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炜

11月12日，为孙中山先生诞辰日，我们每年都要纪念。

一代伟人孙中山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谱写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曲。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博大精深，弥足珍贵。其中“振兴中华”的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最为核心的遗产。

孙中山学贯中西，具有世界眼光。他在自传中写道：自己“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其后，他兼习英文和中国经史之学，他自述“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苏，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所以他能够洞悉西方文明的崛起和中国近代以来的落伍，于是立志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他在《孙文学说序》中明确宣示自己的革命目标：“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孙中山的革命目标绝非食古不化的旧文人旧官僚可比，也非一味崇洋的假洋鬼子可比的。

1884年中法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孙中山萌生了“决覆清廷”之志，在多年探索酝酿的基础上，孙中山开始集结同志，团聚力量，组织革命团体。1893年，广州兴中会是孙中山亲手创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赫然以振兴中华为自己的旗号。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革命组织，孙中山担任会议主席，提议组织定名为兴中会，并规定以振兴中华维国体、挽救危局为宗旨。1895年2月，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合并，仍以兴中会为名，除了重申原先的宗旨以外，强调兴中会“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对于入会者的要求是：“心地光明，确具忠义，有心爱戴中国，肯为父母邦竭力，维持中国以臻强盛之地。”兴中会章程分析说，“中国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轻侮百姓”，“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此沦亡”。因此兴中会要联络四方贤才志士，寻求富国强兵，化民成俗的道路，最后达成振兴中华的目的。如果说，广州兴中会宗旨带有较多的反清的民族主义色彩，那么，此时的兴中会则吸纳了几乎所有当时盛行的维新改革主张，更加突出了振兴中华的目标。

其实，在孙中山看来，政治变革和非政治变革都是手段，只有在非政治变革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才义无反顾地用革命手段，以便扫清达成振兴中华目标的障碍。这就很容易理解1894年初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和筹划北上请愿之事。因为如果真的能够通过李鸿章这样的汉族大员实现非政治变革，实现实业救国，岂不是振兴中华的代价最小的途径吗？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的进言，几乎都是振兴中华所必须做的事业。如“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孙中山把这四者看作“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而要做到此四条，必须“仿行西法以求自强”，孙中山批评洋务派“徒为坚船利炮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当时李鸿章被世人看作是了解世界大势，致力于中国富强的一流人物。但是孙中山的上书，因为种种原因而吃了闭门羹，于是他进一步坚定了反清革命的政治变革的决心。

同样，我们可以理解，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之后，终于迎来了辛亥革命的成功，终于推翻了帝制，但是为了和平大局，为了维护共和新政体，孙中山却可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自愿任职中国铁路总公司，以期致力于铁路建设，为振兴中华做实事。当袁世凯倒行逆施之际，孙中山又挺身而出，发动二次革命。为了打倒军阀，他组织广东革命政府，推动北伐。同时，他又不顾病体亲赴北京，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并最后在北京赍志以殁。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软弱性或妥协性的体现，而恰恰说明孙中山的伟大情怀，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他不计个人得失，作了种种努力和探索，并且作出了巨大牺牲。最后还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真可谓百折不挠矣！

孙中山的理论探索从未停息，民权、民族、民生，三民主义中处处体现出振兴中华的思想光辉。

今天，当我们回顾孙中山的伟大历史贡献的时候，应该牢记他的“振兴中华”的思想，千万不可耽迷于“不断革命”的神话，以为只有政治变革才是唯一目标。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实现中华振兴。而振兴中华的任务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只有立足于中华文明之本位，展开世界性的视野，看到自己之不足，奋起直追，才会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