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北京日报编委、原理论部主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文史资料，实即“晚清民国史料”；近些年，又加入了“共和国史料”。

文史资料已出版多年，文字多达十几亿，乃是一部旷世的巨型文献史料。但我感到史学界对其价值的认识却很不够，利用就更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史资料尚处于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翦伯赞先生写的《史料与史学·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篇比较全面论述中国史料学的论文，所谈到的史料包括经史子集、甲骨文、汉简、碑铭、墓志、档案、宗教经典、戏曲、说部等许多项，甚至谈到了信函、账簿、报刊和传单，但却没有文史资料。已出版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史料学著作，虽或谈及文史资料，但多是一笔带过，对其价值的估计很不够。黄裳先生曾把文史资料称为“掌故汇编”，虽也不错，但给人估价不足之感。因为文史资料绝非一般随意信笔的掌故，而是郑重写出的史料。总之，文史资料的文献史料学价值确实被忽视了。

全方位存留史料

文史资料之价值被忽视的原因，也许与晚清民国的档案比较多有关。但实际上,档案的史料价值是不能替代文史资料的价值的。档案是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本，固然可贵，但毕竟不是“三亲”者专门记史，且时有零散之弊。文史资料则是“三亲”者即历史的当事人所书写的专门记史的文献，是历史的人证。这些“历史证言”，在切近历史原貌，还原和证实历史上，很多时候不仅可以和档案相媲美，甚至胜过了档案。比如，在反映历史的曲折过程和人物的性格、心态等方面，就不亚于档案甚至超过档案。所以，不能说文史资料的价值一定低于档案，而应该说各有千秋，可以互补。

我认为，文史资料应该在中国文献史料系列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谈中国文献史料学，应该有文史资料的一席之地。如果具体到“晚清民国史料学”或“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就更应该包括文史资料。忽视甚至弃用这一大宗史料，那将是一大损失。

甲骨文刚被发现的时候，章太炎先生认为是假的，后来知道了它的重大价值。敦煌文书国人一开始也不重视，后来知道是无价的宝贝。八千麻袋明清档案起先几乎要被当废纸来处理，后来才为它建立了专门的档案馆。我想，文史资料也是会经历一个从不够重视到高度重视的过程的。中国文史资料馆的落成，实际就是文史资料的价值开始被高度重视的一个表征。

历史是丰富多样的。有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外交史、文化史、教育史、科技史、艺术史、宗教史、民俗史等等；有一国之史、一地之史、一家之史、一人之史、一座寺庙之史、一座桥梁之史、一幅画作之史、一条道路之史等等。记载这丰富多样的历史有各种历史体裁，如通史、编年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大事记、地方志、家谱、寺庙志、民俗志、山水志、回忆录等等。

文史资料与上述记史体裁不同，它不是单一地记录某个方面、某种类别的历史，而是全方位地记录和留存史料，凡是值得记述的历史，凡是有价值的史料，都属于它的记录和存留范围。若想了解和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国家的宏观历史，还是社会方方面面的中观、微观历史，无论是朝廷政要、社会名流的史迹，还是三教九流、杂色人物的掌故，几乎都能从文史资料中找到有用的材料或线索。

可以说，文史资料是一座蕴含着无数矿藏的宝山，是一幅令人目不暇接的历史画卷。试问，以文史资料如此全方位地反映晚清以来的历史这一重大优点而言，哪种文献类别可以与之相比或替代它呢？

文史资料的具体性、微观性

治史如断狱，断狱要证据，证据重细节。有细节的史料是证据力最强的史料。这种史料即微观史料。没有微观史料，光有大事记，历史就好像没有血肉的骨架。

中国传统史书崇尚简洁，微观史料不多。尚书、竹书纪年、左传、春秋，细节都很少。史记、资治通鉴多一些，但在今人眼里，倘能再多些就更好。野史笔记里的细节多，但是否可信要考辨。民国以后盛行章节体史书，眉目虽清晰，也易于了解历史的大关节目，但细节很少，读后有空泛之感，必须参读相关史料才成。

文史资料的一个巨大优越性，就是它是一种强调写历史细节的文本，为揭示历史的真相提倡把史实写细，不惜笔墨，故文史资料具有很强的具体性、微观性特征。从文史资料那篇篇有血有肉的记录中，人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历史真相。

试举韩复榘被杀一例。蒋介石杀韩复榘，是民国史、抗战史上的一件大事，但一般史书都只有简略记载。文史资料的记述则相当详尽。如王一民《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的见闻》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记述：韩复榘被捕前，蒋介石曾质问韩复榘：“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毫不客气地回敬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没说完，蒋正颜厉色地截住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身旁的刘峙拉着韩的手说：“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下吧。”刘峙装着很亲热的样子握着韩复榘的手走到院内，对韩指着一辆早已准备好的轿车，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韩坐上后，刘峙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说时就把车门关上了。车里的两人分坐在韩复榘的左右，出示逮捕令说：“你被捕了！”韩起初以为这二人是刘峙的副官，看了逮捕令，才知道他们是军统特务。

关于韩复榘被杀的具体过程，孙桐萱《韩复榘被扣前后》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记述：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在被羁押的小楼里被枪杀。这天晚上七点，两名特务上楼说，何（应钦）部长请你说话，又问韩家里有事否，说：“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韩说：“我没有家。”随即下楼，走到楼梯中间，对特务说：“我的鞋小，有点挤脚，我回去换双鞋。”刚转过身，背后就开枪了。韩回过头，只说了声：“打我的胸。”就倒在血泊中。

这种对历史的具体细致的记述，不仅对历史研究有大用处，还可以为影视创作提供可信的历史情节。上述韩复榘被杀的细节，就被影视作品所吸纳。这有助于大众了解真实的历史。

文史资料与史实考证

文史资料对于考证史实很有用处。它可以作为考史的证据，帮助解决一些考证难题，即使难题不能完全解决，也是一种有益的参考。许多历史情况，“大路货史料”里难觅，或是不确切，但在文史资料中可以觅得相关的史料，得知确切的史实。

比如，西安事变情况复杂，涉及的问题和人物极多，要搞清楚西安事变全部、真切的历史殊为不易，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能说关于西安事变的问题都彻底搞清楚了。文史资料中有大量关于西安事变的史料。如孙铭九《与西安事变有关的思想准备》、应德田《西安事变之前的张学良将军》、王玉瓒《西安事变捉蒋的一些参考资料》、何克《回忆临潼兵谏》、宋文梅《拘留中的蒋介石》等，数量多达百余篇。这对研究、考证西安事变的诸多问题有极大帮助。

又如中山舰事件，史学界一般认为是蒋介石有意制造的，但学者杨天石以西山会议派邹鲁的“反间计说”为线索，利用档案、蒋介石日记和文史资料，写出了《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对此事件的起因提出了新说。此文被胡乔木誉为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文章”。杨天石曾著文说，他之所以能写出这篇文章，除利用了没公布的档案外，还与参考了曾扩情写的《蒋介石盗取政权和蓄谋反共》、《包惠僧回忆录》等大量文史资料分不开。

又如，关于行业神崇拜，正史里没有记录，文人笔记里也少见，但文史资料里却有不少。因为文史资料要记述行业史，这就涉及行业创始人问题，于是就记下不少行业祖师崇拜的情况。我写过一本《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史研究》，很多史料都是从文史资料里爬梳出来的。绍兴师爷崇拜谁为祖师？遍觅群书不得。查文史资料，陈觉民《绍兴师爷的兴衰》一文（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云：“绍兴师爷的起源，有人说是肇始于清朝雍正时候的邬先生。邬先生是绍兴师爷的祖师，这是越中老幕友所公认的。”由此知道了绍兴师爷所崇拜的祖师是何许人。

人物史料渊薮与人物心态史料

文史资料的内容，大量的是写人物的，它是晚清以来人物史料的一大渊薮，是反映这个时期人物面貌的可靠而真切的史料。

好的人物史料，一是要真实可靠，二是要真切鲜活。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记录魏晋风度的好史料，魏晋人物的音容、语言仿佛活在纸上。但其材料来源多为笔记杂书，非刘义庆“三亲”所得，故有些人物故事难说是百分之百的真史。历代正史中的人物史料，除司马迁等少数史家写得比较真切生动外，多数是干巴巴的，有的甚至像履历表。这与旧史书的体例有关。

文史资料里的人物史料，则符合“好的人物史料”的标准。即：一，真实可靠或基本可靠（当然，也有一些因记忆有误或观点原因导致不完全真实的情况）。文史资料的撰写者都是“三亲”者，他们有条件写出真史，在周总理“要真实，要实事求是”的号召下，他们更是立意要写出真史。二，真切鲜活。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史资料里有许多可以窥见人物心态的史料。

梁启超说，欲了解历史，须了解古人之心。确实，不了解历史人物的心态，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就是肤浅的。我国传统史著重记事，不重记心，留下的心态史料不多。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陈胜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都是反映历史人物心态、性格和思想的绝佳史料，但这类记载实在太少了。

文史资料是比较注重记录人物心态的，因而存留下了很多心态史料。这些心态史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心态史料的可靠性不同于一般史料，极为强调来源的可靠，换句话说，心态史料必须出自“三亲”者特别是历史人物身边人的手笔才可信，因为只有他们才最了解历史人物的真实心态。文史资料的撰写者正具备了这种条件。

关于存留“文革”史料

存史，是文史资料的主要功能之一。所谓存史，自然要存全面之史，而非片面之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都要存，正面、负面的历史都要存，这才是完整的史料。唯有如此，才能真实、完整地反映中华民族的历史，反映中华民族虽历经坎坷却仍然勇猛精进的伟大历程。

鉴于不少国人患有粉饰之病，畏惧“报忧”，故应特别强调文史资料应担负起存留中华民族坎坷历史的责任。这是民族大义，是向子孙万代负责。存留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史料，特别是存留“文革”史料，是体现这种民族大义的重要表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存留“文革”史料，应具有文天祥所表彰的这种正气。

近年来，为“文革”翻案的思潮颇为汹涌，“文革”史在一些人笔下已不是浩劫，而是一场“革命的狂欢”。这就需要正本清源，让世人了解真实的“文革”史。“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对这句古语，人们有多种解释，然在我看来，实也可以解释为：“欲乱中华，先灭‘文革’史”。倘若真的把人们的“文革”记忆都抹去了，“虚无”了，“文革”是一定会卷土重来的，只不过会换另一种形式而已。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文史资料的记史范围早已从晚清民国史扩展到了共和国史，怎么能不记述“文革”史？资政、育人是文史资料的重要功能，而“文革”史对于当代中国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怎能不下工夫记述？如今许多年轻人已不知“文革”为何物，或竟相信那真是一场“革命的狂欢”，老一代怎能不负起把“文革”的血色真相告诉后代的责任？

“文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如何了解“文革”？光是看《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看不大明白的，因为那里只有结论，没有史料。《文革简史》之类简括的史书也只能给人一个囫囵的印象。文史资料中的“文革”史料，则能告诉人们许多真切的“文革”真相。

对于“文革”的高层大事，党史学界记录的比较多，了解起来不算困难，但要了解中下层“文革”史，特别是底层微观史实，就离不开文史资料一类书了。

《同安文史资料》第25期有一组记录福建同安县“文革”的史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县的底层“文革”史是什么样子。如李蔡林《“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安的“文攻武卫”》一文，让我们看到了江青的一句“文功武卫”在南方边陲县镇发生的可怕效应；曾清泉《“文革”清队中汪前村的大冤案》一文，又让我们了解到“文革”中冤狱遍地，即使一个小村子也难逃厄运。

但不知怎么，现在文史资料中的“文革”史料越来越少了。难道真无事可记了吗？不。那漫长的十年浩劫，值得记述的事还不知有多少呢！对于“文革”史料，从舆论宣传上讲，应该宜粗不宜细；但从历史研究上讲，从史料学上讲，则应该宜细不宜粗，这是历史学及史料学的天性。文史资料不是报纸电台，不那么“敏感”，它具有存留“文革”史的天然优势。处理“文革”史料，应注意两个区别：一是舆论宣传和存史的区别，二是撰写“文革”史料和出版“文革”史料的区别。该写该存的要写要存，但不等于都能用于宣传，都适宜出版。总的处理原则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