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榕

[摘 要]19世纪末期中朝海洋贸易无论是从关税收入、贸易额还是商人数量上都呈现出繁荣的情况，而促使两国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多重因素，其中这一时期在朝鲜的清朝官员无疑是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海上贸易；华官；华商

一、19世纪末期中朝海洋贸易状况

中朝两国自古以来贸易就比较频繁，但是贸易形式主要以陆路贸易为主，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朝鲜开放的逐步深入，尤其是《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签订以后，中朝海洋贸易发展迅速，并且逐渐呈现出繁荣发达的景象。

1882年穆麟德正式出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没有正式的海关关税记录，所以具体收入无从可知。1885年墨贤理接替穆麟德以后开始着手统计海关的各项材料，最终整理成《朝鲜通商三关贸易册》，使1885年以后的朝鲜海关贸易情况的记录得以保存，本文数据均出自贸易册。[1]

根据贸易册说据统计，1885年朝鲜通商三关总税收额为143，049元，1893年总税收额为354，116.66元，比1885年增长了247.5%，其中1891年税收额达到最高额549，058.69元。通过税收来看，朝鲜通商三关贸易整体呈上升阶段。

就朝鲜通商三关的贸易额来看，1885-1893年这九年期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六倍，其中进口额从1885年的300，989元增至1893年的1，905，698元，增幅达633.15%；出口总额从1885年的9，479元增至1893年的134，085元，增幅达141.45%。由此可以看出，中朝这一时期的贸易发展较为迅速，增幅较大。

赴超经商的华商在《中朝商民水路贸易章程》后也得到快速发展。以仁川为例，1886年仁川共有华人238人，华行2家；1893年华人数猛增至678人，华行14家。由此可以看出华商商势力在朝鲜发展十分迅速。

二、在朝华官对中朝海洋贸易的贡献

中朝贸易的繁荣发达固然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结果，但是其中在朝鲜的清朝官员为两国海洋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1882年，清政府与朝鲜王朝高宗政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路贸易章程》，章程中第一条规定：“嗣后由北洋大臣扎派商务委员前往驻扎朝鲜已开口岸，专为照料本国商民。该员与朝鲜官员往来均属平行，优待如礼。”[2]根据此规定，清政府于1883年9月，正式任命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肩负中朝两国商务与外交的双重使命。陈树棠到朝鲜后与朝鲜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章程，如表1。[3]

前两个章程是关于中朝两国轮船航线开通的章程，航线的开通极大地便利了两国贸易的往来，而仁川华商地界章程的签订，则使华商在朝鲜的经商活动有了一个保障。以上三个章程的签订无疑都促进了两国贸易的往来，使华商在朝的数量急剧增加。

接替陈树棠赴朝的是被任命为“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一职的袁世凯。1885年11月15日，袁世凯赴朝与陈树棠办理了交接手续，正式开始其驻朝大臣生涯。袁世凯上任后开始积极发展两国商务，一方面招商东渡，分设各帮会管，开设商轮，筹予特别利益，又立董事，设巡警，以为维持，凡提倡保护之方，无不竭力经营，商人水陆辐辏，逾年骤增数倍，三年乃凌驾日商之上。

为了保障华商的经济利益不受侵害，袁世凯还帮助华商积极催讨朝鲜商人积欠华商的债务。1893年初，袁世凯曾照会朝鲜称韩商崔凤值欠华商号同顺泰、公记钱一万三千吊，因崔商卖与海州众商货债未归，难以还债，为了索回华商的债钱，袁世凯要求海州地方官将崔凤值及欠崔凤值钱的海州商人一并拘案，催缴欠债，保障华商的利益。除此之外，对于华商被朝鲜人欺诈的案件，驻朝官员也都要求朝鲜政府要严惩人犯。大大减轻了华商的后顾之忧，给他们的贸易活动提供了保障。1892年11月，朝鲜政府向清政府借款银十万两，袁世凯趁机与朝鲜转运衙门交涉，准中国商人同顺泰集股购小轮船两只，行驶于仁川、京城、洛江等地，载运华商货物，并由朝鲜每年拨漕米十万石，分期承运，使华商也获得运输朝鲜官米的权利。袁世凯为了维护华商的权益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使得这一期间两国商人贸易额有了较大增加。

三、总结

总而言之，中朝海上贸易在19世纪末期达到了一个繁荣的景象，其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这一时期在朝鲜驻守的清朝官员无疑是两国贸易发展繁荣的促进者，他们不仅仅只是国家政策的执行着，同时他们也为保护在朝华商利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勇植、全莹.朝鲜通商三关贸易册资料汇编[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3]权赫秀.陈树棠在朝鲜的商务领事活动与近代中朝关系（1883年10月—1885年10月）[J]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