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阳

光绪四年八月初三（1878年8月30日），福建福州士绅与群众强拆并火烧教会在乌石山之建筑物，共毁坏新建洋楼三座，另有一座旧洋楼受损。这就是发生于晚清的乌石山教案，笔者根据中外文档案资料、福州市地方志以及时人的评论与著作，试图从风水、灾害与谣言、士绅的抗体反应、宽容条款下的民教冲突、清朝官方的默许与支持、大英帝国与安立甘教会的利益冲突等方面浅析乌石山教案发生的原因。

一、风水、灾害与谣言

风水，因其学说的神秘性、手段的独特性以及所谓的“灵验”而受到中国人的信仰。时至今日，中国很多地方起阳宅与阴宅前都会延请风水师选取“风水宝地”（1），在沿海又多山的福建地区，洪水干旱、台风地震时有发生，对于风水学说，人们更是深信不疑，如福州地区“葬则用教乐导从，更有志于青乌之说者，停柩至十余年不葬者”（2）。因此，凡是与风水攸关之事，都会勾起人们的关注欲与参与欲；自然凡是被认为破坏风水的行为都会拨乱人们紧张的神经线，群情激愤之下而酿成惨案大祸。

福州城内有三山：于山、乌石山、屏山，其中乌石山最为著名，乃福州第一名胜。唐天宝年间被敕封为“闽山”，山上有众多道家建筑，乌石山被福州绅民视为“会垣龙脉”。而在鸦片战争后，福州作为通商五口之一对外开放，西方传教士随之进入福州。1850年，安立甘宗传教士札成和温敦经英领事馆向乌石山中的神光寺租屋两间，当时声明只是暂存行李物事，其后却以此为据点传教。福州绅民对于圣山之上盘踞着洋人洋教非常不满，最后经官方交涉，传教士作出让步，迁到山下道山观。

1850年的福州，殖民势力的影响尚称微弱，对福州的封建经济、政治、文化的打击在可承受范围内。但是到1878年，福州原先的封建经济已遭受较重大的打击，茶叶销售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而不能自立。这一时期，人们对洋人的不满情绪颇有积累，恰福州府这一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可参见下表：

灾害频发在当地人看来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老天爷的警示。福州绅民开始有理由相信乌石山上洋教士和洋楼确实破坏了“会垣龙脉”。1876年举人林应霖上书抚台“查观左右起盖房屋，历久租与洋人，房屋之外别无空地，乃洋人在玉皇阁后，先以栽种花木侵出余地，复以防闲幼孩，致筑围墙，愈侵愈大，山顶最高处亦环在内”（3）。此事尚无回音，“1877年，闽江发生特大洪水，竹歧洪峰流量每秒29 800立方米，福州城被淹，沿江十余州县受灾”（4），随之福州府秋粮欠收，银根紧缩，经济拮据，福州全民惶恐不安。

动荡的社会局势总是谣言滋生的温床，谣言在一定程度上还会起到安定人们混乱思绪的作用。在福州绅民无力于天灾之时，一些反洋人洋教的谣言应时传播开来，如传教士拐卖小孩、奸淫妇女、男女杂处、往脸上涂抹妇女的月经等。这些突破儒家封建大防、颠覆伦理纲纪的谣言实是采取行动的绝佳借口。并且谣言的迅速传播转移了人们对上天震怒的愧疚，绅民由天罚的对象转而有代行天罚的机会——解决乌石山上的洋人洋楼。谣言成功的将一群最坚决的绅民聚集在一起，并采取行动。乌石山教案爆发：“众心业已不服，又见中国年轻妇女聚于教堂，群情大愤，立哄至雀舌桥，将侵占公地新盖之楼尾拆毁，继之以火……将尚未完工楼房三间烧毁，其逼近之旧洋楼”（5）。风水、灾害、谣言实乃乌石山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士绅的抗体反应

士绅是官方与平民的中间人，在上获官方的扶持，在下得平民的敬畏。士绅是当然的基层社会组织的领袖。士绅阶级以儒学为信仰，颇以儒学卫道士自许，正如曾参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正是长期处在封建体系的有利地位，使得士绅过度自我膨胀，优越感使得他们更愿意熟悉儒学，其特权使得他们更排斥一切外来事务。（6）为他们所不熟悉的外来事务有可能打破已稳定的基层社会体系，威胁他们建立起的名利双收的现状。洋教士传播着名为上帝与天国的怪诞思想，实是士绅们闻所未闻，大有悖于儒家正统。更令士绅恐惧的是：一些在现实中找不到精神寄托、对标榜儒学却行苟且之事的部分士绅反感的人转而信奉基督教。福州闽清的信徒黄乃裳代表了后一种状况（他1866年改宗基督教，1867年开始于福州传教），他这样记述自己转奉基督：儒学强调修身养性，但黄年少时困惑于相当的学儒者逆儒道而行事，他觉得自己是在基督教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7）基层社会中严密的儒家思想控制网就这样开始破裂，士绅的教化民数量不断下降。甚至传教士被乡民称为“牧师”，这是一个颇具领袖意味的新词，传教士已隐然有取代士绅成为地方声望的迹象。这为士绅所不能容忍。

乌石山洋人洋教，以士绅眼光视之，实乃福州一大异端。与中世纪罗马裁判所残酷镇压宗教异端一样，福州士绅必欲除乌石山而后快。1850年神光寺事件应该视作福州士绅作出的最初努力，虽未竟全功。福州士绅暂时沉寂下去，等待一个一举铲除乌石山洋人洋教的机会。

1877年，福州发生特大水灾，绅民颓顿。此后城中又连发几场大火，烧毁全城2000多所房屋。这些都被士绅视为乌石山洋教所致。从1876年林应霖上书到1878年教案发生，发起人莫不是士绅。乌石山教案若无士绅的策划、组织与领导，寻常百姓断造不出令官府、洋人皆为之侧目的声势。应该说，士绅在对乌石山基督教产生抗体反应后，领导发起的反击措施乃促成乌石山教案的主要原因。

三、宽容条款下的民教冲突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拥有特殊地位，主教甚至就相当于中国巡抚一级。不过在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中“宽容条款”出现之前，受到中国法律保护的仍然只是传教士，而不包括教民。宽容条款的签订应被视作是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实应给予相当的重视。其大意是将特权同等的赋予传教士及天主教、基督教信徒。这使得民众为避免捐税，寻求教会庇护而加入基督教成为一个时尚的选择。

福州的安立甘教会正是一个有大英帝国为靠山的基督派别。它的强大背景使得加入其的普通教众更希望借助其免除税务并少受欺凌（8）。参见安立甘教会在福建教民数量演变表（9）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875年以后，安立甘宗在福建的教民数量有了一个迅速的增加，其中自然有教会长期工作的积淀之功，但必然不能排除乌石山教案（1878年）中教会获得胜利的因素。

如果以成员的动机来判断教会这一组织的性质，这一时期的教会更像一外来的会党结社。教民与传统上依附于宗族和士绅的平民的矛盾愈演愈烈。当矛盾找到乌石山这一宣泄口，以往对教民行事作风不满、或者嫉妒他们特权的民众，自然会趁火打劫，直接打击教民的庇护者，希图将局势扳回教会势力进入之状。

四、官方的默认与支持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得到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国内的洋务运动正走向高潮。在对外事务上，清政府此时仍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对教案的处理上，清政府强调切勿“袒教抑民”。且教会传教士与教民确有诸多违法乱纪之事，绅民不满是意中之事。

在教案处理中，清政府更愿意经济赔偿，而不是重责官员。天津教案中，曾国藩在日记中有处死天津知县、知府以平息事态的想法。结果这两位官员只是被革职流放。这其中反映了清政府这一时期处理教案的基调：袒民抑教。

乌石山教案中，亦是如此。1876年，当以举人林应霖为首的士绅们向官府抗议乌石山洋人破坏风水一事时，总理衙门纵不愿事态扩大，也只是授意时任福建巡抚丁日昌“和平处理”。丁日昌向来同情福州绅民，此时得到指示后即与英驻福建领事星察理（10）交涉，但在领事的承诺迟迟不予兑现之下，乌石山教案爆发。在日后教会向英国驻华最高裁判长申诉时，丁日昌一面设法调节，一面加紧搜集证据。在整个乌石山教案过程中，官方始终没有以武力弹压反抗教会的绅民，纵在教案发生时亦如此。在背后势力庞大的安立甘宗面前，官方采取不镇压绅民的政策，其实就是默认与支持绅民的行动。只是教案发生的突然性使得事态超出官方原先的预期。

试想福建地方政府在士绅抗议之初，就采取镇压的态度，则士绅的行动必不会升级到火烧乌石山的地步。官方的默认与支持，其实坐看了事态一步步的恶化，最终导致了乌石山教案的发生。

五、大英帝国与安立甘教会的利益冲突

19世纪英国一直奉行“光辉孤立”政策。但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的经济发展日趋缓慢，英国在许多地区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大英帝国的利益到处受着空前的压力。在远东，特别是中国，俄国人扩张加剧，日本开始崛起，并对中国抱有极大的野心。英国这一时期是想要在中国力图维持现状，保障其既得利益，英国政府不想与中国政府有太多摩擦。这决定了英国政府希望在地方冲突中能够息事宁人，避免更多政府色彩的介入。

但是安立甘教会这一时期在福州的传教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教会希望竭力扩张，自然对福州民间的反教行动给予强硬态度，以显示帝国教会的决心与力量。这其实与大英帝国的远东政策背道而驰。在1876年福建巡抚丁日昌与领事星察理交涉时，星察理就保证此事有七八分可成，并可永绝后患。当时福州安立甘会负责人胡约翰回复心察理此事并无不可。但在胡约翰给伦敦总部的信函中说：“不能放弃，放弃乌石山，意即放弃整个教务”。他的意思是绝不可开此先例，不然类似的事件会在整个国家蔓延，安立甘教会将无立足之地。伦敦总部采取支持胡约翰的态度。从这可以看出安立甘宗相对于帝国政策的独立性。

纵在教案爆发前，星察理也只是处于调停的地位，一方面放映出安立甘教会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英国政府希望此事能够尽快善了。教案发生之后，英国政府被迫出面，更多的是维护大英帝国的体面：在清政府作出赔偿，处置相关责任人后，安立甘教会不服处理，向大英帝国在华最高裁判长申诉，但裁判长采取了支持清政府的判决。英政府借此表达了对安立甘教会的不满，希望教会服从帝国远东利益，收敛在中国的扩张行动，不要再触动中国人的神经。

英政府在福州出现反安立甘教会之初，没有对清廷采取强压态度。事件处理过程中，也是刻意“不偏不倚”，可以说，英国政府在安立甘宗与绅民冲突所抱的中立倾向，使得福州安立甘宗并不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抗。

综上所述，在风水、灾害与谣言、士绅的抗体反应、宽容条款下的民教冲突、清朝官方的默许与支持、大英帝国与安立甘教会的利益冲突五方面的共同作用之下，福州乌石山教案在1878年爆发了。

参考书目：

[1]柯文：《历史三调》，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

[4]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外事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注释：

（1）笔者曾有幸见过一场风水纠纷，在2012年夏天，家族一支中一位叔辈病故，其家人丁不旺且家道凋零，而本支与另一支则男子颇多且事业尚可，我们两支的祖辈长者相依而埋。然故者家人竟趁夜在两坟间下桩起阴宅，风水师怂恿此乃“怀中抱子”，可吸取我们两家的“材气”，足旺其家。结果是我们这“受害”的两支不再参加此家丧仪，且差点酿成大规模械斗，从此决裂。我们两支并约定日后一起迁坟，以免有所“妨碍”。亲身体会，风水一说对中国人的意义可见一斑。

（2）建宁县志.清嘉庆朝.卷一《地理志》

（3）《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三）.1668

（4）《中国水旱灾害》.附录.1842—1992.P516

（5）《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三）：1580

（6）引自《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原文如下：They have an inflated opinion of themselves and look down on others， and respect the arts and learning of China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family， rejecting whatever comes from abroad.

（7）引自《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原文如下：According to Huang Naishang-s main account of his conversion， he found in Christianity the solution to two problems that had troubled him as a young man： find the power to live out the moral precepts he had read in his studies， and finding a way to bridge the gulf he saw between the teachings of the ancient sages and the practices of those around him who appropriated their mantle。

（8）引自《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原文如下：The readiness of the CMS to invoke consular power was apparently one reason for its rapid growth， for it became known among the Chinese a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other missions， with the result that it was often plagued with people who were motivated to “convert” in order to avoid taxes or to seek help in their legal disputes.

（8）引自《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Table 1-2 CMS Mission Statistics for Fujian， 1871—1928

（9）引自《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Table 1-2 CMS Mission Statistics for Fujian， 1871—1928

（10）清道光二十四年五月（1844年7月），英驻福州领事馆开馆，星察理于咸丰十一年四月（1861年5月）至光绪十二年十月（1887年11月）为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