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国刻本；刻书家；刻书机构；文献整理

摘要：民国刻本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其收藏、保护、整理近些年来逐渐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文章着重讨论了民国刻本的特点，并对民国刻书家和刻书机构进行了介绍，在民国刻本整理与保护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8-0135-03

在1912年之前，中国出版的书籍主要是以木刻刷印的线装书为主，而随着西方铅字排版印刷术的传入，“洋装书”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仍有一批人依旧按照传统雕版印刷术工艺刻印书籍，而且还留下了不少佳作，这就是民国刻本。在民国文献品种繁多的门类里，民国刻本作为一个特殊的门类，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其收藏、保护、整理近些年来逐渐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1民国刻书的特点

1.1精品多

民国刻书家多是既有学识又资金雄厚、家底殷实的实业家，在刊刻过程中，不惜成本，对于用字、用纸、用墨、刻工、印刷、装订等都有特别的要求。例如江苏诵芬室主人董康刊刻书籍时，纸必用上等皮纸棉连，墨必用上等黄山松烟，并且专门聘请民国四大刊刻名家之一的黄冈陶子麟等一批工匠刻书。所以，民国刻本虽然数量较少，但多是精品，甚至许多民国精刻本的品质几乎可以与宋刻本相媲美。

1.2丛书多

丛书多是民国刻书一个重要的特征。这是因为民国许多藏书家从自己收藏的古籍中，精选出最有价值的部分集成起来，重新刻印。例如，董康刻有《诵芬室丛刊》86种，张钧衡刻有《适园丛书》72种，廖荃孙刻有《云自在龛丛书》19种和《对雨楼丛书》5种，刘承干刻有《嘉业堂丛书》56种，徐乃昌刻有《积学斋丛书》20种和《随庵徐氏丛书》10种与续编10种，刘世珩刻有《玉海堂影宋元本丛书》20种等等。或者专门汇集某一类型的古籍，例如刘世珩所刻的《暖红室汇刻传奇》51种，主要收录元明清以来著名的戏曲著作。还有专门辑录乡邦先哲的遗著，如张守镛的《四明丛书》178种和陈恒和的《扬州丛刻》24种。

1.3价值高

民国刻本的价值高，主要体现在它的学术资料性和艺术观赏性上。民国刻书家大多为饱读诗书的有学之士，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所以选刻的都是极有学术价值的古籍。如陶湘辑刻的丛书《景宋左氏百川学海》，纸善刻精，此书还是刊刻名家黄冈饶星舫的绝作，被传为书林一段佳话。由于刻书家的审美趣味都很高，从版式到字体，从着色到插图都力求完美，所以许多刻本都是刊刻极精、纸墨俱佳、精美绝伦，极具观赏性。如蒋汝藻聘请北京文开斋刊刻的《密韵楼七种》，堪称民国雕版艺术的代表；刘世珩的《暖红室汇刻传奇》汇集了元明清的戏曲著作，其中的插图十分精美。

2民国刻书家

民国的藏书家不但大量收集古籍善本，而且还将其中优秀的善本和罕见的孤本精选出来，重新刊刻，使之能够流传于世。所以民国藏书家大多也都是刻书家。

2.1董康

董康（1867～1947），字授经，号涌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今常州人）。董康曾七次东渡日本，访求古书、记起版式、存其题识，撰成《书舶庸谭》九卷，与杨吾的《日本访书志》堪称双璧[1]。董康因多收藏古今杂剧戏曲书籍，所以所刻词曲居多，刻有《诵芬室丛刊》86种。另外，董康还曾受吴昌绶、陶湘、蒋汝藻、罗振玉所托为之代刻。由于董康刻书甚求质量，力求复古，用墨用纸都十分讲究，所以诵芬室刊本被誉为民国新善本而为后世藏书家所重。

2.2陶湘

陶湘（1871～1940），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主要收藏明、清刻本，特别是毛氏汲古阁刊本，闵氏、凌氏套印本，武英殿刻本及开花纸本，尤喜爱开花纸本，故有“陶开花”之称。陶氏藏书楼有“百川书屋”、“涉园”、“百嘉室”、“喜咏轩”。其编辑和刊刻目录之书有《武进涉园陶氏鉴藏明版书目》《涉园所藏宋版书影》《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代殿版书始末记》《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明吴兴闵版书目》《明内府经厂书口》《涉园明本书志》等；考订书目有《清代殿本书目》《武英殿聚珍板书目》《武英殿袖珍板书目》《涉园收集影印金石图籍字画墨迹丛书拾遗》等多种[2]。陶湘致力于刻书，刻有《儒学语》《百川学海》《程雪楼集》《喜咏轩丛书》《涉园所见宋版书影》等计250种左右[3]。其目录学著作除《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外，尚有《涉园鉴藏明版目录》《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内府写本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等，均已行世[4]。

2.3张钧衡

张钧衡（1872～1927），字石铭，号适园主人，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张钧衡将自己所藏古籍整理刊刻，刻印有《张氏适园丛书初集》、《适园丛书》、《择是居丛书》，以及宋本47种、元本64种、明本302种。并且在1913年底，还先后聘请叶昌炽、缪荃孙为其编撰藏书志，于1916年完成《适园藏书志》16卷，著录善本960多部。

2.4蒋汝藻

蒋汝藻（1877～1954），字元采，号孟苹，别号乐庵，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因喜得宋刊孤本《草窗韵语》，将原藏书楼“传书堂”改名为“密韵楼”。后来，蒋氏又委托董康将之影刻出版，遂成此经典之作。其文字全依宋本影刻，甚至连前人题跋也一并摹刻，与宋版原刻不差分毫，可传原作精神，堪称众多民国影宋刻本中的精品。从1923年起，蒋汝藻从所藏百部宋版中挑选了二十部，聘请北京文楷斋刊刻，集成《密韵楼丛书》。后因财力所限，只刊印七种：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3卷三国魏曹植《曹子建文集》10卷唐李贺《歌诗编》4卷宋周密《草窗韵语》6卷宋宋伯仁《雪岩吟草甲卷忘机集》1卷宋郭祥正《青山集》30卷唐《窦氏联珠集》1卷，此乃著名的“密韵楼七种”。

2.5刘承干

李晓源：浅议民国刻本李晓源：浅议民国刻本刘承干（1881～1963），字翰怡，号贞一，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刘氏藏书处有嘉业堂、四史斋、希古楼、求恕斋、诗萃斋。其嘉业堂因御赐“钦若嘉业”匾额而得名。又因其收藏宋本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唐史》而命名四史斋，吴昌硕曾为之题写“宋四史斋”。其先后刻印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影宋四史》《旧五代史注》等。另外，他还大量的刻印了被清政府列为禁书的《安龙逸史》《翁山文补》等。

2.6徐乃昌

徐乃昌（1869～1943），字积余，晚号随庵老人，安徽南陵人。徐氏校刊印行的书籍众多，如《积学斋丛书》20 种57 卷（光绪十九年刊本，20 册）、《宋元科举三录》3 卷（民国刊本4 册）《皖词纪胜》1 卷（光绪三十年刊本， 1 册）《怀幽杂俎》12 种17 卷（宣统三年刊本，8 册）《郈斋丛书》20 种44 卷（清刊本，16 册）《随庵丛书》16 种38 卷《隋庵丛书续编》10 种39 卷《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10 集100 家107 卷（光绪二十四年校刊，20 册）《闺秀诗抄》16 卷（宣统元年刊本，8 册）《南陵先哲遗书》5 种23 卷（民国23 年刊印本，6 册）《徐文公集》30卷《玉台新咏》10 卷《锦瑟集》1 卷等[5]。

2.7刘世珩

刘世珩（1874～1926），字葱石，又字聚卿，号楚园，别号枕雷道士，安徽贵池人。家藏图书极多，藏书处有玉海堂、赐书台、宜春堂、聚学轩，另有专门收藏戏曲善本的凤梦楼、暖红室[6]。玉海堂因其得两部宋刊本《玉海》而得名。刘世珩刊刻书籍颇多，汇有《玉海堂景宋丛书》52种《宜春堂景宋元巾箱本丛书》8种《聚学轩丛书》60种《贵池先哲遗书》31种《暖红宝传奇汇刻》《贵池刘氏所刻书》《赐书台汇刻曲谱》《一印一砚庐金石五种》51种等。刘世珩重视校勘，所刊之书多是经过反复校对的。

3民国刻书机构

3.1文学山房

1899年，江杏溪创办文学山房。因当时身为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为书店题写匾额，而声名鹊起，成为江南经销古籍的名店。又因所售的古籍丰富、善本甚多，遂自刊刻刷印。凡金石书画等类，不易得单行本者，则集结而取，以聚珍木活字排印《江氏聚珍版丛书》（又名《文学山房丛书》），共出版4集28种168卷。其中包括《思适斋集》《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小鸥波馆画识》《别下斋书画录》《持静斋藏书记要》《迟鸿轩所见书画录》《铁函斋书跋》《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雕菰楼集》《知圣道斋读书跋》《西圃题画诗》等多为清代学人的力作。后来，还陆续重印发行了蒋凤藻《心矩斋丛书》和谢家福《望炊楼丛书》。

3.2上海佛学书局

1929年，王一亭、李经纬等创办上海佛学书局。上海佛学书局同时出版发行铅字排印本佛典和木刻本佛典。特别是1934年筹建的木版刻经部，不仅自行刻印流通佛典，还搜集各地木刻佛典。上海佛学书局曾经将徐蔚如居士所创办的北平天津两地刻经处所藏经版保存下来，并继续刷印流通，另有福州鼓山的一百多种经版，佛学书局也与之订立合同由其独家刷印流通[7]。

3.3金陵刻经处

1866年，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这里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木刻水印、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是世界范围内的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也是收藏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文物中心。杨仁山为金陵刻经处规定了“三不刻”，即：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他还曾说过：“鄙人志愿，亟望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致贻误学者。至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之合并成书。”[8]这不仅体现了杨仁山本人正直的品格与学术研究严谨的态度，也体现出金陵刻经处的创办宗旨。杨仁山先后从日本和朝鲜等国寻回了《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三昧章》等约300种国内早已散佚的隋唐佛教著述，加以刻印。[9]

3.4陈恒和书林

陈恒和（1883～1937），江都（今江苏扬州）人。1923年，在扬州创立陈恒和书林。从1929年开始，陈恒和编选刊刻《扬州丛刻》。《扬州丛刻》共收文献24种，即：《扬州名胜录》《邗记》《扬州鼓吹词》《扬州北湖续志》《扬州御寇录》《扬城殉难续录》《扬州画苑录》《扬州琼花集》《项羽都江都考》《扬州舆地沿革表》《扬州城守纪略》《扬州十日记》《扬州梦记》《杜牧之扬州梦》《扬州竹枝词》《望江南百调》《扬州芍药谱》《广陵小正》《扬州茱萸胜览》《扬州水利论》《治下河水论》《泄湖水入江议》《高家堰记》《运河水道编》[10]。《扬州丛刻》收录了关于扬州的名胜古迹、风物民情、历史地理、词章诗赋和河防水利等各个方面。陈延先生在《扬州丛刻序》中曾评价其堪比明末汲古阁毛氏、清代扫叶山房席氏。除了《扬州丛刻》之外，陈恒和书林还刊印过蒋超伯的《通斋全集》等书籍。

3.5西泠印社

1904年，西泠印社由浙派金石篆刻家叶舟、丁友仁等发起建立，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是中国研究金石篆刻艺术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著名学术团体。西泠印社还搜辑、考订、出版了大量印谱、碑帖与印学研究著作，刊行海内外。西泠印社曾刻有《海岳题跋》《秦輶日记》《种榆仙馆诗钞》《金石学录》《越画见闻》《篆刻针度》《织余述》《校碑随笔》等书籍。

4民国刻本的整理与保护

4.1鉴定与整理

由于过去研究者主要以宋元善本和明清刻本为关注点，所以民国刻本在书史、版本文化类的丛书中都未曾涉及。加之民国刻本种类繁多、情况复杂，更增加了民国刻本研究的难度。因此，我们应该先对民国刻本进行鉴定、定级，以便在摸清家底、熟悉馆藏的基础上，制订长远计划，依据其特点对民国刻本加以整理和保护，这样才能科学有效地开展民国刻本的开发利用工作。

4.2保护与开发

4.2.1影印和影刻再版。目前，国内绝大多数收藏机构所藏的民国刻本多不对读者开放借阅，这一定程度限制了文献利用。而民国刻版本身也已经成为历史文物，并且有不少已经破损，不宜再用于刷印。通过影印和影刻再版，在方便读者查阅利用的同时，又可以将原民国刻本封存保护，减少读者对刻本书籍的损害。

4.2.2深层次开发。在影印和影刻再版的同时，我们还应对民国刻本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即对蕴藏在民国刻本中具有一定价值的信息资源加以揭示，并根据一定原则重新组合成为新信息，直接服务于读者。其包括对民国刻本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牌记、讳字、序文、印章、题跋等方面的研究。

4.3建立民国刻本数据库

民国刻本的抢救、保护、整理、利用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建立民国刻本数据库。尽管现有的古籍数据库也有所收录，但是数量有限、涉及面窄、学术资料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的开发。

4.3.1图像数据库。对一些学术价值、史料价值较高，内容丰富的民国刻本，采用数字扫描或数码拍摄的形式进行存储，进而形成图像数据库。图像数据库能充分反映文献的载体及内容的原始信息，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较高的可信度。

4.3.2全文数据库。建立民国刻本的全文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进一步提高刻本利用率。民国刻本全文数据库包括刻本的题名（篇名）、作者、正文、图像、参考文献及摘要、关键词等数据。用户可通过多种途径检索到民国刻本的全文内容，以满足用户多层次的需求。

4.3.3联合目录数据库。通过联合各个图书馆对本馆收藏的民国刻本进行编目，建立民国刻本联合目录数据库。此举方便读者查找到收藏民国刻本的图书馆，通过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等方式，获取民国刻本原始资料。另外，在联合编目的过程中，应该建立相应的规则和标准，以确保联合目录数据库的规范化。

4.3.4专题数据库。民国刻本收藏的图书馆可依托自身的馆藏优势，结合本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建立民国刻本专题数据库，如根据某一藏书楼或刻书家为主题建立民国刻本数据库。这些数据资源库都是民国刻本开发利用的有效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国刻本的学术和收藏价值会不断凸现出来。而另一方面，研究民国刻本现有的资料都很零散，完全无法反映民国刻本的全貌。所以民国刻本的保护与利用是一个长期而又庞大的工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6]彭卫国，胡建强.民国刻本经眼录[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2][3][4]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M].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

[5]徐乃昌[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995227.htm.

[7]傅教石.民国年间的上海佛学书局[J].佛教文史，2001.

[8][9]金陵刻经处[EB/OL].http：//baike.so.com/doc/5670847.html.

[10]韦明铧，陈恒.书林[EB/OL].http：//www.yztoday.com/laozihao/24.htm.

（编校：严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