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萍

[摘 要]16世纪西欧发生的“价格革命”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对于它的原因，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往往侧重美洲进口金银的影响。事实上，“价格革命”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西欧社会由农本向重商的转变，商品经济的发达是“价格革命”最深刻的根源。美洲金银的大量涌入、气候、人口增长、粮食供应等因素则对“价格革命”的产生起了催化剂作用。

[关键词]“价格革命”；货币数量论；农本到重商；人口增长

16世纪欧洲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其涉及到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持续时间达一个世纪之久，物价上涨幅度又高达几倍，故称“价格革命”。据统计，到1600年，全西欧总价格水平比1500年高出20O～300%，其中西班牙上涨幅度最高，平均达到4倍。法国、英国、德国、荷兰则平均上涨两倍到两倍半[1]。

一、货币数量理论的缺陷

对于西欧“价格革命”的动因，学界过去往往侧重美洲进口金银的影响，即货币数量理论。美国历史学家汉密尔顿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以大量数据资料论证了美洲白银输入对于西班牙和欧洲的影响，认为美洲金银是西班牙“价格革命”的主要原因，从而使货币数量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模式。[2]这种理论影响深远，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教材中，也单纯地将“价格革命”的动因归为美洲进口金银的影响，“美洲白银的大量涌进欧洲，引起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称为‘价格革命”[3]。所以有必要对货币数量理论进行探讨，以明晰其理论上的缺陷。

首先，货币数量说认为商品价格的高低是由货币数量的多少决定的，即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明确地阐明了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由价值决定并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况且在以金属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条件下，货币有充当储藏手段的职能，它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货币流通量，保持物价相对稳定，所以不能认为货币数量可左右一切。

其次，汉密尔顿的研究主要是以西班牙作为研究对象，缺乏普遍意义。西班牙有其特殊性，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财政危机，使得贵金属货币处于短缺状态，据史料载，“西班牙比任何国家得到的贵金属都多，但在国内商业流通方面却缺少黄金，一直苦于货币不足。”[4]西班牙的特殊性使其不能反映出欧洲价格上涨的整体性特征。

再次，将美洲金银的流入看作16世纪西欧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不符合当时的史实。西欧物价的涨落与金银输入的时间和数量并不一致，西欧在16世纪前半期上涨率最高，但金银流入西欧是从16世纪中叶才开始扩大。而且据资料显示，“尽管18世纪美洲金银仍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欧，但这个时期西欧的物价却并未随之持续上涨。不但如此，在西班牙，金银输入量最大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物价反而稳定下来。”[5]

此外，16世纪西欧还存在着一些对美洲金银流入起抵消作用的因素：其一，中世纪后期，西欧金属货币一直处于缺乏状态，诺大的西欧市场对贵金属理应有较强的吸纳能力；其二，新航路开辟后，东西方交往扩大，为购买东方的胡椒、香料等产品，西欧金银的输出迅速增加，对市场上金银的饱和也会起到消解作用。

综上所述，把“价格革命”的动因单纯看作美洲金银的输入是缺乏说服力的。“价格革命”无疑与美洲白银输入欧洲有关，但它不是根本原因，而只是加剧了欧洲通货膨胀的严重性。因此有必要突破货币数量理论的局限，将西欧“价格革命”的原因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

二、“价格革命”产生的时代背景

15、16世纪是西欧社会经济剧烈变动的时代。随着西欧庄园制和农奴制的瓦解，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这种变革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其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一变动的结果与16世纪的物价上涨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圈地运动的盛行使得养羊业侵占了大量的农业，改变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比重，粮食种植规模大大缩减，从而导致粮食供应紧张程度加剧，使粮价上涨日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限制大，生产成本较高，使得农产品价值难以迅速下降。而耕地向牧场的转化，更加剧了粮食价格的上涨趋势。因此，“随着自足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农产品价格多呈上升趋势。”[4]

其二，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还促进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商业不再被认为是贱业，商人地位逐步提高。16世纪西欧各国普遍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人为地扩大了国内货币储备，推动了物价的上涨。而物价上涨“归根结底是根源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的比例关系的建立，是由于旧的社会生产和供给机制不适应新的经济模式引起的”[6]。

三、“价格革命”发生的多因论

西欧社会由农本向重商的转变，商品经济的发达为“价格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但不可否认，“价格革命”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首先，自然气候因素起到一定的客观作用。

16世纪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粮食价格飞涨引起的，这与欧洲许多地方农业收成欠佳，纷纷改耕为牧有很大关系。古贝尔在对17世纪博韦地区的研究中，发现每隔30年就会出现一次粮食歉收（1597、1630、1661、1691、1725），并且将其与太阳活动周期，即太阳黑子周期及耀斑联系在一起，认为农业生产的波动性与自然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2]。1450到1750年，英格兰的总价格指数从100上涨到600。在法国，从1500到1592年，价格增长了十倍。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气候不佳导致的粮食歉收有很大关系。

其次，人口增长也对需求和价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各国在十四、十五世纪都经历了瘟疫与战争的劫难，人口或停滞或下降。十五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人口增长。据里格利带领的剑桥人口小组调查结果显示，在整个16世纪，人口自然增长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康沃尔指出，“英国1430年人口为210万，在16世纪20年代上半叶为230万，而此后进入高速的增长期，到1545年达到280万，16世纪中期短暂的降低之后，到1603年达到了375万，在80年的时间内增长了63%”[2]。

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食品短缺的情形益发严重。加之土地兼并，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农业生产者被迫脱离土地，转变为城市的无地劳工。非农人口增加，粮食的市场需求也随之增长。在此推力下，小麦的价格在16世纪上半叶急剧上升，“洛林的小麦价格从1540年的144格罗索上升到1575年的300格罗索，增长了两倍”[2]。这说明在生存必需品有限的条件下，日益增长的人口必然会推动价格的上涨。在这个意义上，或可以说人口增长是“价格革命”的重要助力。

毋庸置疑，“价格革命”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西欧社会由农本向重商的转变，商品经济的发达是“价格革命”最深刻的根源。美洲金银的大量涌入、气候、人口增长、粮食供应等因素则对“价格革命”的产生起了催化剂作用。历史从来没有“述而不作”的，在回答“西欧价格革命发生的动因”这类问题时，单一的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探析一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必须着眼于多因论，把它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中并综合考察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才有可能得出一个尽可能客观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2]朱明：《16世纪西欧“价格革命”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3]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4]姚凯：《“价格革命”原因质疑》，《世界历史》1987年第3期。

[5]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4卷上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53页。转引自姚凯：《由农本而重商与“价格革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6]蔡正平：《论“价格革命”的真正动因》，《重庆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