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本刊顾问，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及反腐专家，《求是》杂志研究员。曾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主要著作有《苏共亡党十年祭》、《中国的隐形经济》、《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

导致苏共丧失人心的最突出问题是腐败，其中，半公开地卖官鬻爵的权力腐败，对人民的心理冲击最大。1970年至l972年，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为确保能被“选”上区委第一书记，需向共和国党中央领导人“交纳”l5万至20万卢布；要获得部长职位需行贿l0万到25万卢布等。当这种腐败成了气候，那么腐败向整个社会蔓延的势头就难以遏制了。

实际上，当权力被一批人长期把持时，他们并不满足于一次性的权钱交易，还进一步发展到封建性的“权力圈地运动”，走向亲属化、帮派化、圈子化政治。如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而拉希多夫之能够将乌孜别克党组织发展成“家天下”，与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大力信任直接有关，苏共中央收到了乌孜别克干部群众数以万计的举报信，这些举报信却都被送还给拉希多夫，勃列日涅夫还先后授予拉希多夫多达12枚勋章。

勃列日涅夫对“圈子”内成员的庇护不是偶然的。正如苏联学者阿·利姆别尔格尔在他的《特权阶层的专政》所说：“特权的链条一旦在任何一个环节断裂，都会影响特权阶层的整体利益，所以特权者互相维护、互相包庇，形成以权力为基础的官官相护的网络系统，这个政权机器的人员可以像洗牌一样来回倒换，但它永远是一个整体，始终不会丢掉其本质。它垄断一切，因而是强有力的。它用连环保连接在一起——这是共同利益关系的结果。”这从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上台后依托自己原来任主席的克格勃，采取雷霆手段反腐，很短的时间就揪出一大串腐败分子可以得到证明。全苏150名州委书记中，有47名被撤职，几乎占三分之一。

在当代社会的任何国家中，家族腐败都是导致政权颠覆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苏共的失去人心和垮台，家族腐败是最重要的引爆器。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格·瓦·奥希波夫曾说：“鱼烂是从头上开始的……党的领导层首先想的是把自己的儿孙辈安排好，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好， 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

1982年1月，一位苏联公民准备从莫斯科机场乘机出国旅行，海关人员从他身上的一个暗兜里发现了大量钻石。经查证，这是苏联大马戏团女训狮演员布格利莫娃的个人收藏品。此后不久，便先后逮捕了这个马戏团的美工师鲍里斯·茨维科夫和马戏团团长克列瓦托夫。在茨维科夫家里，搜出价值约100万美元的钻石和其它贵重物，在克列瓦托夫的房间里，查获约值50万英镑的西方货币和价值昂贵的珠宝、绘画作品等。而这些物品都是属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珠宝、钻石走私案还牵连到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尤利。

当然，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中，并不乏子承父业、满门忠烈的共产党人家庭。但也必须看到，在苏共成为执政党半个多世纪后，经过几代人的交替，一些苏共领导干部，对于应如何处理党的事业、国家命运、家庭幸福、子女前途的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

客观地讲，当 “权力崇拜”的影响已经左右着很多人的行为时，一些领导干部为以后的生活做些打算，希望退休后能悠游林下，衣食无忧；希望给子女安排好一点的出路。可这种胃口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放大，甚至得寸进尺、得尺进丈，就会出现一种攀比现象。当党的领导层中出现这种“腐败焦虑”。就会使表现出的贪婪，也达到惊人程度。

因此，从苏联我们都看到这样一条轨迹：一些领导人过分的“舐犊之爱”，目的是用权力为子女铺平了过“人上人”生活的道路，却因此严重失去了民心，失去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的最后一点信任，也导致党失去了执政资格。同样，当一个领导人认为最值得信任的只有家人、让家人掌握所有最重要权力时，说明他的执政基础已萎缩到何等可怜的地步。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些依靠父辈的权力而不正常地跻身“九霄之上”的子女，很快又跌入地狱之下。他们的父母没有想到，“爱之适足以害之”。当国为家所累，一旦“国”不复存在了，“家”也不可能独存。尤其在一些历来只有“反攻倒算”、却缺乏“宽恕”传统的社会，“国因家破、国破家亡”，便成为一种政治宿命。（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