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谷风　鲍义来　王恽忠

当代书坛鼎鼎大名的启功先生，人所熟知。他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和古物鉴定以及文史音韵学上的贡献，更是国内外已有定评。我们相识半个世纪，往事历历，记忆犹新。后来他成为一位大名人，但是仍和普通入一样，有着一些有趣的言行和特殊的个性。这里仅讲述他生活上的一些侧面，可能有助于读者对他更深刻的认识。

坎坷“小乘客”

20世纪50年代是启功的中年时期，正是他的学问和艺术取得进步发展的时期，但不幸被错划为“右派”，随之而来的是降级减薪。同时他的母亲和姑姑又相继故去。祸不单行的冲击，生活的艰难，他便迁居到他的内弟章家居住——北京西直门内小乘巷B6号，两间阴暗的小南屋。幸有贤惠的妻子章宝琛在生活上的照顾，苦度时光。十年浩劫中，启功日子的难过，更不言而喻。到了运动后期，关心他的两位亲人，一个是老师陈垣，一个是妻子章宝琛，也不幸于1971年先后故去。从此启功成了一个孤人。家务无人料理，灶不生烟，病痛饥寒无人过问，令人感叹。

20世纪70年代，我有一次出差北京，去看望了启功。见其室内冷清，仅有几件破旧家具，卧室床前挂着一个镜框，上面是先生自书的《沁园春》一首，词曰：“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收拾起，一孤堆拉杂，敬待摧烧。”读罢令人酸鼻。这词是自赞呢，还是自嘲？每次见他提笔题跋金石书画，成竹在胸，一笔滔滔，书写流畅，文采精到，这样的本事没有十载寒窗苦功怎能做到？他现身说法的韵语，可谓醒世之言。他有两方“小乘客”印章，作为别号钤于书画作品上，表示其曾孤苦如僧、身处逆境“臭老九”的经历。

然而身处逆境，却并未夺去他做学问的意志，他取“坚净居”为室名，意为做学问要有坚韧性，清净能生智慧。此后，他以（《坚净居艺谈》为栏目，发表了一些论文。由陈垣老师生前为他题写的《启功丛稿》书签、尘封多年的书稿亦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随着拨乱反正形势好转，启功又开始了教学和写作生涯。

“送小儿入托儿所”

1976年夏天，启功旧病复发，卧床一星期。见我来到，起身交谈。我问：“已到中午想吃什么？”他指指搪瓷杯，说里面还有点馄饨，用开水一冲吃下去就行。我见暖瓶是空的，便去外面冲了开水。他将半杯馄饨吃了，边叹气边对我说：“旧病发作，体弱不能支持。”又指着书架上图书、碑帖说：“零乱成堆，无力料理，你来得正好，帮我整理运回去，捐给安徽省博物馆，了我的心愿。”我见他情绪不好，知是病体折磨，又无亲人照顾，一时感到苦楚。他的收藏是他一生做学问必备的珍贵实物、资料，收集不易，哪能随便抛弃？就劝他说：“我把书籍整理好，这次先带回去一两种捐给馆方，试看是否重视，以后再作处理。”启功连连点头，捡出《郁华阁藏墨簿》和（《谷园法帖》二件说：“前者是清代著名收藏家盛昱记载明代徽墨的专著，后者帖内有宋代合肥人包拯的手迹，两者都与安徽文献有关。”

我把这两件文物带回合肥，由于当时安徽省博物馆已改为“安徽展博馆”，馆领导对启功捐献不是太感兴趣，仅发给二十元奖金了事。我说：“启功捐献没有提奖金，待我写信征求意见再说。”启功回信说：“所示墨簿等拟付奖金，弟完全遂从，何能更有意见。此物本是愿得其所，今归博物馆，譬如将小儿送托儿所，不见收托儿费，反付奖金，安有不欣然接受者乎？一笑。”启功此信幽默，耐入咀嚼，他把珍藏文物视如自己心爱的小儿，捐献给公家保管，以物得其所，了此心愿，毫无计较奖金的意图。《郁华阎藏墨簿》是启功祖上所遗之传家宝，盛昱藏墨评为当时之冠，是著名的传世孤本。

启功后来走运了，我对他说：“启老，你当初幸亏没有把这些东西处理掉，现在起作用了。”他说：“对，你的眼光比我远，你能看到我将来走运，不简单。”我说：“这是我长寿的关系，我早死了，还看不到你走运。”

穷在闹市无人问

1976年唐山地震，我到启功家问候，他正安然无恙地在写稿。我问昨天的地震您有什么感觉，他说：“那时我已睡觉了，床跳动起来才震醒，我没起床，只见电灯摇摆，书架上东西落地。再有大震动，我睡在中间，四周砖墙向内倒塌，屋顶下盖，正好是一座砖室墓而寿终。”我劝他在院内搭防震棚，需用材料我处都有，昨天已支援李苦禅家搭了防震棚。启功摆手谢绝不用。看他对待地震并无惶恐不安的情绪，仿佛与外界搭防震棚热闹情景隔绝，他说：“听天由命，反省了操心烦神。”

话不投机，千金难求

凡是启功的朋友熟人，都知道他有个好习惯：只要他在家，求他挥毫，总是有求必应，欣然相赠，没有书家架子，也无市井习气。

1980年从通州来了一个姓李的青年人，到启功家，声称要为金禹民出版印谱，并带来一本册页，把启功家藏金禹民印章六方钤在册页上，还要启功题跋，没想到启功拒而不写。来者不善，该青年把册页前面十几页题词打开，指着张伯驹的说：“张伯老都题了，你为何不题？”启功很干脆地说：“我和张伯老交情深，就是张伯老叫我写，我也不写。”这使我感到意外。启功斩钉截铁坚决拒绝，那人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启功说：“此人不学无术，可能是卖假药的。”

随后，我去尹润生家，得知此人也将他家的金禹民刻印钤去了。我后来见到金禹民，他说，与李某素不相识。我将所闻转告启功，并称赞他不仅能鉴定文物书画，还能鉴定人，他点头微笑。

一朝成名遍地亲

自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书法热”上升，启功也时运好转，何止连升三级，那时的他已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顾问、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之后又名誉主席）、北京书法家协会分会名誉主席等等头衔一大串。随着他的知名度在国内外越来越高，书画收藏家和爱好者也都以得到他的墨宝为快，求字的如潮涌来，就是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endprint

启功年逾古稀，体弱多病，之后搬到了专家楼，前往求字的、请鉴定书画的仍是络绎不绝，使他苦于应酬。无可奈何之下，他只有采用挡驾法，在自家门上先后贴上纸条，如由医院医生写的“启功先生患高血压、神经衰弱，不宜会客，说话不宜超过十分钟，请见谅”。他本人也写“熊猫病了，请勿打扰”，但均不见有效。他又写“启功性命难保”，也未能完全奏效。于是学校在他家门上张贴公告：“启功先生每日上午教学、工作，概不会客。”仅收效一半。又增加医生证明“启功先生在医疗期间，不宜会客”，仍是叫门按铃不止，吵得邻居不安，他就写上“不要按铃，按铃也不开门”。有的来客求字心切，以为启功耳聋，就连续按铃不止，于是他还得打开门，热情接待，照写不误。诸计失灵，他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往哪里逃呢？当然以上宾热情接待之处很多，公私方面都会把他当作“国宝”照顾好的。

安徽有人慕名去北京向启功求字，找我介绍，我深知启功被扰之苦，遂婉言谢绝，说去北京不易见到他，也不知去处，有的专访者住了十天二十天也未见面。但是，凡赴京见到启功的，都满意而归，并带回给我问好的口信，还说他与我是患难之交。

1968年隆冬，我去北京有事找启功，先打电话预约登门拜访。到了他家，其侄媳妇说；“启老去医院看病，请您稍等就回来。”看到他的书房、会客室的画案、书架上图书整齐，窗明几净，与“小乘客”时代大不相同，令人欣慰。等了半小时未归，我起身说下午再来。走出门外，正好迎面遇到启功回来，他一把拉住我说：“走，到家去，今天咱俩唱‘二龙戏珠。”他说，近来因感冒引起咳嗽耳聋。我说：“虽然许久不见，也知道您的艺术活动和生活蒸蒸日上，老朋友都感到高兴。”他说：“确实走了一点时运，但远不及那些走邪运的。目前艺术品商品化，国外拍卖时入画的经济价值，超过宋元名家作品几十倍，这不是走邪运吗？”我感到确实好笑。谈笑中不觉已到中午十二点，他说：“别走，我们开罐头吃快餐。”于是，大碗小盘端来许多，日本、东南亚、港澳台寄来的各种食品都有，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不由联想他在“小乘客”时，从来没有这么多“亲朋好友”。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朝成名遍地亲”，世态炎凉，也不足为奇。

一字千金“讹人”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于1987年夏来安徽鉴定书画藏品，鉴定组成员的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诸专家先到，启功因事随后到来，省文化厅和博物馆领导到机场迎接。启功下飞机后东张西望，问石谷风来了吗？赵馆长迎上说，石老出差开会很快就回来。事后转告我说：“启功下飞机就找你，可能有什么事。你去稻香楼看看他。”晚间我去了，问有何事，答曰：“相见亦无事，不见又思君。”我俩会心一笑。

那一次，每天到博物馆库房鉴定书画。中间休息时，我俩到展厅后面园林中散步，问他经常到各处开会很忙吧？他说：“选择参加。前年在绍兴召开中日联合举办兰亭盛会，我去参加并有当场挥毫的节目。大家谦让要我先写，我岂敢在右军门前弄斧，由于大会主持人安排，只好逢场作戏，拿起大斗笔，在四尺宣上，大书一个‘鹅字，落款‘启功书。钤印时，场上有人愿出一千元征购。主持人问我如何？我回答由大会处理。随之又有日本朋友要求同样写一幅，盛意难却，只好听从主持意见再写。其他人也要写，我搁下笔说：‘一字值千金这是‘鹅（讹）人，不能再写了。”他又回想当年“臭老九”时期的旧事道：“在琉璃厂书画店卖字时，把我写的字条一幅，标价二百五，多么缺德，不多不少正好是二百五呀（俗语半调子）。”我说：“你如今一字值千金，超过王羲之了，也是正在走邪运吧？”引起他哈哈大笑。

老朋友们都说他“不玩笑不谈话”，我也有同感。启先生富有传奇色彩，加之语言幽默，常令人忍俊不禁。他言行诙谐，举不胜举，可以解脱忧愁烦恼，所以长寿。幽默是他的诗文韵语和艺术创造力的灵感。

（摘自《人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