有制度约束的权力，依然可能重蹈覆辙。当务之急是仿效香港的廉政风暴，杜绝官员外逃和大量资金外流，否则对国家的损失非常大。从长远来说，建立健全制度，是反腐治本的唯一之举。

九三学社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所支社主委匡耀求则从制度上探讨了中国式腐败的特征。他说腐败的本质应该是系统运转失灵导致系统易被侵蚀而衰败。对于目前的中国社会来说，腐败的本质就是对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机制的破坏，让体制运转失灵，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体制腐败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它使得国家推行的政策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想解决的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

他用大量的数据来例证我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是如何失灵的，节能减排定量考核是如何演变成数字游戏的。这两大国策基本上就是被“下有对策”化解了，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或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

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副主委、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利浩就构建具体的反腐机制提出了具体建议。他主张对于公职人员的既有财产应进行客观的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按照不同性质进行不同的处置，推进反腐制度建设的进程。

他说，公职人员的收入及其形成的财产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工资性收入，以及正常的知识性、服务性、投资性收入等，可称其为“白色”，属于合法收入。第二类是在正常收入以外、但又不是权钱交易形成的收入。如逢年过节收到的“红包”、婚丧嫁娶接受的礼金，源于民众对官员的敬畏或“免受侵犯”的动机；如利用优先了解的信息进行的投资、购买了升值空间较大的房产等源于职务之便，可称之为“灰色”，肯定违纪，但不构成受贿罪。第三类是权钱交易所得，即刑法上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腐败”，此为“黑色”。“灰”、“黑”分色的标准，主要应以是否涉及权钱交易来判断，但要注意以下几点：1.非权钱交易的收受礼金等虽不构成受贿罪，但超过一定数额且不能说明原因也构成“财产来源不明罪”。2.虽不是直接发生的权钱交易，但以“期权”的形式所进行的交易，如果有明确约定，也构成受贿。3.利用职权优势，通过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谋取的私利，构成“内幕信息交易”或其他罪名，虽不属于受贿，但显然也是“黑色”，等等。虽然区别“黑色”和“灰色”的难度较大，但是，从理论上“分色鉴别”，从法律、政策上作出可操作的规定，对于“争取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对于聚集力量、顺应民意、打破僵局、推动反腐进程，都是非常必要的。

“灰”、“黑”分色，应能大大减少财产申报、核查、公示的阻力和后果。

总之，对公职人员的财产处置牵一发动全身，必须考虑到历史、现实、传统、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寻求法制、民意、历史因素、队伍稳定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取得反腐的可行性操作和切实效果。

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主编孙伟林介绍了《民主与科学》的办刊方针、思路和重点选题，并结合社会实际，着重谈了在宣传工作中坚持和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实践和思考。

姚志彬在会议总结中进一步提出，如何真正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如何认识民主与科学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的路径是什么，社会转型中怎么走向成熟的民主，这些都是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