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静

早年我读张爱玲，感觉张爱玲和她的文字，就是一朵海上花，字近人远。

中年以后，对文字更有通感，也因为生活，我突然就读懂了张爱玲。特别是她中年后的文字，我觉得更如她的生活：灰头土脸，落魄无助。小说中人物的奋力挣扎和寂寞无助，其实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最真实的张爱玲。

1961年，张爱玲在香港做编剧，给丈夫写过六封信，信的身份是“赖雅夫人”。其夫赖雅那时已经是美国过气的作家，中风瘫痪后，还得靠张爱玲养活。张爱玲是应宋淇之邀，到香港写剧本，赚取夫妇俩在美的生活用度。

为了赶写剧本，张爱玲已是急得眼睛出血。可偏偏美国出版社，还来了份退稿通知。民国才女，人过中年，又无子女，美国还有一个“老夫”要靠这少妻的一支笔“讨生活”。张爱玲一时间经济上大失预算，被迫接受“最有失尊严的痛苦安排”：向宋淇夫妇借钱过活。

更要命的是，张爱玲提前完成的新剧本，也没达到宋家的满意程度。1961年2月20日，张爱玲在信的末尾说：“暗夜里在屋顶散步，不知你是否体会我的情况，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人我可以求助。”

十天前，1961年2月10日，她还在信里向丈夫赖雅诉苦：“自搭了那班从旧金山起飞的拥挤飞机后，我一直腿肿腿胀。看来我要等到农历年前大减价时才能买得起一双较宽松的鞋子……我现在备受煎熬，每天工作从早上十时到凌晨一时。”

在我41岁那年的冬天，也几乎和张爱玲有一样的境遇：辞职做主妇，照顾晚生的两个女儿，写出的文章大部分遭遇退稿，物价不停上涨，生活拮据。所以读到张爱玲信中的句子“要等到农历年前大减价时才能买得起一双较宽松的鞋子”时，我一下子失去控制，泪水盈满眼眶。

写《传奇》的大作家张爱玲，苦命也不过如此。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