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

“我也曾因工作而获得过手抽筋的体验，不过不是数钱数的，而是打字打的。你看看我住的这地方，你看看我吃的这东西，你说说他怎么就因为我没钱借给他，就说我冷血呢！”小磊一手拿着他那磕掉了漆的手机，一手抖搂着那还粘着面渣滓的方便面袋子，张牙舞爪、愤愤不平。过后，他也着实为帮不了朋友的燃眉之急而内疚了一把。

打电话向小磊求助的是他的高中舍友。这位自高中毕业后再也没有过联络的同学，在一次同学聚会中记下了小磊的号码，打了这一次之后便再无联络。提起那次聚会，小磊已经期盼了很久，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他既没有获得可以谈心的女朋友，也没有什么可以交心的同性朋友。不知怎的，周围的女生自从变成女人之后就变得很现实。单位的男同事实在是太少了，用小磊同事的话说，这里的男人抱起了理想就养不了家庭，想要养家庭就得放弃理想。

同学会归来过后，小磊不但没有因为遇到老朋友而高兴，反而却低沉了一阵子。那天当他说出自己职业的时候，同学们的表情是充满羡慕的，小磊的内心也是充满骄傲的。“呀，这个职业太好了，坐着飞机、高铁来回跑，景区都不用掏门票。”“都说你们是无冕之王，小伙儿可以，厉害啊！”“现在骗子那么多，肯定没有人敢骗你吧？！”“啥时候也给哥们儿写个稿子，让咱风光风光”……虽说有些问题问得有些离谱，但这种被簇拥的幸福感让小磊感到了记者的身份带给他的光环。遗憾的是这种优越感并没有维持太久，“小磊小磊，你开啥车来的？让兄弟们见识见识呗！”。小磊的笑容瞬间凝固……昔日里分数总是徘徊在倒数的那位同学把脸凑过来，那满口的大黄牙和脖子上的大金链子闪到了小磊的眼睛。其他同学看到这样的情形也不甘示弱似的，纷纷爆出那后缀好几个零的年薪，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摆弄起身上的首饰来。整个饭局的话题围绕的全都是车子、房子、女子和票子。眼前的场景，完全不是他曾在心里勾勒的模样。哪里有什么美好过去的回忆、哪里有什么超越金钱的情谊、没有人谈理想、也没有人谈人生……从来不怎么碰酒的小磊在那一夜喝醉了，老同学那月光下的宝马让他的心碎了一地的同时，也被他吐了一车。那晚小磊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抱着老同学诉说着自己的各种不如意，他说他现在混得一无所有。老同学说：“谁说的，至少你还有脸来参加同学聚会。”自那以后小磊暗暗发誓，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再参加什么同学聚会。

这一年的9月，郑州的天气就像善变的女人，变化得让人有些琢磨不透。先是那能把人烤出油的烈日带来了大旱，后来干涸的大地迎来了连着下了一个多星期的连阴雨。

眼看着就快要迟到了，小磊一把从电动车的底座下面拽出湿漉漉的雨衣，套在身上，跨上电动车，新的一天就从这湿漉漉的空气中开始了。就在快要开出城中村大院的时候，从一旁窜出来个大婶，大婶一手拎着菜篮子、一手打着伞，屁股一扭一扭的，步伐不紧不慢、悠然自得。小磊急得忙按喇叭，可谁承想喇叭却不出声了，许是这几日放在单位门口淋雨淋的太久，某些线路连电了的缘故……

为了写每日的工作总结，加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小磊下班的时候，太阳也下班了。雨水不停地打在脸上，就算是开着车灯，想看清前方的道路也非常困难。小磊百般地小心可还是出了意外，马路上有一个因不堪负重被车流压出的坑，里面积满了雨水。小磊和他的电动车被这个坑撂倒在地，那一刻身旁的车流呼啸而过，坐在泥水里，看着从纸兜里掉出的没有编校完的稿子，终日里压抑的情绪像找到了突破口，瞬间泪水与雨水在脸上混为一体。那样的哭泣没有声音，就像他那个在危急关头，怎么摁也摁不出声响的电动车喇叭……回到家里小磊发现那扇关不紧的阳台窗户潲进了雨水，自己那攒了好久终得抽出时间清洗了的衣服，怕是要再洗一次了……

当记者就是这样，不分闲忙时，永远在漫游。风里来雨里去，不畏严寒，不畏酷暑。一到夏天，小磊就会被晒成“土著”。有一次小磊骑着他的电动车在街边上等一个采访对象，结果采访对象没等到，却等到了一堆“客户”。“师傅，去XX不去？”小磊错愕之后反应过来连连摇头，他们是把小磊当成拉摩的的师傅了。

记得前几年有人问他什么是“新闻理想”时，他曾不假思索地说：“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那一刻有阳光照在他脸上。而现在再次问到这个问题时，他沉默了，他有些茫然，原本他的理想和现实并不是对立的，可现在他有些想不明白，记者究竟怎么了，纸媒究竟是怎么了。

这样的困境在影响到了像小磊这样非主流媒体的记者的同时，也辐射到了曾经红极一时的主流媒体身上。前些日子，一篇《不干苦逼媒体，我去干公关了！》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各类媒体的朋友圈中，并被冠以“含泪推荐”、“泣血推荐”等湿乎乎的前置修饰语。媒体人苦吗？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疑问，但曾经，媒体人的确拥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南方系”一路成长为传媒标杆，与焦点访谈并列成为“中国媒体的良心”，《南方周末》更是被后人追封为“中国报纸当仁不让的精神指针”。而在体育和科技等更加开放的垂直媒体领域，八千足记的名头霸占着大街小巷书报亭的显要位置，人们期待着李承鹏和周文渊、董路隔空斗法；那时，“京城四大IT名记”甚至可以与雷军丁磊开个三人饭局，和李彦宏一起玩“杀人”游戏。那个时刻，媒体人初尝采编市场化的甜头。用原南周著名记者，现腾讯网总编陈菊红的话说，“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在新疆工作的南香红开始给《南方周末》写稿。凭借扎实的采访和娴熟的文字功底，一个稿子写下来，她可以拿到四五千块钱的稿费。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在新疆，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块钱，一篇文章的稿费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

有记者曾经这样描述该报上世纪90年代的工资，“钱发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下个月又发了。放在家里，一摞一摞的。”但“金子一样的日子”终有结束的一天，1996年，中国报纸出版种数达到历史最高值，之后便震荡下行。2000年后，伴随着“有文明以来最不可思议的技术创新”，媒体生态被彻底颠覆，“个人第一次获得实现其表达权利的技术经济基础”。在焦点泛滥的年代里，人们对信源和信道的切换几近秒杀，洛阳纸贵的故事鲜有听闻，媒体人的好时光结束了。.endprint

尽管走了“下坡路”，南香红每月还是能拿到2000多块钱的基本工资。工资虽不算高，但稿费相当可观。2001年，最多的一个月，南香红拿到了一万八千多元的薪水。反观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编辑仍然拿着每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那个年代的记者工资高，不存在生活压力；社会地位高，走到哪儿都受人尊敬。”一位2011年加盟《南方周末》的记者感叹，“所以他们可以做得很纯粹，当理想照进现实的时候，才不会被现实粉碎。”

小磊的单位里新来了个实习生，刚毕业的样子。下班后两人在拥挤的公交上不期而遇，小磊看着这个年轻人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两人在相同的站牌处下了车，不同的是，男孩拐进了附近的一个豪华小区，小磊却继续往前，走进了那个让他从未觉得自己属于那里的城中村。后来小磊了解到，新来的实习生每月拿着一千多块的工资，租着两三千的房子。穿的是名牌、带的是名表，人家的父母的投资力度，是把孩子当白岩松二代培养的。这个实习生显然是幸运的，有那样强大的后盾，人家的新闻理想理所当然是无比丰满的。小磊不禁想到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时的样子，那时的他装着人民币的口袋虽说常是囊中羞涩，可装着新闻理想的口袋却是满的快要溢出来了。还记得那是第一次参加采访任务，录音笔在手心里攥出了汗。采访对象是一位孤寡的贫困老人，老人由于年迈吐字有些不清。为了保证录音质量，在采访过程中，小磊举着录音笔的手臂抻得直直得，话筒在被采访者嘴边就没有挪动过，一个小时过去，胳膊都麻了，但心里的那种成就感，让他在回忆里已找不到当时的疼痛。小磊人生中的第一篇稿子变成了铅字被刊登出来，更让小磊高兴的是，那位他采访过的老人，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他觉得这一刻的自己才真正意义上有了价值。

身边有和他从事着同样事业的朋友，这个朋友的报社已经半年没有发过工资了。小磊先是为自己当初没有同他进入一个单位感到庆幸，而后内心又开始为纸媒的命运和前景担忧。身边也有做记者做富的，可那鼓鼓的钱包里又有几张钱是清白的。小磊的老同学在一家省级的电视台工作，有次过年这位同学到小磊家拜年，声势浩大地拎来了一大堆的礼品，小磊赶快推辞，这位同学告诉小磊别客气，自己每年快过年的时候随同节目组一路下去，就连扛摄像机的师傅都会额外地扛回不少“战利品”，红包什么的更是家常便饭。那时的小磊虽说向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他并不羡慕这位同学。因为他太了解这利益链条背后的事情。在他的意识里，早已把“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设为雷区，他深深地明白，如有逾越，必然会把自己所崇尚的新闻理想击的粉身碎骨。在他心里，理想就是他的灵魂，人没有了理想和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所以每当有同行看他人好，又怜悯他生活的拮据，想要带着他一起往“钱途”上走走时，他总是“不解风情”地拒绝。一来二去，身边的战友就更少了，但他坚信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世上定是有很多像他一样视新闻理想如同贞操的人。他认为，这十年来，让曾经的富有沦为拮据的力量是技术，互联网以及手机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报纸，就像胶卷一样，终有一天会进入博物馆。但新闻会像照片一样永远存在。他始终相信只要纸媒记者不断地学习，完善自我跟上时代的脚步，就不会沦为时代的弃婴。

这几天，当同事们都在因21世纪网的沈灏事件长吁短叹时，他只淡淡地笑了笑。他说，像沈灏这样的人，并不是因为媒体的衰落才导致他不得已走上这样的道路。这样的人，不配谈新闻理想，正是因为有这类的人的存在，媒体才有了向下的趋势。真正的新闻理想和金钱无关，这一生不论贫穷还是富贵，他的新闻理想就在那里，坚定不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