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东

摘 要： 邓小平对待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遗产和外国民主积极因素所表现出来的民主自信，集中体现在他的民主方法论上，内容包括民主发展道路上的创新方法论；人民民主运用上的系统方法论；民主制度完善上的改革和借鉴方法论，以及重大民主关系上的辩证方法论等等。正是邓小平的民主方法论，才使我国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没有丢掉社会主义民主传统；在苏东剧变后没有动摇社会主义民主信仰；在西方民主输出面前没有丧失社会主义民主阵地，反而在新时期开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民主。这是全球化背景下邓小平对我国乃至对人类民主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 民主自信； 邓小平； 民主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4-0073-05

民主自信是笔者针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民主输出而提出的一个应对性的概念，属于制度自信的范畴，表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坚定社会主义民主信仰而不排斥外国民主的科学态度，而这样的民主自信无疑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形成的。邓小平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时代，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从整体上进行升级换代的重要时代，在这个时代，我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转变。

社会主义民主是毛泽东留给邓小平的重要政治遗产。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而是在西方主导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我国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涉及到民主方法论。邓小平对待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遗产和外国民主积极因素所表现出来的民主自信，集中体现在他的民主方法论上，内容包括民主发展道路上的创新方法论；人民民主运用上的系统方法论；民主制度完善上的改革和借鉴方法论，以及重大民主关系上的辩证方法论等等。正是民主自信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的民主方法论，才使我国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没有丢掉社会主义民主传统；在苏东剧变后没有动摇社会主义民主信仰；在西方民主输出面前没有丧失社会主义民主阵地，反而在新时期开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所以，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就要在进一步增强我国民主自信的基础上坚持邓小平的民主方法论。

一、民主发展道路上的创新方法论

我国接触并认识民主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打开中国门户开始的，所以我国关于民主的知识不是从老祖宗那儿而是从西方那儿拿来的。在西方，不仅有资产阶级的民主知识，还有无产阶级的民主知识，经过历史筛选，我国选择了无产阶级的民主知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指导。邓小平民主方法论的信仰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

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这是在民主自信基础上邓小平民主发展道路上创新方法论的根本体现。这个方法论的核心是：走我国自己民主发展的道路，具体表现为：既不走前苏联时期“集权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走毛泽东晚年“大民主”的道路，更不走“西式民主”的道路，这实际上是一条民主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首先是从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开始的，由此推动形成我国民主的法治之路。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是怎样实现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选择了人治的民主之路，在晚年搞“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死路。“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 [1]272这促使邓小平在晚年选择了法治的民主之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活路。在这条道路上，我国民主才真正摆脱无政府主义和“街头政治”的羁绊，步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国才在新时期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国才有条件和资格在今天谈论并追逐中国梦。

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重点是摆脱前苏联体制的影响，由此推动形成我国民主的自主发展之路。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问题是怎样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道路？我国革命是“以俄为师”的，建国初我国实行的又是前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后来中苏对抗，但总体上我国走的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邓小平坚持前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但并不固守前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体制”，因而在新时期通过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调动基层以及人民积极性等一系列“民主”（放权）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前苏联体制遗留给我国的“权力过分集中”和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的问题，使我国逐步摆脱前苏联体制的影响，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苏联解体而我国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只有这条民主道路，才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民主发展道路。

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核心是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由此推动形成我国民主的“三者有机统一”之路。民主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问题是怎样借鉴西方民主？我国是民主的后来者，但也是旁观者，因此对西方民主看得最清，也最有发言权。邓小平坚持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是因为我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模式，这就是党的十六大提炼概括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政治制度模式。西方有三权分立，我国有三者有机统一，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设计，西方反对我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不是关心我国的民主，而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 [2]391而西方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所以西方越是这样，我国就越要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设计。

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最根本的是从我国民主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走符合我国民主发展规律的道路，因此坚决反对离开社会稳定谈民主、离开经济发展谈民主、离开人民文化素质谈民主，并认为离开这些谈民主必然走向民主虚无主义。这就是说，我国民主不发达是历史造成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民主事业可能发展进步得慢些，但绝不会后退，而且由于脚踏实地、符合规律，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人类民主事业的重大贡献。

二、人民民主运用上的系统方法论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内涵，在我国如何坚持和发扬人民民主？在邓小平看来，就是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在方法上就是系统方法论。所谓系统方法论，就是把人民民主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的民主，以体现人民民主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从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首先表现为经济民主的方法论。民主是政治范畴，但政治民主要以经济民主为基础，通过发展经济民主以实现政治民主，这就是经济民主的方法论。经济民主的方法论着眼于经济发展，而只有实现经济民主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在邓小平看来，实现经济民主，就是政治上放权，就是共同富裕的经济政策，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在新时期获得快速发展，就是得益于经济民主的方法论。“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 [1]284邓小平经济民主的方法论，是邓小平系统方法论的基础，目的是通过经济民主释放出来的巨大物质能量，为政治民主的发展进步积累和创造物质条件。

在经济民主的基础上发扬政治民主，这是政治民主的方法论。政治民主是民主的题中之意，但政治民主的核心是党的领导。邓小平反对把政治民主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认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2]266 但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2]341我国在新时期实行党政分开、建立党内集体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等重大改革，就是发扬政治民主。发扬政治民主核心是调动积极性，邓小平指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 [1]242如何调动积极性？邓小平又说：“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 [1]252在邓小平看来，政治民主的方法论不是把民主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而是还权与民，通过下放人民的自主权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就是政治民主。

发扬政治民主必须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2]144这是文化民主的方法论。文化民主的方法论就是在文化思想领域“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同上）。但文化民主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是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邓小平指出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2]336 但“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2]337 在邓小平看来，文化民主既要反封建，又要反西化，说到底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运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家统一和处理国际、党际关系等，是邓小平系统方法论的外延和扩大。邓小平运用谈判、协商和尊重地方自主权的方法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且主张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制度在同一个国家内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使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成为现实。在国际关系上，邓小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出“真正的不结盟”，提倡南南合作，坚持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方针，主张“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 [1]49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系统方法论的重要体现。处理党际关系也是这样，邓小平确立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同样是系统方法论的扩展。

把人民民主落实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进一步扩展到国家统一和国际党际关系上，这使邓小平的民主方法论成为系统的方法论。一方面，如果没有对人民民主的满腔热忱和真信真爱，就不会把单一的民主转化为系统的和科学（民主的全面性）的民主；另一方面，如果嘴上喊着人民民主，而实际上却不能实现民主的全覆盖，就证明是假民主。邓小平运用民主的系统方法论破解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内政外交上的种种难题，证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自信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

三、民主制度完善上的改革和借鉴方法论

自信是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对比而形成的情感意志表示，应该是比较的关系范畴。反映在国家政治制度层面，就是民主自信，它的参照物是自称为“民主国家”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民主优越感和民主霸权面前，邓小平既没有表现出民主的自卑，也没有表现出民主的自大，而是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自信，而自信的集中体现就是他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借鉴的方法论。

但是必须指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自信，首先面对的不是来自西方的“民主优越感”的压力，而是来自我国自身的“民主不够”的压力，这是根源于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僵化体制而又在毛泽东晚年得到强化，并在毛泽东逝世后，在我国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性压力。由于这个压力，使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路线实际上成为“民主”的改革开放路线。

所谓“民主”的改革开放路线，就是邓小平把“民主”看成是新时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追求。邓小平指出：“在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执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2]144后来又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1]176 “民主太少”和“继续发扬民主”，这是新时期邓小平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指明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追求。

因为“民主太少”而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是为了发扬民主，这就使我国的改革开放真正成为“民主”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民主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使改革开放成为我国发展进步的时代选择，主要依据是：第一，改革开放是为了发扬民主，这就把改革开放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历史主人翁地位紧密结合起来了，这样的改革开放必然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改革开放才能在新时期取得巨大成功；第二，改革开放是为了发扬民主，而不是为了垄断权力、制造个人迷信和实行政党独裁，这就和前苏联体制划清了界限，后来苏联解体而我国兴旺发达的事实证明：只有这样的改革开放才是我国发展进步的人间正道；第三，改革开放是为了发扬民主，这是发扬“人民”民主，而不是发扬“有钱人”的民主，这就和西方民主划清了界限，而后来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之所以不会在我国发生，就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改革开放才经得起西方民主输出的“冲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为民主开辟道路和指明方向，使民主成为我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主要依据是：第一，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实现经济民主，这使我国在新时期彻底告别计划经济体制而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实现经济民主的必然选择；第二，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开放实现政治民主，这使我国在新时期彻底摆脱个人崇拜和人治社会的樊篱而转向集体领导和法治社会的轨道，从而使集体领导和法治民主成为实现政治民主的前进方向；第三，通过文化体制的改革开放实现文化民主，这使我国在新时期彻底清除封建主义专制文化遗毒而转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成为实现文化民主的重要引领。

把民主和改革开放内在地联系和结合起来，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它使改革和借鉴成为完善我国民主制度的最根本的方法论。

从改革看，这涉及到国内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对待社会主义民主的科学态度。邓小平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1]237但怎样改革？他开出的药方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成为邓小平民主改革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实践内涵，使我国的改革成为群众自己的实践。邓小平后来总结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1]382同时，邓小平认为，改革就是放权、就是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成为邓小平民主改革方法论的根本依靠和重要抓手，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历史内涵，使我国的改革成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性活动。此外，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1]134这实际上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成为邓小平民主改革方法论的基点，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经济内涵，使我国的改革成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

从借鉴看，这涉及到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对待外国民主的科学态度。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 [1]256这指的是我国面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全球的开放，西方发达国家显然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因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技术和管理进步，也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政治进步。问题是必须有“制度自信”，这就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制度自信的核心是民主自信，所以关于民主，邓小平指出：“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 [1]220但邓小平讲的最多的和最为坚持的还是“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 [1]196。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就是在根本制度上划清界限，在具体制度上大胆借鉴，比如对西方的法治、人权、协商民主、任期制度、退休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的借鉴等等，就大大推动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经济民主的借鉴，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而这往往被人忽视，以为这是经济范畴而非政治范畴，因此与民主无关。实际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经济民主而一定要谈政治民主，那只会像前苏联那样，导致亡党亡国。

依靠改革和借鉴的方法论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现在已发展成为我国和西方的一个竞争优势，成为我国民主自信的重要源泉。这就是说，一方面，通过改革而不断地克服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之间的矛盾，以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成为增强我国民主自信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借鉴而不断地缩小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具体制度上的差异，以发挥后起国家的民主借鉴优势，成为增强我国民主自信的外生动力，这使改革和借鉴的方法论逐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战胜资本主义民主的科学的方法论。

四、重大民主关系上的辩证方法论

民主自信不是民主“纯粹”，而是民主的“社会关系”，这必然涉及民主的哲学方法论。邓小平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辨证论者，因此反对孤立地、静止地和形而上学地看待民主，在重大民主关系上，邓小平坚持辩证的方法论。这些重大关系是：民主和效率、民主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民主的改革和借鉴、民主和党的领导的关系等等。对这些重大民主关系的辩证把握，就是辩证的方法论，当然，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自信的一个哲学优势。

首先，民主和效率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而遇到的重大关系。在我国，处理民主和效率的关系，不是把民主和效率对立起来，而是统一起来。实际上，对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优越性的准确把握，就是对民主加专政、民主加集中、民主加法治、民主加纪律的辩证把握，这是优于世界上其他民主的真正的民主，是民主和效率的统一。在邓小平看来，我国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等，并不是因为它一无是处，而是因为它的民主和效率的不统一的根本缺陷。在这一点上，我国表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即表现出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的高效率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这个优势，第一，不能把发扬民主和加强专政、集中、法治和纪律等对立起来；第二，要牢牢掌握主动权，究竟民主多一点，还是专政、集中、法治和纪律多一点，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有时需要强调民主，而有时又需要强调专政、集中、法治和纪律等，关键是动态把握、适时把握和适度把握，但不管怎样，都要以民主为基础；第三，既要反对民主问题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又要反对专政、集中、法治和纪律等问题上的官僚主义、官本位、家长制和封建主义。

其次，民主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是遵循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规律而遇到的重大关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涉及到对民主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把握，表现为对民主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性理解和对经济民主基础性的唯物论把握，这是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民主的独特性民主，是民主的全面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邓小平立足我国国情，打破民主理解上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把民主解读为经济政治文化的“系统性”民主和必须首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的“民生性”民主，这使民主的全面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了。对民主的片面性和狭隘性理解，就是把民主简单地归结为政治民主，归结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等。在这一点上，我国民主具有全面性和基础性的优势，因此不会在西方民主输出面前，发生像世界上某些国家那样的“颜色革命”或“阿拉伯之春”，从而导致国家混乱、民不聊生和四分五裂。发挥这个优势，第一，必须注重民主建设的全面性、协调性和系统性，只有各方面的民主都得到发展，才谈得上政治民主的发展；第二，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的民主必定是经济民主，这是民主的唯物论，是民主的基础性建设和民主建设的重点，在目前情况下，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的方向：政府放权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第三，推进政治民主必须循序渐进，就是邓小平指出的：“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 [1]220

再次，民主的改革和借鉴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优势而遇到的重大关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还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必须通过改革和借鉴以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优势，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我国民主虽然不如资本主义民主发达，但我国的民主是改革和借鉴的，表现为对民主的渐进性、增量性、积累性的规律性把握，这是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民主的充满活力和自我完善的民主，是民主问题上的辩证法，是改革和借鉴的统一。邓小平不回避我国民主不发达的实际，也不回避西方民主发达的实际，他坚持从“两个”实际出发，采取了对我国民主坚定改革和对外国民主的坚定借鉴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国民主具有明显的改革和借鉴的竞争优势，因此不像以民主正统自居的西方某些国家那样，对本国民主存在的问题不理不睬，反而热衷于对其他国家的民主指手画脚，这实际上是民主不自信的表现。发挥这个优势，第一，必须充分认识改革和借鉴是后起国家的优势，离开了这个优势，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第二，改革和借鉴是传家宝，必须体现在对我国民主存在问题的大胆改革上，和对外国民主特别是西方民主的一些具体民主制度方面的大胆借鉴上；第三，改革和借鉴既顺应了社会主义民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也顺应了全球化时代国家间民主竞争的需要，因此必然常讲常新；第四，只有改革和借鉴才能增强我国的民主自信，才能使西方民主输出对我国不起作用。

最后，民主和党的领导是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独特性遇到的重大关系。邓小平反对把民主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认为这是西方的一个阴谋，因此必须对民主和党的领导进行统一性把握，表现为对民主的秩序性、保证性和责任性的把握，这是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民主的稳定性的民主，是民主和党的领导的统一。邓小平认为，在党的领导下发扬民主，才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176 在这一点上，我国民主具有明显的政党领导优势，因此不会像世界上某些国家那样，我方唱罢你登场，看似民主，实则祸国殃民，贻害无穷。发挥这个优势，第一，必须认识到民主和多党制没有必然联系，反而在共产党领导下更有利于发扬民主；第二，党永远不能放弃“领导”，否则就是失职，就是对历史和人民不负责任，因此也是对民主的不负责任；第三，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是把民主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我国就越要坚持党的领导，而越是坚持党的领导，就越要发扬民主；第四，发扬民主就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动摇。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2.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91.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