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个就想见到巴金！”

在阳光和煦的日子，我常常喜欢独自一人漫步在上海武康路上，每当走到巴金故居时，我便会停住脚步，抬起头来，久久地把目光投向这座风格简朴的花园住宅，看那温暖的光线照射在阳台上，浮想联翩。于是，30 多年前的一日，我陪同韩素音在巴金家中做客，我们坐在那洒满阳光的客厅里，品着香茗聊叙的情景，又在眼前涌现，恍惚如同昨日……

1978 年秋，我在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从事民间友好工作。这一天，全国对外友协发来电函，函云，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将要来沪访问，由著名作家、上海友协副会长杜宣和我负责接待和陪同。 初见韩素音，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颀长，鼻梁挺直，方形的脸庞上，有着一双褐色的眸子。我们交谈了好一会儿，韩素音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为人率真。她告诉我 ：“我作为一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多年来一直介乎两种文化之间。一方面，我始终为自己身上流有中国人的血液而感到骄傲 ；同时也认为，文化交融是重要的，不同的文化成就了今天的我。”从交谈中我知道，她的原名叫周光瑚，1917 年生于河南信阳，韩素音是她的笔名。父亲周映彤是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生，母亲玛格丽特出身比利时贵族家庭。她的前夫是国民党军官唐保黄， 1947 年战亡于辽宁新丘。1952 年，韩素音嫁给了英国出版商康柏（L.F.Comber），改名伊丽莎白·康柏。她坦言，嫁给康柏的原因是为了养女蓉梅，为了给她提供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随后两人到马来西亚继续行医，还曾为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创立而奔走。后来两人离婚。之后，韩嫁给了当年印度军队的一位上校。她给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陆文星。此次来沪，当我问她在上海需要采访什么时，她掠了下浅灰色的头发，话语脱口而出 ：“我第一个就想见到巴金先生！”

巴金寓所坐落于武康路 113 号，灰色细鹅卵石的外墙，在绿树掩映中显出一派静谧的古典韵味。当我们步入巴老家中，就不能不为主人那浩瀚的文学收藏的生活场景而感到震撼。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是刚刚粉碎“四人帮”，文艺界百废待兴。这次话题自然就落在十年悲剧上。韩素音对巴老说 ：“我听说您在‘文革中受到‘四人帮迫害，情状很惨，您受苦了。”年逾七旬的巴金看上去精神矍铄，他轻轻挥了挥手，像拂去一道灰尘那样答道 ：“经过这场磨难，我们都挺过来了。文艺界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巴金所说的“文艺界的春天”，是指在党中央领导下，那个时候文艺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空前高涨。顿了一下，巴老又说 ：“即使我前面的日子已经很有限，很有限了，我还是在想，怎样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说到此，老人的脸上露出欣慰感，他没讲太多外交场合的客套话和应酬话，而以尊敬友好，真挚热诚，敦厚祥和的口吻与韩素音交流。巴金说 ：“我常常这样想 ：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有市场。”巴老通过表明对当时“伤痕文学”的支持态度，还直接提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对新一代作家的批判精神给予褒扬。

可能是有着中国血统的关系，韩素音不像西方女性那样外向，她总是冷静地在思索。在听着巴金老人敞开了心胸对自己的境遇那么地从容而随和时，我看到她那双褐色的眸子闪着泪光。她为上海文化艺术领域在清除“四人帮”荼毒后又出现百花齐放的新生机感到高兴，并表示十分钦佩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像巴金这样的老年作家经得起挫折、曲折的考验，对祖国和人民怀有高度责任感和赤诚之心。当韩素音问及巴金今后的创作打算时，他告诉她，自己正在撰写一部关于人生回顾与思考的著作。她为他的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旺盛的创作热情感到由衷的敬佩。

继而，韩素音又问及巴老对青年作家队伍现状的看法，巴老说：“他们经历了生活磨炼，是生活培养了作家。”她表示赞同，认为“只有生活才能培养出作家，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必由之路”。离别之际，韩素音向巴金赠送了她的著作作为礼物，巴金则向韩素音赠送他的代表作《家》、《春》、《秋》以及散文集《友谊集》，同时与我们一一握别。当他握着韩素音的手时，他说：“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明灯。谢谢你从那么遥远的地方专程来探望，谢谢你给我的这段友情！”

勘访伟人周恩来遗迹

打那以后，我和韩素音的交往也就渐渐多了起来。她每出一本新著，必定先赠送一本给我，而在书的扉页上，她总是工工整整地题着清秀的中文笔迹 ： “陈一心好友指正”。她的自传体小说《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吾宅双门》及《再生凤凰》等五部，既独立成篇又前后连贯，无须互相参考也不影响阅读。作者从自己的祖父写起，写父亲，写家庭，写自己，时间跨度几乎一个世纪，从一个侧面艺术地折射出艰难曲折的现当代中国历史进程。韩素音对中国很有感情，她始终努力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理解与沟通的桥梁。“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这是韩素音对自己人生的概括。

在西方，《韩素音自传》已成为读者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经典读本。有一次，韩素音在北京，她对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王炳南同志说 ：“上海友协的陈一心先生，他是我在海外与友人合作进行重要工作的最得力人选！我打算再到上海去，勘访伟人周恩来的遗迹，想请陈一心先生带我一起去。”王炳南会长把她的要求在电话里告诉了我，并且嘱咐我说，韩素音此行主要是为其正在撰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继续搜集资料，准备在上海寻觅周总理的足迹，探寻伟人的早期思想历程。

这次勘访，韩素音的印度籍丈夫陆文星亦陪同在侧。我首先安排了行程，第一站就是位于上海思南路107 号的周公馆。这是一幢具有法国建筑风格的花园小洋房，原为法国在华商人所有，整幢楼由一底三楼组成。红漆大门上书有“周恩来将军寓所”字样。公馆的大门很高，那是因为还有着一层半的地下室。我们推开那扇泛着红色光泽的大门，公馆内的一切如同一轴历史的画卷，在人们的眼前徐徐展开。在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小洋房，周恩来曾四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会见爱国民主人士，它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

1946 年 9 月 16 日，周恩来在此单独接见了美国联合社记者，并且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 ；同年10 月 17 日，他仍在此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和第三方代表正式交换意见。韩素音夫妇非常仔细地看着每一件文物 ：简朴的床、椅，薄薄的棉被，蒙上灰尘的英文打字机和油印机，还有老式的收音机以及《新华周刊》等。参观中韩素音忽然问我 ：“陈，我看过一些材料，说这里当时对外要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名义，是这样的么？”我回答 ：“史实是这样的。但当时（1946年 6 月）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牌子不能挂，于是董必武果断地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周公馆由此得名。”

韩素音听后点点头，激情满怀地说，她在 1956 年到 1974 年之间，对周总理进行过十一次长时间的采访，并且在其他许多公开场合与周总理以及邓颖超有过无数次的见面与寒暄。这些所见所闻，再加上今天的实地考察，为她撰写他的传记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她说 ：“有人曾经问过我，你为什么在他去世之后才打算出版这部传记？我就告诉他，80 年代的中国，有一些年轻学者试图重新评价周恩来的功过，这显然是一种令我极为不安的学术思潮。我的目的是，想用这部字里行间闪烁着我对传主无限崇敬的传记来拨乱反正！”稍顿了一下，她又说：“拿周恩来和世界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罗斯福作比较，我只能说就人格品德而言，这些人都不能望其项背。我的美国出版商曾问过我，难道你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我回答说，我找过，而且花了很大力气找过，可我找不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譬如不为人知的恶习、贪婪……他全都没有。他从来不谋私利。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彻底献身精神的革命者。”

这部沁着韩素音多年心血的著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终于在 1992 年 11 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作为她的友人和知音，我有幸成为该书的第一个读者。在这部 40 万字的传记中，作者用她的生花妙笔，写下了周恩来崇高的一生。她不是在平面上描绘周恩来，而是以立体的笔触使一个活生生的周恩来从她的笔端流向纸上，从而就一如生时那样矗立在我们眼前。这也是本战斗的书，因为韩素音在这本书里不但捍卫了中国革命，而且捍卫了周恩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掷地有声的语言，宣泄了她的义愤，抨击了那些谰言。作家冯亦代评价曰 ：“这是本充满战斗笔调的传记。”

她是一位热爱乡梓的诤友

从 1978 年秋我与韩素音在上海的第一次相识，到 2012 年秋她在瑞士逝世，在我们长达三十年的交往中，我曾经有幸在上海接待和陪同她十次之多，她给我留下了待人率真、诚挚，观察事物敏锐的深刻印象。韩素音说 ：“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中国，中国赐予我一切。”正是基于这种热爱乡梓的故国情怀，她每次来上海探访故旧或在大学演讲，总是以一个善良真诚的诤友的身份，对一些突出的问题很直率而中肯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韩素音常常对我说，中国要实现四化，不能忽视青年人的教育工作，“中国自 1976 年以后，已逐步走上正轨，发展是健康的。但现在有好些青年人就会发牢骚，看来需要加强引导，不要认为西方一切都比中国好”。她针对青年中有些人不了解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羡慕西方虚荣的生活方式，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她于 1979 年 10 月来上海时，应邀到上海戏剧学院做《西方和东方》的专题报告，其中就当前中国青年人的思想倾向作了深刻的剖析，并因势利导，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我陪同在侧，不禁佩服她敏锐的观察和循循善诱的言词，并深受启发。

韩素音对在座的青年学子强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搞四化，应该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西方人的技术我们要学，相互交流是好事。但是我们的制度、社会生活目的、志趣，与他们是不一样的。近来，有不少外国朋友跟我说 ：‘奇怪，我在西方看透了的，不要的，不雅的，下流的东西，为什么中国青年却在那里学呢？他们觉得很奇怪。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我们青年应该学好的不应该学坏的。因为这些坏的东西对中国社会，对四化，对中国的将来，都有很坏的影响。”最后她寄语广大学子 ：“现在中国正在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个很伟大的工作。让我们一起奋斗，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前进！”她在讲话的末了，接连用了两个“前进”，话语充满了感召力。

记得有一次，有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她介绍了人大会议期间，代表们发扬民主，对每项议案展开认真而激烈的讨论以及有人投反对票的情况，韩素音听罢，十分感叹地说 ：“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对外报道呢？你不宣传，小道消息、道听途说就会充满国外的新闻媒介。国外到现在还认为中国的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是‘举手机器，而事实上现在的情况转变了！”继而，她又说，“由于中国的宣传工作往往同行动脱节，使得在海外的留学生听不到国内的声音，他们都收听美国之音，看境外报纸，他们的思想就难免受这些舆论的影响。所以我感觉到，中国必须加强对外宣传力度，以跟上中国形势的发展。”

在一次次陪同韩素音探友和采访的过程中，这位诤友联系中国目前的状况，就会脱口说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对中国旅馆房价过高的问题，她在 1987 年就曾经向我提出过。在我的手头有一份 1987 年 5 月 15日由上海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编辑的《情况摘编》，我曾将她反映的一些问题用书面形式刊发其上。韩素音说 ：“中国现在的旅游价格涨得令人难以相信，有些房价比纽约的五星级饭店还贵，而服务质量并不见长进。许多游客回国后反映不好。要知道一个人回去之后，会对几十个朋友讲中国，如果中国只顾涨价，不比服务质量，不讲对外影响，那么势必将中国的旅游业排挤出国际旅游市场，而且还会大大削弱中国对外宣传的效果。”

韩素音在沪期间，多次与我提出了建立上海文化城的设想。她说，现在许多旅游者的兴趣已经从上海等工业城市转向内地中、小城市，甚至一些鲜为人知的偏远乡村。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应该构想出一些新方法以吸引游客。从历史上看，上海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中心城市，它具有发展成为国际性文化城的必备条件和基础，上海应努力向那个方向发展。关于她的这个倡议，我饶有兴趣地问道 ：“那么，你认为瑞士有什么可值得我们借鉴的吗？”她答 ：“就这一点而言，瑞士发展成为国际文化中心之一的成功经验，确实值得上海借鉴。具体到细节，上海可以搞每年一度的国际艺术节，吸引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和游客 ；还可以定期搞国际性的电影节，设立电影奖项。中国只需发奖品，不必发钱，因为外国人注重的是荣誉。诸如此类的国际性活动，必将给上海带来生气、财源和良好的宣传效果。”韩素音当年的这些建议和诤言，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大多已经被有关部门采纳并付诸实践。

素笺寄深情

从 1978 年始，直到韩素音晚年逝世，我和她之间常常有书信往来，前后有 16 封之多。而且她的来信，常常在落款处用“光瑚”的签名。我知道，光瑚是她的原名，她的父亲给起的。这些充满友情、洋溢温馨的信函、照片和著作，我至今仍然珍藏。她在 1987年初春的一封信中说 ：“我亲爱的陈一心好友 ：非常高兴收到你的贺年片，以及上海友协一些其他人士寄来的贺卡。你们都是我亲爱的朋友，我时常挂念你们，内心充满着真挚的情感。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明年 4 月能来上海，只为与你们再次相聚……”

是的，韩素音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感情，她曾经十多次到过上海，有时是一年来两次。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函中述及的 1987 年 9 月 10 日，我们在上海锦江饭店为她庆贺七十岁寿辰的那段难以忘怀的往事。那天晚上，韩素音和她的丈夫陆文星风尘仆仆，从北京乘飞机赶来，出席我们上海对外友协为她举行的 70 岁生日酒会。她还是和往昔一样，不施粉黛，也不涂口红，头发剪得很短，灰白色的短发使人显得很精神；虽然已经是年届古稀，思路却依然是那么的敏捷，谈锋甚健，机智中夹杂着幽默。性格开朗、乐观，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陆文星温和敦厚，言语不多，总是对我们微微地颔首，谦恭地笑着。

韩素音努了一下嘴唇，戏谑道：“他呀，性格正好与我互补。”一句话，说得我们都笑了。平时他们夫妇俩在洛桑（瑞士的一座小城）的家中，陆文星乐于料理家务，全力支持她的采访和创作。说起她的丈夫，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选边站”细节 ：原来，1960 年，陆文星拒绝领兵前往中印边境攻打中国，他坚定地说 ：“就是撤职我也不去！”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陆文星多次陪同妻子来到中国，夫妇俩为重修中印友好关系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均获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的“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老朋友相聚，是人的一生中最感到快慰的事。韩素音对我说，每次来上海，能与友人促膝谈心，她很喜欢这种不拘形式的自由交谈。是的，我每次见到她，总见她精力充沛，性格开朗，谈笑风生，而今晚的生日酒会，更使她高兴万分——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友人为她过生日，参加的有谢希德、李寿葆、杜宣、沈柔坚、程十发等。她和丈夫举起酒杯，与每位到场的朋友碰杯致谢。生日酒会气氛热烈，席间，韩素音指指身边的丈夫，对我悄悄关照说：“他的血糖高，不要给他吃甜食。”这个当儿，服务生端上一只特大蛋糕，那是专门为庆贺她的七十大寿而定做的。摇曳的烛光里，韩素音在众人一片“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双眸迸出了晶莹的泪光，她激动万分，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拿着刀叉，把蛋糕切成 12 块，然后在每个人的盘子里放上一块。虽然蛋糕是甜点，但她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她的丈夫不能不吃一块。于是，她切了一块最小的，用叉子叉到丈夫的盘子里，她的丈夫轻轻地朝她点了点头，看得出，在这样的温馨气氛中，夫妇俩都显得异常的高兴和激动。是啊，正如主人公的自传体著作《吾宅双门》中所云，虽羁身海外，然朝夕梦魂萦绕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虽有憾于自己的中外处境，但从来也没有失却对祖国爱恋的拳拳之心！

生日酒会的高潮是老画家程十发先生向韩素音赠送画作，画面上，有两个小童双手各自捧着一个硕大的寿桃，献给太上老君。韩素音欣喜万分地从程十发老人手中接过这轴画卷，她说，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我要好好保存！自 1997 年后，韩素音由于健康原因，年迈体衰，不能远行，她再也没能重返中国，但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变化。1998 年 2 月，我收到她从瑞士洛桑寄来的信函，函中提到，她因为年事已高，已经立了遗嘱，以安排后事，这也是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陈先生 ：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照片和您的良好祝愿。我一直非常忙碌，因为我已经 81 岁了，必须将遗嘱准备好，这样，在我离开人世时将后事安排妥当。我丈夫的身体亦大不如前，他现在在印度老家，不久将做第六次手术。我感谢您对我的长久友谊。尽管新年已过，我还是要祝愿您在 1998 年一切顺利。

您真诚的韩素音（签字）

1998 年 2 月 8 日于瑞士洛桑镇麦拓街 37 号宅中

诤友，就是能够直言规劝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是一生的财富，诤友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其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坦诚相见，对朋友的缺点、错误决不粉饰，敢于力陈其弊，促其改之。在我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民间外交生涯中，韩素音是我的一位值得尊敬的诤友。冯亦代说：“韩素音是个爱国者，她热爱她的祖国，她的一生所作所为即是这一片至诚的佐证。”

信哉斯言！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张 鑫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