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隐士略探

2014-11-24吕书换

黑龙江史志 2014年13期

[摘要]隐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征。它的产生极其复杂，有来自主观方面个人性情的原因，也有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因素。邦无道，或者改朝换代本应成为隐士得以产生的沃土，但有明一代的二百多年间，正史记载的隐士很少。即便如此，明朝的隐士还是在历史上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隐士；明朝；社会责任

引言

近些年来，隐士作为研究课题并不少见。在专著方面，最早的有蒋星煜先生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1），这是一部通论式的作品，作者分析了隐士的名称、形成的因素及其类型的区分，并从政治、经济、社会、地域、艺术等角度研究隐士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及意义，可读性很强。改革开放之后，关于隐士的著作逐渐增多起来，主要有聂雄前先生的《中国隐士》（2），贺宜的《隐士的胡须》（3），张南的《隐士生涯》（4），张立伟的《归去来兮一一隐逸的文化透视》（5），许建平的《山情逸魂一一中国隐士心态史》（6），王德保的《仕与隐》（7）等。其中前三部类似于讲故事，介绍了中国部分隐士的生活掠影，生动形象。后三者有对隐士的产生、变化，不同的隐逸形态的分析，还有从官本位文化出发，在中国古代社会，仕与隐、进与退是摆在士人面前必须择其一的、无法抗拒的必然选择。

在论文方面，学者们对隐士问题的研究则更多。基本偏重于研究魏晋以后，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有周相录的《遁归心灵宁静的港湾一一中国古代知识者的隐逸心态》、孙邦金的《论（周易）的隐逸思想》、王国胜的《隐士和隐逸文化初探》，这些都是把隐逸作为一种文化的嬗变，研究其心态的发展。也有从史学史角度来探讨隐逸传的，比如王营绪的《二十四史<隐逸传>》、朱子仪的《魏晋<高士传>》（8）与《中国隐逸文化》（9）和发表在2006年第3期《文学遗产》上一篇一百余字的札记《史书之隐逸传》。以上专著和论文，都是把隐逸作为研究对象，对隐逸思想的缘起、隐士隐居的情况、隐逸的影响和意义等方面进行探讨。从时间上来看，魏晋和唐朝时期的隐士被研究的较多，少有人研究明朝隐士。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明朝隐士只占小部分，而有明一代的二百多年间，也没有出现像陶渊明似的大隐。探究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对我们深刻理解这个课题有积极意义。

一、隐士的内涵和外延

隐士现象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抹独特的风景，二十四史中有十四部正史都为隐士做传，由此可见隐士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和力量，一直被统治者以及史家重视，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隐士的称谓也算是多种多样。

以“人”为描述中心的主要有隐士、处士、逸民、高士、高人、隐君子、隐者、幽人、幽子、幽客、处人、征士、逸士、居士、遗民、山人等，不同的时期称谓不同。《辞海》释隐士为“隐居不仕之士”，准确来讲是隐居不仕，有才学的“士”，即知识分子。“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10），名气越大，越有才学，越遁迹“山林原野”，越能被称作为隐士。但从广义上来讲，“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身在朝野，若有隐居的思想，也可以作为隐士，正所谓“大隐隐于朝”。那以“藏身之处”为描述中心，又可以把隐士分为隐于山林原野的，隐于市井之间的，隐于朝野之上的。纵观整个封建社会，隐于山林原野的不胜枚举。早有许由箕山脚下颍水河畔洗耳的矫情，也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正史中记载这种隐士的约占一半左右，数量之大，研究之多，不再赘述。还有一种隐士是不得已而隐，但迫于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仍然从事自己最热心的政治事业，他们发扬的是不合作的精神。比如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的“隐居”只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着最激烈的反清斗争。如若失败，有些专心著述，有些选择彻底隐居，或隐于山林，或隐于禅，这种隐士相比前者而言，更具斗争精神和不妥协的意志。另一种身为官思想却是隐的，身居要职却不问政事，遇事只会明哲保身。这种隐士对国家只能是有害无利，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从隐的目的来看，又可以把隐士分为真隐，假隐。或隐以求自我心灵宁静，或隐以求沽名钓誉。

二、明朝的隐士

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受儒道思想影响，孔子虽主张积极入仕，但也说“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隐君子式的大学问家老子，主张逍遥自由、不以物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隐居生活。

儒道思想的交织作用下，各朝各代隐居的原因多种多样。邦无道或者改朝换代，必是原因之一。但纵观正史记载，明朝隐士在整个封建社会隐逸之风中所占比重极少（详见下表）（11）。张廷玉的《明史》卷二九八《隐逸传》共收录12人，其中9人来自明朝前期，沈周、陈继儒和沈一元生活在明朝中后期。此种状况原因何在？

第一，从政治角度来看，与朝廷设律法禁止自命清高的士人“不为君用”而导致的社会不倡导有关。据载“明太祖兴礼儒士，聘文学，搜求岩穴，侧席幽人”（12），且颁布“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13）的法律，就连被世人称颂的隐士严子陵，朱元璋也并不以为然，他在《严光论》中说“古今经为奇哉，在朕则不然，……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今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朕观当时之罪人，大者莫过于严光、周党之徒，不正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14）明太祖对于隐居不仕的现象深恶痛绝，“朕闻昔之至智者，务志以崇身，专利济以名世，未见独善其身而为智贤者，安有怀大材，抱厚德，视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处者？”遇此现象朱元璋“皆诛而籍其家”（15）。这与唐宋的宽容政策极其不同，是造成终明一朝隐士不多的原因之一。

第二，从经济角度来看，与明朝商品经济发达，知识分子日益世俗化有关。“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固然令人心旷神怡，但追求超越世俗的精神生活和饥寒冻馁之虞，名位利禄之诱，不免相碰撞。黄汝亨在曾写道：

泉声咽石，月色当户；修竹千竿，芭蕉一片。或谈名理，时对佳客。清旷则弟蓄嵇阮，飞扬则奴隶原尝。萧然四壁，傲睨千古。此一境也。采薇颇艰，辟甪不易。内窘中馈之奉，外虚北海之尊。更复好义先人，守雌去道。食指如林，多口苦棘，风雅志趣既减，往来之礼务苛。此又一境也。两境递进，终归扰扰，半是阿堵小贼坐困英雄耳！吾与足下俱不免，故敢及之。（16）

此两难境界是士人必须面对的难题，而真正绝意仕途，选择彻底归隐的人其实并不多。正如王瑶先生所言：“尽管时代风气使得一般士大夫们都希企隐逸，但一个‘心迹双寂寞的真正隐士底枯槁憔悴生活，却不是生活在富贵汰侈圈子里的一般名士们和门阀子弟们所能忍受的。”（17）

第三，从文化角度来看，与王学在明朝的兴起有关。王学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人先天具有的向善的能力，即“良知”，它普遍地内在于每一个体之中。这种对自我的高度肯定，使明朝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存亡续绝的救世理想，自信具备扭转乾坤的能力。顾炎武就曾这么说，“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18）人称孙征君的清初三大儒孙奇逢说：“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所以与我者。为世间不可少之人。”（19）归庄一句话总结的好，“人人为逸民，谁与济时艰”。（20）虽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种现象，也有全祖望的“昔日夷齐以饿死，今日夷齐以饱死”（21）的嘲讽，但在我看来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难能可贵的。

三、小结

在明朝这一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士大夫阶层面对政治的黑暗，官僚宦官的勾结，甚至以夷易夏的绝境，没有得过且过的明哲保身，也没有事不关己的放荡不羁，更多的则是“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豪情。他们虽然对政治失望，但从不绝望，虽然不幸做了遗民，但从未放弃对政治的热心，对黎民苍生的救济，这种责任感，这种救世的理想，存道的信念正是我们应该赞扬的隐逸精神。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跳入桐水的卞随，抱石自沉于卢水的务光，虽信念有余，但不免过于偏狭。如果说竹林七贤以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肆意酣畅，笑傲江湖，让古人今人都叹为观止。那么有明一代甚或明清之际的隐士却以其务实的精神，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谱写了穿越历史长河的绝美篇章。

注释：

（1）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1944年出版，1988年上海三联书店重版。

（2）聂雄前：《中国隐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贺宜：《隐士的胡须》，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

（4）张南：《隐士生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l992年版。

（5）张立伟：《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6）许建平：《山情逸魂——中国隐士心态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7）王德保：《仕与隐》，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8）朱子仪：《魏晋<高士传>》，《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2期。

（9）孙适民、陈代湘《中国隐逸文化》，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年5月版。

（10）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霍建波：《正史隐士传考论》，《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