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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赫若小说《玉兰花》的诗性特征探微

2014-12-11张雪梅

参花(下) 2014年4期
关键词:玉兰花铃木殖民

◎张雪梅

吕赫若小说《玉兰花》的诗性特征探微

◎张雪梅

叙事艺术的小说与抒情艺术的诗歌距离到底有多远?一切与人类心灵有关的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诗性艺术”。日据时期最重要的台湾现代作家之一吕赫若,在殖民地肃杀年代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特文气,其小说《玉兰花》表现出了独特的诗性特征:1.真实自然的人性之美:《玉兰花》的诗意抒写;2.朴素天成的自然之美:《玉兰花》诗性的表现对象;3.浓郁乡土气息的意境之美:《玉兰花》诗性审美的表现方式。在日本殖民台湾的“皇民化时代”,小说《玉兰花》的诗性特征远远超越个人审美与抒写的意义而产生了特定时代背景之下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吕赫若 玉兰花 诗性特征

一、诗歌的抒情特征之于叙事的小说

小说和诗歌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前者属于叙事艺术,后者则属于抒情艺术。黑格尔曾说过:“诗的适当的表现因素,就是诗的想象和心灵的关照本身,而且由于这个因素是一切类型的艺术所共有的,所以诗在一切艺术中流注着,在每门艺术中独立发展着。诗歌艺术就是心灵的普遍艺术。”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切与人类心灵有关的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诗性艺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对宇宙人生与社会历史的诗性解读与感悟。故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抒情与叙事其实并无绝对的界限。

事实上,台湾现代小说中不论是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还是乡土文学派,都没有脱离对小说诗化艺术追求的努力。在这一点上白先勇与陈映真两位富有代表性作家体现得特别明显。而作为日据时期最重要的台湾现代作家之一的吕赫若,他的小说以及台湾现代小说差不多也都与中国古今小说的诗化传统是融为一体的。恰如台湾学者蔡英俊先生的深入分析:“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中华儿女选择了简洁的、反复回增的歌谣体来表达合于他们的心灵秩序与美的理想的表达媒介,往后,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抒情诗’这种文学类型的拓展中逐渐定型,终而汇成标识中国文学特质的抒情传统,甚至影响、改变了小说、戏剧这类本身独具的叙事本质。”②而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本土作家吕赫若先生的小说《玉兰花》同样表现出了较为鲜明的诗性特征。

二、吕赫若小说《玉兰花》的诗性特征

1.真实自然的人性之美:《玉兰花》的诗意抒写

日本殖民台湾试图将台湾民众皇民化的意识形态下,台湾民众在用自己内心的真情与眼前的“日本人”铃木善兵卫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他们没有憎恶没有敌对更没有伤害,当然绝不仅仅因为他们不敢或不能,可以这样假设:因铃木善兵卫是叔父从日本带回来寄住家里的食客,是日本人,如果要想以恶对恶成全内心对日本殖民台湾的还击,家人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他穿小鞋,透彻地尝到中国人的厉害,甚至于让他消失,都是有机会的,可是“我”没有,家人没有。相反地,在铃木善兵卫突患疾病时,多亏了“我们”全家的照料才得以痊愈。就在他病重期间,“我们”全家都期盼着他早日康复。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年轻的祖母带着“我”来到野外铃木善兵卫和“我”经常去钓鱼的小河边,庄重地举行了一次很小的“招魂”仪式:

年轻祖母再一次慎重询问:“就是这里?”然后点燃香,向着水流的方向拜拜,1:1中开始念念有词。……年轻祖母燃烧金纸,拿着铃木善兵卫的上衣,在火焰上划圈。……金纸燃烧完毕后,年轻祖母呼喊我:“到家以前不可以讲话,无论如何都不能跟祖母讲话哦!”“嗯。”年轻祖母拿着香的手上抱着铃木善兵卫的上衣,走近水边,以两根手指掬水,数次洒在上衣上。……然后年轻祖母卷起衣服的前摆。把铃木善兵卫的上衣放进去,以持香的手紧紧地抱着,走在前头,步入归途,边走边喊:“铃木先生!回来吧!”的声音。③

从这段文字可看出,“年轻祖母”在举行这一仪式时是如何的庄重虔诚。就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台湾民众在用自己的真诚信仰祝福着远道而来的日本友人,并向他表达着心底深处的善意与美好的祝愿。也许读者可以嘲笑这些底层百姓的愚昧和迷信,却无法不为他们善良美好的愿望和虔诚的态度所感动。在那样的行动中既表现出了在严酷的社会背景之下,坚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性之美,那样的表述同样也是作者听从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叙述者“我”表达了最真切的情感体验,把自己心底最原味的真诚诗性地抒写在了看似简单的叙事之中,在这样的诗性抒写中,平淡却坚定地传递出一种声音:地域可以被殖民,行动可以被殖民,但人性的真善美是永远不会被殖民的;意识形态或许能被皇民化,但惟有诗性的抒写将永远存在于看似简单的文字之中。

2.朴素天成的自然之美:《玉兰花》诗性的表现对象

小说中若干次出现台湾本土自然风景的描写。而这些描写也深深地体现出文中主人公及作者对故土对人与人之间的真情的热爱和向往。下面,以主人公铃木善兵卫出场的环境为例——

(出场前的铺垫)“那是个风的确很强的早上,我在梦中听到隔壁上方小木窗的对面,传来竹薮的沙沙声与鹅的鸣叫声……”④

(出场时的背景)“在院子种植的龙眼、石榴、荔枝、佛桑花等枝叶扶疏间,靠近竹薮旁有一株大玉兰花,背后靠着整齐、修剪很短的竹薮,耸立高约二丈的巨木,泛着黄色的绿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⑤

作者把将要出场的日本人身份的主人公铃木善兵卫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场,而环境中不论是“竹薮与鹅”,还是“龙眼、石榴、荔枝、佛桑花”,亦或是那“一株大玉兰花”,无处不充溢着台湾乡土气息和台湾人再熟悉不过的生活气氛,故事的诗性也从中丝丝缕缕地流淌出来。在这流淌的诗性中始终有这样一种情感在渐染着《玉兰花》里的每一个人,感动着阅读《玉兰花》的每一个读者:台湾被殖民的苦难远远抵不上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善良!尤其铃木善兵卫是不该划归于日本殖民统治者范畴的,他仅仅是一个日本的老百姓而已。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陷入了政治的纷争,百姓对于纷争是无力去辩驳和改变的。作者吕赫若却将在那个特殊背景之下无处安放的诗性诉诸文字,诉诸裹挟着深深泥土气息的花草树木,让它们在作者简洁朴素的笔下透出殖民母国艰难处境下诗性依旧的一曲挽歌。

3.浓郁乡土气息的意境之美:《玉兰花》诗性审美的表现方式

下面,再来看看主人公铃木善兵卫于文末谢幕时的情境。小说结尾这样写道:

“猛烈的风中,院子里的玉兰花树上,爬着几个小孩子,遥望远去的他们莫名所以喜爱上了的铃木善兵卫,我因为太小爬不高,只能听着阿兄们愉快的议论,而愈发焦急。‘让我看!让我看!’我于是抱紧树干,哭了起来……”⑥

铃木善兵卫就这样走了,在这样美丽依旧的玉兰树下拉开离别的序幕,忧伤已从文字间一览无余了。寥寥几笔就给读者造了一种别离之境,而且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来观照的别离之境,这种别离或许将是永远的,一辈子不再重逢的别离!几分凄凉景加上十分忧伤的别离之情就这么简单地定格在了猛烈的风中那株摇曳的玉兰枝头。当然,这样的造境在文中曾多次出现,尤其在“我”和铃木善兵卫相处的过程中作者更是将意境营造到了一种平淡中的极致。如“我”陪铃木善兵卫钓鱼的场景:

“那是个盛夏,眺望阳光普照田圃的情景依稀缠绕脑海,绿色的田,绿色的树叶,绿色的山,在我们的眼里扩展开来,那种饶富生气的绿意彷佛由脑髓分泌出来,令人神清气爽……北侧一排竹叶内植有相思树,西侧与东侧有河流过,南侧田圃的尽头是甘蔗田,我们沿着西侧的河边漫步,河边的相思树和竹林繁茂,树根浓密开满五颜六色的野花,蝴蝶翩翩飞舞,树林中有不知名的鸟在枝桠间婉转歌唱。鸢在树梢上画圈,河是一条急湍,碰到一些石头时,激出白色的泡泡,那种感觉是我对未知的世界涌起憧憬,更使我心中有一股快乐的暖流流过的感觉……”⑦

从以上例文文段可以看出,造境之象无一不带上了浓浓的乡土气息:绿色的田和绿色的山,相思树、竹林、鸢、野花、急湍、石头,充满了生活的味道,是台湾百姓最熟悉不过的生活场景,但放在那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诗性的审美情怀来:于普通民众来说,纵使社会的动荡使他们很无力,被殖民与被皇民化的苦痛无法忘却,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明天的向往是不能被剥夺的!然而这种诗性的审美情怀却是正是在皇民化运动最猖獗的时候,殖民当局要求作家创作要符合所谓“战时体制”,表现军国主义话语的背景之下,作者通过文字对殖民母国身陷囹圄的救赎虽然多少显得苍白,但至少深深存在作者以及和作者一样的台湾民众的心中,正如吕赫若文中所述“河是一条急湍,碰到一些石头时,激出白色的泡泡,那种感觉是我对未知的世界涌起憧憬,更使我心中有一股快乐的暖流流过的感觉”。除此之外,文中祖母给生重病的铃木善兵卫“招魂”的场景中也有浓厚的台湾乡土气息的场景的展现。总之,种种带有浓重乡土气息的诗性的审美从作者笔下那些个平凡而普通的造境之象身上彻底地表现了出来,在这样的诗性审美中,又无不自然天成地体现出了一种“人”的情怀,在那个日本殖民的社会环境中一个普通的百姓是无力去改变什么的,但人性之美的彰显在老百姓的心中却从未消亡,正如《玉兰花》中的诗性的审美永远地流淌在了这些朴素的文字中,流淌在了那些浓郁的乡土气息里。

三、吕赫若小说《玉兰花》诗性特征的深层内涵

小说《玉兰花》发表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台湾现代文学史阶段(1923—1949)刚好处于国民党统治台湾初期与日本殖民统治两个时期。而在此阶段,台湾文坛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反抗殖民意识的作家,吕赫若(1914—1950)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追求台湾重返光明、回归祖国。吕赫若的日文小说反映了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挣扎和反抗。1942年至1943年的台湾,正是皇民化运动最猖獗的时候,殖民当局要求作家创作要符合所谓“战时体制”,表现军国主义话语,而吕赫若作品刻画的是殖民统治下台湾的不合理社会现象,在客观的冷静的叙事中潜藏着强烈地对抗日本殖民侵略行径的隐喻文化的精神影子。小说《玉兰花》便是在以上所述的背景之下发表于1943年12月的《台湾文学》的。

吕赫若先生作为台湾日据时期一位重要的作家,经历了1930年对日共、台共和文艺界的全面整肃,以及中日战争爆发后强力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已无左翼文学现身的空间,而作为殖民地第二代新文学作家,受完整的殖民地现代教育、以日语写作登场的吕赫若,除了早期作品中存留左翼文艺运动或理论的痕迹(如吕赫若《牛车》),其多数的成熟的以及代表性的作品,不但与左翼文艺无牵涉,甚至也很难捕捉其对时局、政治、历史的明确认识,以及对未来的想象。换言之,殖民地肃杀年代的写作,是“去思想”的。然而“去思想”绝对不意味着没有思想。这个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特文气的作家,在对台湾风俗民情,或家族败落,或新旧女性的悲苦人生的书写中,无不显现出了其历史性的思考:殖民地知识分子身处殖民母国的战争漩涡之中,对帝国与殖民地、现代与传统、个人与家国等意识形态的深层思考。在小说《玉兰花》中,吕赫若始终不变的是他善于把自己微妙细致的感受与感动,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通过冷峻客观的语言展示出来,在看似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隐藏着浓烈的情感。在其看似平淡的叙说中体现出了真切的乡土的气息与生活的味道,在这些气息和味道中流淌出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永不放弃的诗性的审美情怀。在那样黑暗的环境中,人要活下去是需要在精神这块田圃上洒下点甘露的,而吕赫若先生的《玉兰花》中诗性的审美与抒写恰恰完成了这个使命,他让在黑暗中艰难困苦的台湾民众感受到了活下去的一袭温暖,也明白了生活一直在进行生命也永远不会停止的信念!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对美的留恋和渴望与对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真正地融为了一体,从而表现出了那个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下独特的诗性特征,也由此,小说《玉兰花》中诗性的审美特征也就具有了超越个人审美与抒写的意义而产生了特定时代背景之下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注释:

①〔德〕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1卷第113 页。

②蔡英俊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 1992

③④⑤⑥⑦吕赫若著.林至洁译. 吕赫若小说全集:台湾第一才子[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

[1]吕赫若著.林至洁译. 吕赫若小说全集:台湾第一才子[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

[2]李诠林.西川满台湾民俗题材文学:“文化殖民”神话的潜在证伪[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04,(2).

[3]吕正惠.吕赫若与战争末期台湾的“历史现实”——<清秋)析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3).

[4]周青. 吕赫若晚年的中文作品评析[J],台湾研究,1998,(3).

[5]王建国.吕赫若小说研究与诠释.[M] 台南:台南市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2003.2

[6]李诠林. 吕赫若小说文本的文化隐喻功能.[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3期

[7]沈庆利. 吕赫若小说中的乡野民俗.[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4

[8]沈庆利. 殖民时代的叛逆精灵.[J]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2期

[9]李娜 .克服黑暗——论日据末期张文环、吕赫若对殖民地知识者道路的反省.[J].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

(作者单位:云南保山学院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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