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树东

在小说世界中坚守精神高地——《小说林》2013年小说代表作扫描

◎汪树东

2013年的日历又翻过去了。站在2014年的新年起点上，回望刚刚逝去的2013年，我们会有什么感想呢？从时间上看，无非是地球又绕太阳运转一周而已，大地上的众生依然在阳光的催促下忙碌着生，忙碌着死。2013年里，放眼世界，斯诺登导致的“棱镜门事件”一时间引爆了全球舆论，世界各国纷纷指责美国的不义；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则让生活在承平日久的民主世界里的人民对独裁暴政再次口诛笔伐；超强台风海燕横扫菲律宾，让上万人瞬间香消玉殒，大自然似乎再次向人类警告不能过度地放纵，而南非反种族主义战士曼德拉的去世，又一次召唤着人类的良知。2013年里，瞩目中国大陆，这里依然纷纷扰扰，新一届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出现再次点燃了国人对深化改革的殷切期盼，“中国梦”一时似乎成为全民的精神兴奋点，而中日钓鱼岛口水战、“李天一案件”、“薄熙来案件”、覆盖大半个中国的雾霾、年内再次暴涨的房价等等，更让国人不由得兴奋中夹杂着恐慌，沉醉中弥漫着焦虑。2013年里，披览中国文学动态，年产三四千部长篇小说似乎再次印证着文学大国的不凡气度，莫言文集乘着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到处抢滩登陆，著名作家贾平凹、余华、韩少功、阎连科等人纷纷推出长篇新作，更不用说全国那么多文学杂志总是满满当当地填满了版面。2013年里，《小说林》还在埋头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勤勉踏实地连续推出好作家好作品，“年度新锐”栏目执著于推介重要的中篇小说，“先锋之旅”栏目则侧重于小说的先锋探索，至于短篇小说、小小说依然是重点戏。值得一提的是，第5期、第6期分别推出了两期“黑龙江省中青年作家小说专号”，算是对黑龙江本地作家的集中展示和重点扶持。回顾2013年《小说林》发表的这些小说，对底层人民的苦难命运的深情眷注依然是主导，与之相颉颃的是对当前欲望众生的犀利批判，这无疑体现了作家们对现实的感应神经是敏锐的，道德立场是坚定的，在小说世界中他们还在坚守着精神的高地。

文学总是倾向于同情弱者，执著于发掘弱者的坚强人性。底层人民就是当今社会的弱者，他们的遭遇总是牵动着良知未泯的作家的心。关注底层人民的苦难命运，描摹他们的坚强品格，无疑是2013年《小说林》中的许多小说代表作不约而同的取向。

冉正万的短篇小说《路神》（原载2013年第2期/《小说选刊》2013年第4期转载，入选《2013中国短篇小说精选》）是以一种长时段的眼光来回顾一个底层农民的坎坷一生。小说主人公文久良出生于偏僻的南方农村，他小的时候，村民们还信仰各种神灵，他父亲刚好是用木头雕刻神灵的，因此全家在村子里还受到尊重。文久良是家里的独子，前面有五个姐姐，从小他就在姐姐面前非常淘气，成年后还要逃婚，把父母气得要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革命风暴横扫一切，小村子也不再请神。三年大饥荒时，父亲、三姐、三姐夫等人相继饿死，文久良娶的媳妇新婚之夜因为吃多了撑死。后来直到四十二岁，文久良才在路边捡到一个女人做媳妇，生下唯一的儿子文家灰。但也好景不长，媳妇不辞而别，儿子长大成人后，也离开了家乡，到沿海去打工了。年迈体弱、留守农村的文久良希望儿子回家看望一下自己，以解相思之苦时，就只能在路中间埋下一个路神，希望路神能够带信给儿子，结果自然是失望。最后，小说写到文久良决定进城去寻找儿子，但到底前途如何，不得而知。

读罢该小说，我们不得不再次为中国这片大地上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而仰天浩叹。像文久良这样的农村人，就像一粒沙子一样，被各种力量拨弄着，苦难成了生活的常态，却没有抵御它的精神力量。那曾经暴虐的极左政治革命，那至今依然鼓荡的经济建设大潮，对于像文久良这样的底层人民而言，往往都是祸多福少。面对种种苦难时，他们除了像余华《活着》中的福贵那样机械地忍耐，又有何良策。他请的那尊路神，在现代文明掀天揭地的巨浪面前，简直就像一片树叶一样，自身不保，更何谈度他过劫波，了却其夙愿。该小说纯以平铺直叙的笔触缓缓展开主人公的人生苦旅，因此让读者不由得在淳朴的阅读感受中为中国底层人民的悲苦命运洒一掬同情之泪。

而与《路神》展示出底层人民的弱者身份不同，杨恩芳的短篇小说《继父》（原载2013年2期/《小说选刊》2013年第3期转载，《中华文学选刊》2013年第5期“佳作点评”）聚焦于“我”的继父形象，塑造了一个具有崇高人格的底层人物形象。文革爆发时，“我”的父亲英年早逝，母亲不得不一个人抚养五个儿女，还要养活两个老人，生活陷入极度窘迫中。继父不怕“我们”家的困难，带着三个孩子，和“我”母亲一大家组成一个新家庭。随后，继父对亲生子女和继子、继女一视同仁，和母亲一起孝敬老人、抚养孩子。在子女成家后，继父又和母亲一起帮助子女抚养孙子、孙女。继父和母亲相亲相爱，生死相依，成就了难能可贵的人间真情。就像小说开篇所说的，“从继父到父亲，有一段艰难漫长的认同转换；血与水的交融化合，需要用生命的全部情爱来完成。”的确，继父就是一位理想的中国父亲形象，他一辈子是为了儿女而活，对子女的无私奉献升华着人生境界。小说结尾时写道：“九十寿宴上，老父亲依然穿着鲜红的唐装，银发闪亮，须眉曲卷，笑起来，一口牙齿依然饱满洁白。曾孙们笑闹在他膝下，向他献上鲜花，我们八姊妹，整齐排成一字，深深地对老父亲鞠躬致敬！”这简直就是中国文化最崇拜最理想的生活画面！也许对于绝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人生的终极目的的实现了！当然，该短篇小说存在着较明显的艺术欠缺，例如过于平铺直叙，缺乏曲笔，少有艺术韵致，但洋溢其间的民间伦理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艺术上的欠缺。

至于蔡楠的小小说《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原载2013年2期/《小小说选刊》2013年第9期转载）则聚焦于中国底层人民的好人好事，讴歌其善良和坚韧。轻舟原来是个纤维布厂的工人，和妻子育有两个儿子轻清、轻亮。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因为患有类风湿关节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结果双腿瘫痪，养家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妻子蓼花的肩上。蓼花非常坚强，不但借钱在白洋淀包一块苇地，办起了小鸭厂，而且还要到纤维布厂去打零工。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儿子轻清不幸脑子意外受伤，变成了一个傻子。轻舟实在不忍自己成为妻子的负担，就吞药自杀，结果又被妻子救活。轻舟劝妻子和自己离婚，带着儿子另嫁。蓼花考虑再三，和轻舟离婚，但带着轻舟嫁给了纤维布厂厂长温泉。婚后，这个奇怪的家庭过得很和睦，蓼花因为带着前夫出嫁，还成了当地名人。也许在常人看来，这有违人之常情，但底层民间的道义也许终究能够化解嫉妒等人之常情，这也正是人性的希望所在。

而张建祺的短篇小说《斑鸠》（原载2013年5期/《小说选刊》2013年第11期“佳作搜索”，《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2014年第2期转载）无论是从思想立意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堪称佳作。该小说写的是刑满出狱人员是如何重新融入社会的。小说主人公圈子原来大概是个街头混混，从监狱里出来已经三十多岁了，家中老母亲重病，瘫痪在床，他在朋友开的社区麻将馆里帮忙。正当他打算和原来的狐朋狗友合伙去抢银行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淑娟是个农村人，丈夫原来开货车出车祸死了，留下她一个人带着个四五岁的聋哑女儿，靠卖烀玉米为生，她希望嫁个城里人生活下去。谁知圈子和淑娟几次接触后，居然非常高兴，最终扔掉了自己珍藏的手枪，也不再想着去抢银行，愿意和淑娟一家过上踏踏实实的常人生活。原本可能会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的刑满人员就这样被朴实的生活、稳重的人性争取了过来。该小说的选材体现了作者较为独特的生命眼光。像圈子、淑娟这样的人物都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往往被人视若无物，弃若草芥，但在作者的人道眼光看来，他们照样是值得珍惜的可贵生命。因此在作者笔下，圈子从对社会不满，试图再次铤而走险、踏上犯罪之道的刑满释放人员，到终于能够接受他人、接受生活，回归平凡人生的正常人性的过程，被作者描摹得丝丝入扣；而淑娟这样一个辗转底层、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存的人物，也展示出了难得的人性尊严。此外，该小说还值得称道的就是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极富有艺术魅力的细节描写，小说结构也非常精巧。

底层人民终究是更为贴近大地，被生活的苦难所压，也更容易呈现出人性的淳朴稳定的一面。至于更多的芸芸众生，往往更容易被欲望化、世俗化的时代风潮裹挟，丧失人性的淳朴稳定，展现出人性的飘忽、卑俗乃至凄厉的一面。这也正是2013年《小说林》的许多小说代表作关注的另一取向。

吴文君的短篇小说《上肢》（原载2013第1期/《小说选刊》2013年第2期“佳作搜索”，《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2013年第5期转载）叙述的就是一个有点儿凄厉的人生故事，把那种人生若梦、飘若浮萍的焦虑感、虚无感写得痛彻心扉。女主人公蒋倪出生的家庭不和谐，在母亲病死后，才十五岁的她就离家出走，到五湖四海去闯荡。期间她曾结婚，生了个儿子，但离婚后儿子被丈夫带走，三十六岁时她又孤身一人回到老家，一边在同学开的旅行社上班，一边照顾年迈体衰的父亲。她和伍京堂相识，但总是感到他和自己存在着一定的心理距离。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又认识了比自己小很多的在艺校工作、拉大提琴的果宁。在得知果宁想到巴黎去参加音乐节，但钱不够时，蒋倪便把自己好不容易积蓄的七万元钱送给他，果宁则报之以真挚的爱情。当果宁去巴黎参加音乐会时，伍京堂来电话让蒋倪去金华见他，谁知路上发生了车祸，蒋倪命丧黄泉。

就这个故事本身而言，虽然有问题少女的离家出走，有男女两性间暧昧的情感冲动，有蓦然而至、令人猝不及防的死亡等等，都斐然可观，但还算是较为常见甚至是俗套的故事。真正提升了这个故事的艺术境界的，是该小说的开篇和结尾。开篇讲的是一家人体博物馆，展览品中有一只上肢，那就是因车祸死亡的蒋倪的上肢。结尾则宕开一笔，把读者的想象力带到2051年，曾经接受过蒋倪帮助的果宁带着他的小孙女来这家人体博物馆看展览，而早已成为音乐家的、白发苍苍的果宁把那个“上肢”称为“我们的手”。开篇和结尾就像完整的画框一样，把一个庸常的人生故事加以特殊的陌生化、艺术化，一下子使之获得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正常人身上的一只手会无动于衷，但是当我们看到一只手被处理为一个器官标本，悬挂在画框中，像艺术品一样召唤着人们的注意力时，我们几乎注定了大惊失色一样。一个鲜活的生命死去了，几十年后，它的一只手还作为人体器官的“上肢”标本被悬挂在人体博物馆的橱窗里；随着世易时移，这个世界已经彻底遗忘她了，但又有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带着一腔深情注视这只手，并称之为“我们的手”。此中该有何等样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命信息啊！这里又渗透着作者对生命的何等样的悲悯、执著、幻灭的复杂情感啊！小说结尾这样写道：“上肢一动不动，仍保持着她一直以来的姿态，指尖并拢，柔和地往下垂着，但其实不是，她感觉得到，——真令人惊奇，她仍有感觉，在恒久不变的风速中不易觉察地震颤了一下。随后，痛感像电流一样通过指尖传向虚空。”这真是大道无言式的震撼！因此，可以说，该短篇小说的主体故事体现的还只是一般小说作家的叙事才能，但开篇和结尾却展现了作者不同凡响的诗人特色。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独特艺术力量一定是来自作者心中那极为敏感的生命意识。

袁炳发的小小说《死党》（原载2013年3期/《小小说选刊》2013年第13期转载）则聚焦于职场升迁中的博弈和厮杀，尺水兴波，颇耐咀嚼。小说中的若丽和婉芝是公司里的死党，两人关系亲近，情如姐妹。但公司老总需要从她们两人中选一个新副总，于是勾心斗角就开始了。若丽的老公先是问婉芝为什么送若丽一个LV包，婉芝其实没有送，想到若丽有可能出事了，就假意应承下来。后来，若丽的老公又当着婉芝和她老公的面问及这事，还让婉芝的老公大为不满。更可怕的是，若丽的老公又说，原来是婉芝的老公送给若丽的，这样自然引得婉芝大为不满，便和老公分居。这一切使得婉芝对工作失去热情，给公司留下不好印象。结果，若丽当上了副总，婉芝才知道，这都是若丽和她的老公有意设计的一个圈套。所谓的姐妹情深，到底没有抵挡得住功利的考量，像若丽和她的老公那样有意设计陷害自己的“死党”的，实在把人性中的丑陋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至于宋小词的中篇小说《开屏》（原载2013年4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9期转载，入选2013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小说月报》2014年（增刊）中篇小说专号）更是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叙述了一位年轻女性在都市生活中的坎坷遭遇，从而展示了当今社会的溃败风景，现实警示意味颇为浓郁。小说主人公名叫秦玉朵，出身于偏僻农村，长得挺美，上大学时出于找工作、扎根城市等实际考虑，找了个家庭条件很好的男朋友南翔。南翔的父亲是副区长，有权有势；母亲是京剧院唱青衣的，国家一级演员，虽然他们都很鄙视秦玉朵的农村出身，反对儿子和她谈恋爱，无奈儿子执意不听。婚后不久，公公病逝，丈夫南翔调入到区政府机关任公务员，秦玉朵在区环保局上班，但没有财政编制。虽然生了女儿佳佳，秦玉朵感到在婆家还是受到各种歧视和制约，但也认识到自己根基不稳，只得忍气吞声。一次秦玉朵的妈妈摔伤，秦玉朵不得不把她从农村接到城里家中疗养，结果婆婆借故远赴深圳，丈夫对她们也没有好脸色。环保局新任局长郑勇丧偶多年，对秦玉朵很感兴趣，秦玉朵也想借他的力量获得财政编制，因此两人就发展成情人关系。谁知郑勇还希望秦玉朵离婚和他结婚，就把他们的事情告知了南翔，结果使得本来和秦玉朵的情感就日渐淡薄的南翔痛打了她一顿，让她在妈妈面前颜面尽失。愤怒之下，秦玉朵用匕首捅伤了郑勇，再也不在乎婚姻、财政编制了，决定离婚和辞职。

像秦玉朵这样的遭遇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确是非常普遍、非常典型的。对秦玉朵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就是该小说所展示的已经成为每个人生存的基本处境的社会不公平、不正义。南翔的父亲南伯达仅是个副区长，工资应该高不到哪里去，而他的母亲也只是个京剧院的演员，工资必定也不高，但看看他们的家产就非常惊人。他们家光房子就有五套，自己家住的是一百八十平米，装修就花了七十万元的豪宅，而且还有两台车，更不要说他们随手送的东西都是成千上万元的奢侈品。如此多的财产除了利用权力大搞贪污腐败，不可能有其他来路。南伯达为了在社保基金挪用案中替年轻有为的区长顶罪，就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似讲义气，值得钦佩，但也恰恰显示了权力场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包庇成风。这还不够，就因为南伯达是副区长，所以他的儿子就可以当上区政府的公务员，儿媳秦玉朵也可以到环保局上班。因此，整部小说的情节就是奠定在这种权力高于一切，可以掠取一切的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基础上的。

在小说所展示的特权体制支配下的整个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只看重权力和金钱，高度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每个人都因为内在的空虚而只想着维护外在的面子、虚荣，每个人都只知道如何利用既有的一切满足自己永无餍足的欲望。这是一个内在心灵被放逐的时代，是一个精神瘫痪的社会，喧嚣、浮躁、庸俗、空虚、无聊。无论是特权拥有者，还是特权受害者，都看不清整个社会乃每个人人生的真正被扭曲的根源就缺乏监督的特权体制。当然，这些人也是在长期的特权体制中被熏陶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精神独立性、精神超越性早已被特权体制及其安排的教育给彻底摧毁了。例如对于秦玉朵、南翔这样的大学生而言，他们的人生中也许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过他们要发展每个人的精神独立性，要有人格尊严，真正重要的是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而不是对物质享受、权力垂涎三尺。他们只知道按照唯物论教育无师自通地去追求权力和物质享受。因此，真正可怕的倒不是特权体制一时的横行霸道、遮天蔽日，而是特权体制总是不断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培养出像南翔、秦玉朵这样绵绵不绝的后继者。不过，小说最后写到秦玉朵在深夜中写下了离婚申请和辞职申请。如果说小说题目《开屏》到底有何深意的话，我认为，秦玉朵最后不再斤斤计较于工作编制、家庭体面、物质虚荣，而毅然告别没有情感的婚姻，告别没有创造性的，只能在上司面前蝇营狗苟的办公室工作。意识到自己过往生活的羞耻、空虚，因此奋起拯救最后一点残存的生命尊严，才是真正的开屏，是良知的觉醒，是生命的振作，是真实的恢复。

除了对底层人民的悲苦命运的关注，对欲望化众生的飘忽人性的描摹之外，有意去捕捉日常生活中的人性闪光，以之见证文学温暖人心的力量，也是2013年《小说林》中的许多代表作家又一努力方向。

张迎春的小小说《滑坡》（原载2013年1期/《小小说选刊》2013年第4期转载）就是捕捉日常生活中的人性闪光的典型。众所周知，小小说的努力总是令人尊敬。如此短小的篇幅里，必须容纳真正丰富的东西，就像要纳须弥于芥子里一样，作者非得具有倒转乾坤、涵纳沧海的超卓气象不可。一篇好的小小说往往只能截取生活中最有爆发力的、积蓄着最丰富的生命信息的片段，以之由小见大，管中窥豹，给人带来壶中别有洞天的畅快淋漓的审美乐感。而且许多小小说往往倾向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人性闪光，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酿造出温暖的文学景象。

张迎春的小小说《滑坡》选材就颇具匠心。该小说聚焦于农村里的继父和继子之间的情感沟通问题。强子的亲生父亲在一次山洪中被滚滚洪流挟持着葬身江中，老姜到这个家里成了继父，夫妻父子相处得都很好，但强子从来都没有叫过他一声爸爸，这让他还是感到遗憾。又一次山洪爆发时，老姜情急之中对强子大喊“儿子快回来”，而强子在看到老姜被洪流吞没时也大喊“爸爸”。虽然最后全家都安然无恙，但这一声“爸爸”让老姜心里豁然开朗。要写继父继子之间的情感沟通，无疑是一个老问题、老故事。要写出新意，只能以选材的角度出奇制胜。该小小说就从继子对继父的称呼入手，别出心裁地设置一个特定情境。在被山洪即将冲走的危险时刻，强子不由自主地对老姜直呼“爸爸”，正是把平时有意压抑着或者出于种种实际的考虑而不能自由表达的情感，借这一喊声统统表达出来了。在生死存亡危险的映照下，这声呼喊就显得尤其珍贵，尤其具有爆发力、震撼力。就老姜而言，强子情急中的称呼改变，终于打通他的心结，让他再也不会滋生膝下无子的感叹。该小小说最后还写到一家三口劫后余生，老姜对强子父亲当初设计的桃园表达出赞美和感恩之情，三人都灿烂地笑了起来，这也写出了在大自然偶然显露的暴虐力量面前人性的闪光和力量。

于德北的小小说《桔子树》（原载2013年4期/《小说选刊》2013年第9期转载）则聚焦于母爱主题。“我”回家去看望母亲，想画一幅画，母亲便让“我”画家中种的桔子树。“我”便依言画了一株硕果累累的桔树，画得极为热闹，大家都说好，母亲看了更高兴。“我”恍然想起，当初买桔树时曾说“桔树是我的命，要它常绿常青”，而母亲之所以要“我”画桔树，正是对“我”的关爱和祝福。看来，生活中随处都有人性的闪光，关键在于，平常人熟视无睹，作家则能抉幽发微，加以艺术的提纯。

至于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短篇小说《前三门四号楼》（原载2013年4期/《小说选刊》2013年第8期转载）则选取了一个生活中很细小的事件来透视现代人的人际关系，讲述的老人居住在北京中心区八十年代建造的居民楼里，楼里很多人都是租房子的陌生人。因为爱整洁，他在自家门前放了废纸篓，但有一段时间，居然有人把自己的垃圾投放在他的废纸篓里。于是他决定守在门镜后，看看到底是谁丢垃圾，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人。老人当着他的面斥责他乱丢垃圾，年轻人自然有点儿羞愧。后来，又出现了一件怪事，连续几天他的废纸篓里的垃圾都被什么人带走了。最后他还是在门镜后面偷看，才知道是个新近搬来的巴西小伙子主动帮助他扔垃圾。老人非常高兴，出来主动和他握手。作者通过一袋垃圾的遭遇把握着时代人心的潮汐，呼唤着人与人之间的自尊尊人和温暖关爱。

通观《小说林》2013年的这些代表作，我们自然有一种收获的欣慰，但欣慰之余，反思也必不可少。如前所述，这些小说体现了作者对当前社会现实的感应较为敏锐，但另一方面，往往又存在着难以遮掩的欠缺。比如，大部分作者缺乏较为阔大的社会视野，对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疑难的关注往往是浅尝辄止；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大部分作者能够写出底层的苦难、人性的闪光，但往往缺乏深入的精神探索的意识和能力。何为精神探索？说到底就是要作者不断和小说人物一道去追问历史的真相，追问人性的幽微，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追求超越的可能。如果说世俗化的中国人只能小富即安，只能思考现实功利的问题，那么作家的高贵就表现于超越这种世俗化的时代潮流和民族精神，在所谓的繁荣中发现危机，在所谓的富丽堂皇中发现虚无，在人性的裂缝中发现永恒的幼苗。这是我们对2014年《小说林》的希望，也是对中国文学的希望。

作者简介：汪树东，1974年出生，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有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超越的追寻：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