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

我的外公是一个离休干部，老革命、老八路，但是他非常让我苦恼，因为他经常被人请去听免费的健康讲座，由于讲座是免费的，他也十分乐于去参加这些讲座，但是他去了这些讲座之后每月经常买回数万元的所谓保健品，毫无疑问他在参加免费讲座期间被人忽悠了。

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尤其是像我外公这一代人很容易上当受骗。比如最近他跟我说又参加了一个免费培训，台上展示一种“能量环”，说戴在手上就特有能量，现场老人原本坐轮椅的，一戴上这个环就站起来了，当场放录像，说克林顿和乔丹都戴，为了照顾老干部，卖给他们只要八千八百八，我听后简直哭笑不得。

这些贩卖保健品的团伙往往拿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说值多少钱，那些去听讲座的老年人就很容易信以为真，他们并不愿意花时间去查询保健品的疗效是否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不愿意为搞清产品的功能花费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而愿意接受从“免费专家讲座”中所听到的种种理论。这可能是一代人思维的缺陷，他们乐意去接受产品需要钱的观念而不愿意接受知识需要付钱的理念。

保健品公司并不是这个模式的开创者，史玉柱很早之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史玉柱当年在搞软件的时候发现：在国外写出一套软件是可以赚钱的，如果拷贝了软件而不付钱会被视为盗窃；而在中国则不是如此，随着光盘的普及，盗版迅速成为破坏软件产业健康发展的毒瘤，由于盗版的泛滥使许多软件公司在无法获得合理利润的情况下，被迫倒闭或转型。在大量软件苦于盗版而无力发展的背景下史玉柱推出了一个叫做汉卡的东西。汉卡的本质是一种将汉字输入方法及其驱动程序固化为一个只读存储器的扩展卡，输入法的性质是软件，而汉卡却将输入法做成了硬件。正是由于硬件是一个实打实可以被看见的物品，汉卡被市场接受，而史玉柱也通过汉卡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回想一下如果当时史玉柱弄出来的不是汉卡，而是某输入法的软件，可以想象的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史玉柱很难通过贩卖输入法软件获利。

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不会给知识付钱呢？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中国人还是愿意去上大学缴学费的，但这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一种身份和地位。因为相比起知识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中国人更愿意为看得见的东西花钱，比如保健品和汉卡。保健品销售正是看中这一人性的弱点，以免费讲座为噱头，向老人灌输种种思想，达到销售保健品的目的。

其实做知识工作并不比农田或工厂中的体力劳动轻松。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要写好一篇论文，需要查阅大量资料，花费大量时间思考分析文章的内在逻辑，那种伏案工作的辛苦并不比在田间地头或是工厂干活轻松。由于知识分子所做的这种工作，在过去一段极左的岁月里被刻意贬低，导致社会产生了一种反智倾向。所谓反智倾向，就是嫉妒甚至贬低别人的才能，以及对勤勉、修养与智慧的不屑，具体表现在人们认为获取知识是一种非常轻松的事情，也正是如此，知识工作由于不像体力劳动那样需要流汗，所以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事情。

以我外公为代表的一代人，在遇到困惑的时候本能的反应不是去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而是愿意通过一些包装精美的传声筒所带来的免费讲座。其实最后什么都不是免费的，认识不到知识价值的一代人最后只能自己来承担教训。

（摘自《中国青年》2014年第12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