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桑

2010年5月，我和先生回去看望老头子，他时年63岁，他喜欢我们叫他老头子，还经常搬出纪晓岚的老梗，日：万寿无疆之谓老，顶天立地之谓头，经纶满腹之谓子。其实，他169厘米的身高只能算是立地，万寿无疆不过是个愿望。至于满腹经纶，还是换成满腹“唠叨”比较好。

那天晚上，老头子先抱怨了一会儿水果越来越难吃，又评价说当前的国际局势真乱，最后联系到了家里的电话。

他说：“也不知道是谁把咱们家的号码给卖了，天天有人打骚扰电话。”

我说：“你就把固话拆了吧。除了销售和骗子，根本没人打，每个月还白交月租费。”

老头子瞥了一眼放在沙发旁的电话，咂了咂嘴说：“还是留着吧，家里有个电话，才像个家。再说了，我还得拿它找手机，要不然，每天都不记得放哪儿了。”

我和先生都笑了。

老头子就是这样，嘴上数落你一万个不好，到头来，还是舍不得。老妈在世的时候，他天天说，就没见过这么懒的女人，早晚和你离。可是老妈病的那几年，他每天床头伺候着，生怕一个不小心人就走了，扔下我和他。

贵养小囡

说起家里的电话，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那时装一部电话的价格，等同于一部iPhone。平时都要用小方巾盖着，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先生说：“爸爸真是个念旧的人呢。”

我先生是台南人，在上海做生意。老头子还算比较宽容地接纳了他。老头子和我说：“我对他没意见，我是心疼你，台南那边规矩大，到时候委屈了你。”

我说：“我们又不是长住在那里，他生意都在这边的。”

老头子还是放不下心。2008年，我和先生在台南办了婚礼。离开上海之前，老头子和我先生说：“我们上海小囡，都是贵养的，十指不沾阳春水，嫁过去，你不要欺负她。家务嘛摆个样子就好了，不要让她真做。”

后来，婚礼之后回到上海，我给老头子放结婚录像，他看到我跪拜给公婆奉茶那一段，眼泪忽然就下来了。我问：“哭什么呀？”

老头子拉过我的手说：“我女儿哪里遭过这样的罪哦，那天我等不到你电话，就知道你肯定受委屈了。”

敬茶又没什么……虽然他有点矫情，但我心里还是有点难过。2008年8月8日是个举国欢庆的好日子。我早起梳头，拜过祖先拜高堂，礼服换了4套，妆补了N次，在一堆陌生人里，亲热地敬酒无数遍。

而疼我的老头子，一个人不吃不喝，守着电话到天亮。

·2009年，我给老头子买了部有答录功能的电话机，老头子很是喜欢。他的自动回答，好像只录给我一个人。他说：“囡囡啊，是你伐？我现在不在家。不是去锻炼，就是去买菜了，一会儿就能回来，听到‘嘟的一声，把你要说的话留下来好了。”

每次听到，我都会笑。我说：“你平时带上手机，哪还用我给你买这个？”

他说：“那东西对脑子不好。”老头子越老就越固执，他深信手机的辐射可以致脑瘤和各种恶性病变。

2005年，老房子拆迁，他搬去了北郊。固话的号码，他也不嫌麻烦地迁过去。那片小区太新了，直到2010年才有了人气。那一年，老头子在小区里出了名，他带领小区里一干阿婆孕妇奔走呼号，把已经动工的移动基站发射塔请了出去。

这一年，我怀孕。老头子要接我回家养胎。他喜滋滋地整理出客房，买了新被褥。不过，就算老头子拆了移动也没用。

第一胎，婆婆还是希望生在台南。

老头子的叹息

那是我先生第一次出轨。我大着肚子和他吵了架，他先是道歉，后来恼羞成怒，摔门而去。婆婆过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就和她哭诉了原委。

婆婆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要闹了，男人都一样。做媳妇的，忍一忍就过去了。”我的眼泪，瞬间就停了。我恍然发觉，有些亲情，是必须力透血缘才会亲密的。

那天晚上，我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听着他的声音，满心委屈涌出来，却停在嘴巴里。讲给他有什么用呢？他也只能是一个人陪着乱操心。于是我只和他聊了会儿天，说说台南的空气和水果。我们聊了很久，直到无话可聊。我在电话里静了一会儿，说：“我困了，下次再聊吧。”

他问：“那个……你还有什么话没说吧？”

我说：“没。”

他听了，慢慢地说：“养孩子啊，最重要的还是要心情好，闷了烦了，找我老头子说说话。”

电话挂断之前，我听到话筒里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他是在后悔，答应把女儿嫁得这么远吧。

女儿一岁的时候，我才带着她回到上海。老头子见到后，一直笑，嘴里念叨着；“养得蛮好。”

那天，我们去饭店吃饭。老头子喝了酒，话就多了。他拉着我先生说：“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你在台湾，我就没办法了。你要再敢欺负我女儿，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那大概是老头子这辈子，说过的最狠的话了。先生听了哈哈大笑，回程的路上却有些不悦：“都多久以前的事了，还和他说干什么？”

“我从来没说过。”

“那他怎么这么说我？”

我说：“等女儿长大，你或许会懂吧。咱俩走到今天，我不求你待我有多好，但我请你能像他爱我一样，爱我们的女儿。”

那时我的肚子里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先生一家期待会是个男孩儿，但我却有点怕，怕我刚刚一岁的女儿不会像我一样，被万般呵护地长大。

你还有一个家

2012年，老头子突发急性肺栓塞去世。人走得很快，没什么痛苦，我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后来11月的时候，物业转来一些账单，其中就有固话的月租费。先生看了，说：“电话怎么还没拆啊？又没有人用。”我说：“先留着吧。”

据说这座城市，每天有100部固话在消失。所以我总想把它保留得久一点，再久一点，让老头子的余温，尽可能久地，停留在越来越脆薄的人间里。

2014年，大女儿4岁，小女儿3岁。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先生几乎长年住在上海。先生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我舍不得把孩子交给保姆，早早退回家里做了全职主妇。

先生早已很少准时回家。他在外面做什么，我管不到。只要他踏进门，做好他父亲的角色，我们就相敬如宾。我知道很多人为我愤怒，恨我软弱，我也希望自己有揭竿而起的本领，可作为一个脱离社会已久的女人，在真正踩到实地之前，我不敢让两个女儿跟我一起冒险。现实不是韩剧，赌过一口气之后，还有真实的生活，即使它那么冷。

除夕晚上，先生带着孩子们放炮，我躲在卧室里，拨了那串熟悉的号码。铃声响了几声，就听到了老头子的声音传过来，连冰凉的手都发暖了。他说：“囡囡啊，是你伐？我现在不在家。不是去锻炼，就是去买菜了，一会儿就能回来，听到‘嘟的一声，把你要说的话留下来好了。”

老头子说得没错。有固话，你就在这个繁芜嚣躁的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家。

（摘自《女报·生活》2014年5月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