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郝本性

1936 年，我出生于辽宁海城。父亲郝振声(字铭阁)是从河北武安闯关东经营中药的商人。我喜欢历史故事，是从看京戏与《东周列国志》开始的。北京和平解放时，我正上小学五年级，不久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小做六年级插班生。受缪琢山老师的鼓励和北京名胜古迹的熏陶，开始重视文史知识。后来在海城读高中时，我受历史老师饶秉凡的影响最深。中学毕业后考大学，我将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第一志愿，并如愿以偿。

刚踏入最高学府，张政烺先生的博学与胡宗达先生的风范，使我感受到历史学的博大精深。第二学年分专业时，我听了苏秉琦先生的讲话动员，决定学习考古。我们56 级考古班是一个既团结又活泼的集体。不论是2 次实习或者劳动锻炼还是集体搞科研，尽管曾经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冲击，但我们都经受住了各种历练。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协助阎文儒先生整理北京大学原博物馆专门化时保存的文物。后来，考古教研室根据工作需要并结合我个人的意愿，由系主任翦伯赞教授出面聘请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先生做我的研究生导师，培养方向为商周考古。我跟从唐先生主要学习先秦史、古文献与古文字，重点放在青铜器铭文考释方面。唐先生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曾亲自布置我标点《左传》等。这期间，我潜心读书、学习也有的放矢，学术根基开始逐步变得扎实。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安徽寿县楚器铭文的若干问题》，在唐先生的细心指导下，论文按时完稿。1966 年初，在我研究生刚毕业不久，“文革”首先在北京大学发难。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制度受到冲击，我们几个同学都成了“末代研究生”。我们研究自习“旧文化”在破除之列，我曾一度想过改学针灸。我于1968 年被分配到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工作，后来文物工作队合并于河南省博物馆，不久到解放军农场劳动。一年半后，又回到河南省博物馆（现为河南博物院）。1973 年，我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新郑“郑韩故城工作站”工作。当年，我们发现了新郑唐户仰韶文化遗址与新郑望京楼(又叫盂家沟)夏商遗址，我将此发现汇报给邹衡先生。经邹先生研究考证认定望京楼为“昆吾”。在配合基建从事调查发掘中，我们初步摸清了郑韩故城的布局。又整理了白庙范窖藏韩国铜兵器，不久发表了简报。在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了一批楚国金币与银币，我前往征集文物，经整理发表了简报。因其中的银布币系首次发现，所以在进一步探讨其年代与价值后，我写了《周代使用银币的探索》一文。此文曾在中国钱币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由于当时金融界研究钱币的文章较少，中国钱币代表团访问日本大阪时，就将此文作为交流的内容之一。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将中国使用银币的历史提前，因而受到学界广泛的赞誉，并获得了中国钱币学会首届金泉奖。

左图为1961 年北京大学56 级同学合影（作者中排左二）；右图为1963 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合影（作者左一）

左图为1997 年与英国罗森博士在新郑参观（作者左六，左五为罗森博士）;右图为1985 年国家文物局郑州培训中心第一期古钱币培训班合影

左图为1983 年春节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全所职工合影；右图为1981 年美国洛杉矶博物馆“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展览合影（左一为作者，左四为麦英豪先生）

1980 年，为了推行文物外交、扩大文化交流，中国在美国5 个城市相继举办了《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此次展览内容丰富，重器如林。美国博物馆的一位专家认为，这是继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在1935 年伦敦博物院展出之后、中国在境外的最为重要的一次展览。此次展览，是在中美刚刚建交后由中美双方学者通力协作的一项重要成果，参观者多达132 万人次。我参与了在芝加哥、沃斯堡以及洛杉矶的展出活动，平均每天接待观众4000 余人次，广泛接触了美国观众，其间接待了包括华侨在内的各界朋友们。这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文物的艺术魅力以及作为文物工作者为国争光的强烈责任感。这种感受，使我在“文革”中曾一度被冷落的考古热情，又重新温热起来，并决心为文物考古事业献出毕生精力。此后，我进一步认识到：文物考古工作不是点缀生平的花瓶，而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中外文化交流、取得友好互信的一条重要途径。爱因斯坦说：“真正的快乐，是对生活乐观，对工作愉快，对事业热心。”我认为工作再艰苦也是愉快的，只有对事业热心，才能体验到发现的快乐。

1983～1993 年初，我在担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所长期间深感责任重大，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做好工作上，毫不懈怠、全力以赴。众所周知，河南省地下文物资源排全国第一位。随着小浪底水库等基建任务的紧迫，抢救性的发掘任务十分艰巨，全所同志不辞辛苦、日夜奋战在第一线，我则做好考古发掘的指挥与后勤保障工作。为了鼓励大家多出成果，我坚持不分派别、不分学历与工作经历的思想，对大家一视同仁，而且提出“谁发掘、谁整理”的工作理念。此举旨在鼓励大家到考古前沿去，多积累经验、多出研究成果。例如在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三门峡虢国墓地与平顶山应国墓地等考古遗址发掘中，我都派去了较强的业务骨干，并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他们也克服困难，顺利地完成了各项考古发掘任务。河南所之所以每年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比中，都能占有一席之地，我个人认为，这既是全所集体的荣誉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关于青铜器的鉴定，我仅在1964年跟随唐兰先生、罗福颐先生到天津两家博物馆实践过一次。1992～1997 年，我参加了全国馆藏一级品确认专家组的工作，由于目验多了，使我更加深了对《文心雕龙》所谓“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句话的理解。在担任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后，我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鉴别经验。在物欲横流、赝品充斥市场的现实生活中，我始终保持科学、公正的学术品格。在给青铜器培训班学员上课时，我特别强调在才、学、识之外的“德”字品格。我认为，没有实践不会有才，没有积累不会有学，没有理论与判断力也不会有识，只有德、才、学、识、体全面发展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文物考古工作者。

2011 年10 月作者在日本爱媛大学演讲

1977 年在陕西考察扶风庄白窑藏青青铜器期间作者（后排右一）与导师唐兰先生（中排左四）合影

在河南从事文物及考古工作的同时，我还积极参与了省、市博物馆的陈展工作，仅在河南省博物馆就参与筹办各种文物陈展十余次，而且还协助各地博物馆的藏品定级与陈展工作。1994 年筹办的全国各省、市出土文物汇报展，我担任副组长。在给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讲解文物时，楚图南、吕正操等老同志对我的鼓励至今难忘。2010 年，在成为河南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后，我决心为培养后备人才尽心尽力地工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是国家文物局郑州培训中心，共举办全国招生的训练班和大专班、中专班8 次，省内招生的培训班7 次。当时我正担任所长，对这项工作不仅给予了大力支持，而且也时常给学员授课。后来，我又两次参加美国亚洲学会年会，曾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等四所大学以及日本大学做学术演讲。2010 年4 月，我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至今，我仍在为国家和地方每年举办的青铜器培训班授课。数十年来，凡来求教问题、探讨学术或请求鉴定者，我都真诚相待。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我也在各种场合为公众宣传文物保护政策，普及文物考古知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认为，考古只是发现研究与复原历史的一门学问，且有很大的局限性。古代人们的活动与各种创造，并非都留有遗存，而遗存的大部分也不能保存至今，保存至今的未必都被发现和认识。对待考古遗存需严加保护，认真对待。因此，研究历史必须结合传世文献以及地下出土文物严肃认真的下结论，要从中复原古代历史，尤其是夏、商、周的三代历史。只有经过长期的探索，去伪存真，以真实的史料与科学发掘的文物遗存相结合，并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些结论还要依赖于考古新发现，不断地去验证和补充。所以，虽然本人已年逾古稀，仍愿以微薄之力，努力去钻研、去发现新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发现、判断与研究、宣传都是一种快乐，如果有机会能够向公众宣传被发现的历史、科学以及具有艺术价值的文物知识，以此来提高民族的自信力与凝聚力，这才是我终生为之献身的目标。我愿为此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