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

聂荣臻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国防科委第一任主任，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献身精神，排除许多压力和困难，为发展国防尖端事业倾注了无数的心血。马兰核试验基地作为国防科委的直属单位，从一开始就受到聂荣臻无微不至的关怀。

抓原子弹，成为聂荣臻的“命根子”

1956年10月，开完八大不久，中央对一些领导同志的分工问题进行了研究。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找到聂荣臻，在询问了其健康情况后，对他说：“中央设想了3个方案，由你自己选择：一是中央已经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工作，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因为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长，你过去搞过这个工作，仍由你来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

聂荣臻没有过多考虑，当场对邓小平说：“市长这个官我不想当，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有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聂荣臻想了想，又说：“军工生产与武器装备工作，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还是请中央决定吧。”办事历来果断、干脆的邓小平说：“那就这样定了，我上报中央批准后任命。”聂荣臻后来回忆说：“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就有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否则我们就将永远被人欺负。我当时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决心抓好这项工作的。”

不久，中央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党内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管科学技术工作。聂荣臻确定抓科学技术工作后，有人善意劝告：“你身体不好，这个工作很忙，千头万绪，又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麻烦太多，最好还是不要管这个事吧。”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艰难的任务。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早在1955年7月，中共中央就指定陈云、聂荣臻和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随着聂荣臻主管全国科学工作，以及陈云、薄一波的退出，抓原子弹便成了聂荣臻主要的工作之一。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主张让“两弹”研制工作下马的人强调苏联援助没有了，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仅依靠我国尚不发达的工业和科技力量，很难造出“两弹”；认为“两弹”研究花钱太多，主张把有限的钱用到常规武器上。聂荣臻则坚决反对“两弹”下马，他把“两弹”看成是“命根子”——国家的“命根子”。那些日子，面对激烈的争论，聂荣臻不断找人谈话，进行研究调查，结果更坚定了他继续研制“两弹”的信心和决心。1961年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报告说，争取3年至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有条件有信心的。这个报告进一步增强和坚定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心，毛泽东和中央有关领导都圈阅表示同意。

事情定下来后，聂荣臻仍然有点不踏实，他把坚决主张研制尖端武器的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人请来，请他们到有关单位开展进一步调研。这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向聂荣臻以及中央军委有关领导报告：“经过近一个月的仔细调查研究，我们认为，两三年内，最迟在1964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可能的。”

聂荣臻之所以坚持“两弹”的研制不能下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晚年回忆“两弹一星”研制工作时提到的“两个相信”：一是相信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二是相信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对于原子弹研制工作，聂荣臻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不止一次听到他说出“搞不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这样斩钉截铁的话语。

以个人名义给马兰基地“化缘”

核试验的巨大破坏力和放射性污染，决定了其试验基地必须远离人群，我国西部浩瀚的茫茫戈壁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试验环境。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建设原子靶场工程。7月中旬，军委决定撤销商丘步校组建原子靶场部队。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亲自交代任务，自1958年8月至1960年初，分别由张志善、常勇、张蕴钰等带队勘察选择核试验场区。第一次选择在敦煌地区，但经过勘察发现这里范围太小，场区离著名景区敦煌千佛洞太近，受地理、气象等条件限制，没有发展前途；第二次，向鄯善以南地区进发，直指罗布泊，基本确定了场区位置；第三次，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亲临现场勘察，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战严寒，斗酷暑，经过两年的勘测，终于选定了核试验场区和首次试验爆心的位置。

马兰，中国著名的原子城，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地图上还找不到。这里是中国唯一核试验场的生活区，因为在戈壁滩上傍着小溪而顽强生长的马兰草而得名，也是中国核试验基地的代名词。这里居住着为核试验工作的广大官兵、职工、家属，人数最多时接近4万人。

马兰核试验基地创建初期，正是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基地的生活十分艰苦。那时，基地人员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0.5公斤左右（主要是粗粮），还几次发生粮荒。由于没有新鲜蔬菜，缺少维生素，许多人患了夜盲症。但那时，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从来没有人叫苦。

当时，聂荣臻正生病住院，当他了解到国防科研机构和试验基地生活困难的情况后，非常不安，便指示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领导呼吁，尽快拨一批猪肉、鱼、黄豆、水果等副食品给国防科研单位，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科技人员。

陈毅去医院探望聂荣臻，闻听此事，当即表示：“这些人是我们的宝贝，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向军区募捐也加上我陈毅的名字。” 不久，中央给马兰基地调运来一些土豆、白糖，还有羊肉，帮助基地渡过了难关。这批物资运到后，聂荣臻亲自布置分配方案，检查落实情况。他还对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说：“连你在内，一两也不能动！”

首次到马兰，主持导弹核试验爆炸成功庆祝大会

1964年4月11日，在第八次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同年6月6日，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这是第一次核试验前的综合试验。在苏联撤走全部专家，拒绝提供样品、资料，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经过4年半的努力，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可以说是成功在望了。这年8月，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组成，由张爱萍任主任、刘西尧任副主任。9月下旬，张爱萍、刘西尧来到位于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传达了中央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决定。10月14日19点20分，原子弹被安全吊上矗立的铁塔。10月16日15时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天，聂荣臻聚精会神地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消息，得知喜讯，他一面向张爱萍等表示慰问，一面立即与周恩来通电话，互致祝贺。随后，他要秘书起草贺电：“爱萍、西尧同志：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聂荣臻1964年10月16日15时零3分。”

1966年10月，聂荣臻亲临马兰基地视察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核武器是将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后组成的一种具有实战价值的战略核武器。美国为使这两弹结合起来，花了十多年工夫。而我国在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之后，即1966年10月27日，便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聂荣臻亲临发射场主持试验。这次试验非常成功，载有核弹头的导弹，按预定轨道飞行9分多钟后，在靶心上空准确爆炸。

10月31日，聂荣臻风尘仆仆地来到马兰核试验基地察看爆炸现场。11月1日，在基地庆祝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大会上，他首先告诉大家，毛主席、周总理十分关心这次试验。毛主席专门听取了这次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作了重要指示，亲自批准了这次试验。他代表毛主席、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大家表示亲切问候和热烈祝贺。聂荣臻接着指出：我国成功发射导弹核武器，是特等重大事件，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世界，就连帝国主义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意义和影响是无法衡量的。聂荣臻殷切地希望基地认真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戒骄戒躁，争取更大的胜利。对基地的建设，聂荣臻作了充分肯定和表扬。他说：“基地的经历是不平凡的，在我们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年月，战胜了重重困难，在这个荒凉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胜利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试验任务，工作做得很好，很有成绩。马兰这个地方，已经建成一个小城市，又建起了现代化的机场。今后，不仅要继续完成光荣而艰巨的试验任务，而且要大搞工农业生产，把戈壁滩建设成为一个既是试验基地，又是工农业生产基地的美丽的绿洲，为党和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聂荣臻的讲话，给与会者以极大的鼓舞。

11月3日，聂荣臻又驱车几百里，专程到核试验基地弹着区，察看导弹核武器飞行试验投影点地区被烧成玻璃体的地面。当了解到这次试验与预定计划比，核弹头爆炸高度仅偏高约60米，爆心投影点仅偏400多米、偏右约500米时，他高兴地对陪同的钱学森、张震寰、李觉、张蕴钰等人说：“我们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能达到这样准确，核弹头和引爆控制系统设计得这样可靠，是很不容易的，真了不起，说明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天，戈壁滩上刮着五级风，气温在零下十几摄氏度，67岁的聂荣臻，露天给大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穿着大衣，戴着皮帽，站在放下档板的卡车上，兴奋地讲了将近半个小时。聂荣臻再次代表毛泽东、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亲切慰问和热烈的祝贺。他说，参试人员为了这次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发挥了高度的智慧。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是全中国人民的光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聂荣臻高兴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在听取这次试验的汇报时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聂荣臻还列举了基地在完成试验任务中的许多先进事例，使大家倍感亲切，深受感动。

11月4日，聂荣臻听取了基地领导汇报，5日离开基地。在基地的短短几天里，聂荣臻不辞劳苦，深入到部队、研究所、医院、子弟学校、服务社等单位视察，和基地的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广泛接触，对基地建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在视察中，他特别强调，基地建设要树立安家思想，把基地办成一个大学校。他说，只要有了安家精神，有了长期建设戈壁滩的思想，才能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把戈壁滩变成绿洲。

在视察农场时，聂荣臻在地里整整转了一上午。他高兴地说，这地方很好，要很好发展。并指示基地领导，现在打井浇地，将来一定要把博斯腾湖水引上来，充分利用湖水，开垦更多的戈壁滩。博斯腾湖苇子很丰富，要好好开发，可以搞造纸厂；不行，先搞成纸浆。聂荣臻还提出，基地要重视开荒造林，逐步做到每人两亩地、两亩林，这样才能在戈壁滩扎下根。在视察基地医院、学校和幼儿园时，聂荣臻反复叮咛，一定要把医院、学校、幼儿园办好，并兴致勃勃地为这些单位题词。当了解到基地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枯燥时，聂荣臻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在基地建立电影发行站。根据聂荣臻的指示，总政治部很快批准在核试验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分别建立电影发行站，享受大军区一级的发行待遇。这在全军是没有先例的。

再次到马兰，主持氢弹爆炸试验工作

早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之时，聂荣臻就明确指出，原子武器的发展有两条线：一是炸响，然后与导弹结合；二是研究氢弹。中国科学家在研制氢弹过程中，除了理论原理以外，没有任何实际资料可以借鉴，但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一种新的设计原理。1966年12月11日，中央专委会批准了新的原理方案。聂荣臻再次要求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12月27日，聂荣臻乘飞机抵达马兰核试验基地，次日，他在核试验基地主持了第五次核试验，也就是氢弹原理试验。当天12时，氢弹装置按计划爆炸，试验获得成功，实现了预定计划，核爆炸威力达122万吨TNT当量。下午，聂荣臻乘飞机在爆心1200米上空绕行两圈，察看了铁塔残骸和效应物受破坏的情况。

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在基地召集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于敏、周光召、方正知等科学家座谈。科学家一致认为，这次氢弹原理试验是成功的，这条路子走对了，证明氢弹设计原理是正确的，是中国氢弹技术的一项重要的突破性成就。下一步可以采用这个原理和已有的核航弹壳体，争取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爆试验。

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以后，聂荣臻信心倍增，高兴地说：“我同意诸位意见，这次试验是成功的，试验结果表明，新的原理方案切实可行，而且非常简便。下一步争取在明年10月1日前，进行一次设计威力达100万到200万吨当量的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在空爆的氢弹试验成功后，再研制用于导弹的氢弹核弹头。这些设想待我报告中央，做最后决定。”

回到北京，聂荣臻向中央专委建议，集中力量按新原理方案进行设计，争取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中央专委批准了他的建议。随后，聂荣臻再次召开专家座谈会，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1967年2月，在聂荣臻主持下，国防科委在进行试验的可行性论证后，决定将氢弹试验提前到1967年第二季度进行。聂荣臻向中央专委报告了上述设想。国防科委在与二机部、核试验基地、空军等单位仔细研究后，于1967年2月20日向周恩来和聂荣臻汇报了首次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建议批准在7月1日前进行这次试验。聂荣臻和周恩来同意这一安排。

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从1967年3月开始全面展开。这次试验决定采用轰-6型轰炸机为运载工具，空投带降落伞的航弹，预定在距地面3000米高度上空爆炸（俗称为机、伞、弹试验方式）。按照理论设计，氢弹的爆炸威力在150万吨至300万吨TNT当量之间。

1967年春，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承担研制、加工这次氢弹空爆试验任务用的训练航弹、降落伞等部件的协作工厂，先后发生夺权、武斗，乃至停工停产等严重问题。动荡的局势直接影响着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的进行。针对这一状况，聂荣臻在1至3月先后批准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4份特别公函，分别要求三机部、五机部、七机部及他们所属承担氢弹试验协作任务的有关工厂，必须保证所承担的协作任务顺利进行，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挠。聂荣臻亲自批准发布的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确实起到了特别的促进作用。这些工厂都按计划相继完成了所承担的协作任务。5月30日，聂荣臻向马兰核试验基地党委发出指示电：“氢弹空爆试验已进入紧要阶段。这次试验政治上、技术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项准备工作务必周到、细致，要慎之又慎，细之又细，万不可有任何疏忽大意。要充分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保证试验的成功和人员的安全。”正是由于聂荣臻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才保证了氢弹空爆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如期完成。

1967年5月，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的加工装配及试验准备工作全部完成。6月12日，聂荣臻再度出席中央专委会议，会议正式批准进行这次氢弹试验。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的目光又望向聂荣臻，他点将了：“聂老总，恐怕还是想请你去一趟罗布泊，可以吗？”聂荣臻干脆地回答：“义不容辞。”参加这次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和聂荣臻3人，此时已经被当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日子很不好过，自顾不暇。但聂荣臻对此毫不在意，他的心思全都放在了氢弹上。6月14日上午，聂荣臻来到西郊机场，叶剑英特意赶到机场送行。两位老战友的心是相通的，叶剑英说：“又辛苦你了。”聂荣臻说：“你在北京坐镇，担子也不轻。”

聂荣臻这次到基地主持氢弹试验时，身体状况不太好，有时还要吸氧气。到了基地，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询问空爆氢弹降落伞的情况。因为几天前的预演训练中，降落伞曾经发生过破裂。而此次空投氢弹，关键之一就是要确保伞的强度和正常开伞。技术人员答复，降落伞已经没有问题。聂荣臻还是不放心，又亲自去查看了那次预演试验时破裂的主伞情况，并向技术人员询问对备份伞的质量有无把握。当得到确切的答复后，他才放下心。

6月14日晚，聂荣臻不顾5个小时飞机的颠簸劳累，听取张震寰、郑汉涛、张蕴钰、李觉、陈能宽、程开甲等关于准备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当听说检查中发现技术上出现了两个小问题时，他一再询问，并说：“这些问题不要看成是小事，出起事来会变成大问题。规程上的工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了一道工序，就是个教训。”聂荣臻最后说：“现在大家很累了，要注意很好休息。这次试验与过去不同，有质的变化，休息安排不好，工作是搞不好的。”

6月15日上午，聂荣臻再次听取有关降落伞详细情况的汇报；下午，听取氢弹检查详细情况的汇报；晚上，听取基地各项准备工作详细情况的汇报。

16日下午，聂荣臻来到马兰机场，慰问在现场工作的科技人员，查看了试验用的氢弹实物；登上执行空投氢弹任务的轰-6甲飞机，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并勉励说：“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机组人员的答复是坚定的：“请聂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聂荣臻使劲握着机组组长徐克江的手，说：“好，好，我相信你们。”当天晚上，聂荣臻乘飞机到达现场指挥部，同张震寰、张蕴钰商量研究后，将试验零时定为17日8时。聂荣臻随即与北京的周恩来、叶剑英通了电话，报告了这边的情况。周恩来答复：“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6月17日清晨7时，聂荣臻乘车前往设在距爆心西55公里的白云岗指挥所。早晨的天空一片晴朗，试验场上，一切准备就绪。7时40分，聂荣臻再次分别打电话给周恩来和叶剑英，汇报了现场各项准备工作的最后情况，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鼓励。聂荣臻下令：“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

试验的时间临近了，徐克江驾驶的飞机由远而近。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但却没有投弹，调头飞走了。“怎么回事？”聂荣臻在掩蔽壕里用电话询问。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聂荣臻一贯是严格按科学规则办事的人，他认为飞行员的请求是认真、科学的表现，当即答复：“可以。”多年之后，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一是由于当时我的心情比较紧张，再加上受‘左的干扰，在飞机上要不断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我的注意力，所以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时整准时投下。”这可以算作是这个辉煌时刻的一个小插曲。

20分钟以后，徐克江驾驶的轰-6型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霎时间，天空中出现了两个太阳：一个自然的太阳，一个人造太阳。两个太阳在蓝天上并排高挂，令人叹为观止。随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人们从指挥部、从掩蔽壕内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这是氢弹冲击波的威力。接着，戈壁滩上升腾起一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还要壮观的伞状烟云。聂荣臻因为年迈，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跳出掩蔽壕。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中那个人造太阳渐渐演变成的蘑菇云。

在人们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聂荣臻没有盲目乐观，他催问有关专家，请他们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实现的核爆炸当量，够不够得上是氢弹级的爆炸？科学家们紧张地计算着，很快就报告说：“初步计算，核爆炸的威力在300万吨TNT炸药的当量以上，是氢弹爆炸！”最后测算的结果为330万吨。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没有发生任何人员伤亡。

聂荣臻立即向周恩来、叶剑英报告了科学家们的计算结果。周恩来在电话里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所有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叶剑英则代表中央军委向参试的指战员们表示祝贺。聂荣臻走出指挥部临时架设的帐篷，向守候在外面的人群挥手致意，转达了周恩来、叶剑英的话。11时，聂荣臻乘飞机赶回马兰机场，向徐克江机组全体人员表示感谢、慰问和祝贺，并同机组人员合影留念。6月20日，空军给徐克江机组记集体一等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之前试验成功，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公认中国已经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氢弹爆炸后不久，毛泽东高兴地说：“2年零8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对马兰人的殷切希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波及马兰。基地个别单位也搞起“四大”，成立群众组织，开始造反，影响了部队工作的正常进行。针对“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情况，聂荣臻早在1966年10月视察马兰基地时就明确指出，基地是试验部队，和机关、学校不一样，基地“文化大革命”要搞正面教育。聂荣臻的指示，在当时起到了稳定部队的作用。针对一些同志的唯成分论思潮，聂荣臻指出，不讲成分不对，搞唯成分论也是不对的。老一点的技术专家，都是留英、美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分差不多都不是工农，过去哪有工农能上大学的？对有贡献的科学家要采取保护政策。

针对基地一部分人存在的盲目排外的极“左”思潮，聂荣臻又告诫基地领导和科技人员，既要坚持自力更生，又不要盲目排外。聂荣臻说，苏联撤走专家，逼我们自己搞，这是好事。没有苏联这一手，我们不会发展这么快。所以毛主席说要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奖章。不能依赖外援，躺在外援上。但走自己的道路，并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要外国书籍，不要参考外国经验，不要参考国外技术了。那是蠢人，为什么不利用人家的成果！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聂荣臻在离开基地临上飞机前，在机场还在做群众组织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次试验的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做好。聂荣臻的这些指示，对大家教育很大，使大家在动乱中看清了方向。

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原因，粉碎“四人帮”之后，聂荣臻退居二线，不再直接领导国防科技工作。在1984年马兰核试验基地成立25周年暨我国原子弹首次试验20周年的时候，聂荣臻特意发来贺信，贺信中说：“基地的同志们在边远的戈壁滩上，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较艰苦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做出卓越的成绩？我想，这主要是靠你们对我国国防现代化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你们高尚的情操给千千万万同志树立了榜样，教育他们如何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以革命事业为重，以艰苦奋斗为荣，把青春献给人民的壮丽事业，将个人利益得失置之度外，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国国防建设、基地建设，乃至一切振兴中华事业的发展，都需要有这种高尚的精神！请大家回顾一下走过的艰辛历程，从中得出几点道理，以奋同志，以促后进，以育来者，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这也是我的祝贺之愿。”

1986年12月28日，在聂荣臻生日前夕，时任马兰核试验基地政委时许瑞忱和国防科委其他单位的一些领导同志，一起去看望聂荣臻。当时，聂荣臻虽已87岁高龄，但记忆力非常好，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视察时提出的实现每人两亩地、两亩林的要求。许瑞忱告诉聂荣臻，基地已植树100多万株，被评为全国、全军绿化先进单位；开荒种地1.6万余亩，大部分蔬菜可以自给，被评为全军农副业生产先进单位。聂荣臻听了十分高兴，勉励大家要更上一层楼。

聂荣臻用后半生的时间一直关心着祖国的科技事业，爱护着那些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关注着马兰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但对于自己的贡献，聂荣臻笑称：“我自己就是一个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他们的工作服务。”他在回忆录中说：“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否则我们就将永远被人家欺负。”正是在他的精心组织领导下，我国只用了5年时间就研制成了导弹、原子弹，继而研制成了氢弹，并为研制远程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大型计算机等高尖端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性贡献。（题图为今日已成为红色旅游景点的马兰基地）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