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婉/辑

荫林莽认为就中国当下诗坛的整体而言，它如同一片自由生长的荒原，充满了生机，但缺少了应有的秩序与方向。中国新诗还需要更有目的性的梳理和总结，中国的新诗教育还有待更根本的变革与调整。

而对于每一位诗人而言，面对诗歌艺术，是否有一颗虔诚的心，是否真挚地面对生活和诗歌进行创作，是否抛弃了那些虚妄的急功近利的世俗性，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诗坛是中国现实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的各种形态同样反映在诗坛上，诗坛同样充满了各种矛盾，同样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积垢与问题。这些和艺术本质相悖的因素，同样影响着中国新诗的繁荣与发展。一个诗人心灵的自律和对艺术的诚心以求，决定着他的艺术成就。

（《我对当前诗歌的一些看法》，《诗刊》2013年9月上半月刊）

荫霍俊明认为阳子的诗歌祛除了当年中国女性写作“雅罗米尔”式的精神疾病的气息。她在日常世俗和精神想象互相呈现和打开的空间中不断舒展出内心渊薮的潮汐和冷暖，在语型和书写方向上也大体舒缓松弛。或者可以说阳子近年来的诗歌声音和语调不再像以往那样尖利，而是更多的时候在静水流深中让我们领略了女性的特殊之处以及那些隐现的神秘光芒和精神阵痛的闪电。在阳子这里，再次印证了我对女性写作的观感——女性诗歌几乎不存在静态式的写作方式，即女性的精神状态一直处于类似于茫茫大海上一只动荡的小船对遥不可及的海岸的寻找之中。阳子显然是当下女性写作中具有方向感的少数者，而当下的女性写作之间的面目越来越模糊而难以辨识。在此语境下阳子的明显带有方向性和精神提升与探询式的话语方式就显得不无重要性。这样的具有方向性的诗歌显然在那些仍然在老调常弹的女性、女权、黑夜和自白之外提供了崭新的精神质素和诗歌经验。

（《读诗》，《诗歌月刊》2013年9月号）

●诗人范剑鸣认为向万物致敬，是他一直以来的诗歌态度；或者说，是诗歌教给他的世界观。现代社会的人类活动过于张扬自身的能力，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以精英为中心的社会观，互相呼应着破坏自然和和谐。为此，诗歌为人类的解脱准备了一条可能的通途。这不是“齐万物、一死生”的超脱，而是对万物保持等观和博爱的姿态。

诗歌是对个性经验精华部分的提取。诗人的经验世界里，人类的悲欢与万物同在。他经历的空间如此窄小，但生养他的乡土已提供足够丰富的情节，可以抵达心灵的圆满。向万物致敬，向众生致敬，衍生的观念是：一切死亡都值得尊敬，一切群体都应该关注。为此，他赞同忧世伤时的“新乐府”。但无论是破败的乡村，田园的牧歌，还是更庞大的生死场，只有提取最具审美意义的个性经验，才能完成诗性的塑造。

（《向万物致敬》，《诗潮》2013年9月号）

荫耿韵认为诗人沈苇，一个他乡的本土主义者，虽然远离了对异域风情的迷恋，但他并没有远离富含心灵净化力量的事物、没有远离对人性的潜能和宽阔的精神世界所怀有的激情，也不会远离它时常出现的躁动。人们不能将其简化为地域诗或边疆诗，应该注意到沈苇诗歌语言透视的秘密：“荒凉”的地域里的社会学深度与历史轮廓，族群与地域之间张力关系的描绘，它们赋予地域及景物以某种意义的政治视野。他揭示出荒凉在个人的与族群的生活方式上深厚的美学投影，揭示出地理学的“荒凉”（或相反，地理学的极其华美）投映在政治、经济领域遗忘的阴影。在这一远景中，沈苇诗歌话语变成了沟通或连接线，这是一束时隐时现的从窗外照进的光线，它照耀着，就像画上的一道微光，赋予画卷一种震颤，一种无法确定的力量。

（《荒凉与遗忘的证人》，《名作欣赏》2013年9月上旬刊）

荫董迎春认为“第三代诗”提出的拒绝隐喻、冷抒情、诗到语言为止等诗学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现象学等理论的影响，它们不断清除与还原“朦胧诗”的美学规范与诗歌精神，以“还原”作为抢夺“话语权”的一种书写策略。“第三代诗”，被大众迅速接受并被当代诗歌史描述得最明显的话语特征则是“转喻”。“第三代诗”中“口语写作”一脉提出“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等主张，解构了“朦胧诗”的精英主义、宏大叙事、崇高的英雄主义等抒情话语，他们主张用日常语言代替文学语言，把诗歌还原到日常生活，建立以“冷抒情”、“语感”等为文本策略的“转喻”写作，最主要的是由以往的“书面语”转向了对“口语”的重视。而在从“朦胧诗”向“口语写作”的转换中，也体现出某种“连接关系”与“还原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修正了“朦胧诗”隐喻写作中意象冗长、暴力抒情等失效的诗歌话语。

（《不合时宜的“还原”——论20世纪80年代诗歌话语的“转喻”特征》，《南方文坛》2013年第5期）

荫马海轶认为诗是个人的，个人是孤单的。想要写出某种东西而不能的时候，没人能够帮助，只有自我挣扎。每句诗都是从黑暗的海里打捞出来的。每次都是自我的手术，要从体内找出那根骨刺，它是慢性病症或者剧烈疼痛的根源，诗写成之后，要让人看，让人懂得，让人明白他们的身体里也有同样的刺，由此证明人也是物以类聚。所以诗应该是能够自明的，古今中外的名篇都是如此。诗不能靠阐释，写了一首诗，读的人不懂，作者抑或是评论家来解释，解释还未完毕，瞌睡已经悄然来临，厌倦无法产生诗意。一些诗人过于艰涩，别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只有说得很深沉。但他不甘心一个人深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于是出版了给大家看，请专家来解释。大家或许略微明白，但又有新的疑问：诗与古文有什么区别？这样，疼痛没有转移，还在写作者那里。时间久了，必要疯狂。

（《诗歌手记》， 《青海湖》2013年第33期）

●诗人谷川俊太郎在接受田原采访时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对家人和朋友说的语言和作为诗歌写出的语言的根源是相同的，但在表现上不得不把它们区分开来。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尽可能表现出真实，诗的语言基本上是虚构的。一首诗里的第一人称，不一定指的就是作者本人。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作者完全没有把自己投射到作品当中。作者的人性隐藏在诗歌的“文体”之中。“文体”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词，它不仅包含着语言的意义，形象、音调、色彩、作者对语言的态度等所有的要素都融为一体。在现实生活里，人与人的交流不只是特定的伙伴之间的语言，他们的动作、表情等非语言的东西也是非常具体地进行着的。至于化为文字、化为声音的诗，是一个作者与不特定的、复数的读者或听众之间更为抽象的交流。可是，作者本身的现实人际关系也投影到他下意识的领域。虽然“活着与语言的关系”在诗歌里极为复杂，可是，作者无法完全意识到它的复杂性。因为让诗歌诞生的不只是理性。我想，可以这么说，以不完整的语言把无法完全被语言化的生之全部指示出来的就是诗歌。

（《写诗是我的天职》，《上海文学》2013年第9期）

荫梅申友认为安娜·卡明斯卡是一个偏爱清净和独处的诗人，生前拒不加入任何诗歌团体，也不追随任何时髦的写作时尚。当诗人们热衷于讨论新的诗歌写法时，她却沉浸在对古典作品的阅读当中，并语出惊人：“我不懂什么叫创新。”当有人扬言，“奥斯维辛之后，写抒情诗是可耻的”，她却在研读美妙动人的《雅歌》，认为其自由而又准确的语言，永远不失为好诗的典范。在她看来，人心不死，诗歌就不会死亡。她给诗歌下过一个简单的定义：“勤勉的惊诧”。而她写作的动机，是“为了解惑，而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她的诗歌的特色是语言澄澈、手法简明。现代派诗人提倡的知性和用典，在她的作品里也很少见到。她反对晦涩芜杂，主张“直接、温柔地言说，给事物和概念命名”，要让诗写得“像玻璃窗一样透明/一只迷途的蜜蜂迎头撞上”。

（《随信仰而来的智慧》，《世界文学》2013年第4期）

荫许多余认为在诗与生活愈加遥远的年代，我们更多的时候所听到的，只有赞歌与哀歌。底层被碾压的惨剧时刻上演，情感变得麻木，几乎令人无悲悯之力——与此同时，无耻而虚空的赞歌却大行其道，屡唱不爽，经久不衰。一个民族的心灵从未有过如此苍白。我们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生活就是真实的生活，它们如此荒诞，如同虚构。可它们就是我们的生活！诗人不能适应，又无法拒绝。正如玻璃上反射的天气，从钵里溢出黑色的嗡响，它们呆板而宿命。

（《诗，模拟宗教般的生活》，《特区文学》2013年第4期）

荫宇向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写作和生命、身体、心灵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写现实，写作的人懂得现实不是我们说的那个艺术世界里的“真”。我们忠实的应该是在生存困境中的内心丰富的感受，是什么感受就写什么。她认为“真”是写作的要义，而由“要义”才能达到“奥义”，同时由最基本的生存感受达到那个最终的追问，这同时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张力”，而同时由于源于个体的真实感受，就有了“原创”、“独创”的意义。

（《宇向访谈：我几乎看见》，《诗选刊》2013年第8期）

荫李犁认为上帝用圣灵柔化人和心灵，诗人通过写诗走向圣灵和神明，圣灵就是一种光芒，就是诗歌要抵达的境地，它让诗歌弃绝凡尘，让心灵宁静，让人生清澈。神明不等于诗歌的神性，鸣久追求的神明是个人修为，是个人品行要达到的境界，是心灵的方向和根。它让我们仰望也让我们甘愿接受炼狱，整个过程就是佛家的修行之路。这是一条通往人的内心最深远的路，诗歌就是探测人的心灵同时又是引导着心灵走出迷惘走向圣灵的道路。在这个道路的尽头是一种自由的充满的超然的明亮和透彻，是完全卸去沉重的肉身和欲望后的轻松安详平衡和美。这就是诗歌柔化心灵的方式，其结果就是让身心和诗歌一样真而纯。

（《王鸣久：写诗就是修行和坐禅》，《海燕》2013年第9期）

荫陈卫认为很长时间以来，因为国家处在不安定当中，诗歌一直帮衬着主流意识形态，起到准宗教的作用，诗歌因此与严肃的生活态度相关，寄托了对终极理想的思考与追求，或者仅限于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诗歌的主趣特色基本荡然无存。而顾北的诗则除了远离崇高的美学，也远离沉重或高蹈的抒情。文字在他笔下，更像是用来玩的。顾北在作品中呈现玩的态度，既不高调，也不低俗，有时口语调侃，有时又来一下抒情；他关注奥巴马，也写一写佛祖，想一想“随手拎起来就走的哲学”，也偶尔表示一下缠绵。在顾北的诗里，与生俱来的情感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变形、夸张或掩饰，所以读他的诗会让人生出在哈哈镜前才有的怪诞感，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趣味性。

（《在平淡的生活中发掘快意》，《福建文学》2013年第9期）

荫叶橹认为一个真正尊重古典诗歌传统的人，不会因为曾经拥有的辉煌而固步自封。古代诗人们的辉煌成就，不应当成为一种精神包袱，更不能永远匍匐在这种遗产面前不思进取。洛夫对这些唐诗的“解构”，固然是处于对这些经典诗篇的热爱和尊重，但他也并不认为这就是永远不可超越的“珠穆朗玛峰”。作为后人，超越前人不仅是一种理想和追求，更是应当付诸实践的创新和创造。我们从洛夫在对经典诗篇的进入之后所另辟蹊径的创造中，不难看出他在意象的呈现和铺排上，显然是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法的。而在对诸如意境、禅境等的理解和艺术把握上，显然融入了更多的现代意识。而这，正是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应该和必须具备的清醒意识。如果我们只是沉溺于对古典诗歌成就的崇拜和迷恋之中，不思进取，并进而沉醉其中，那就不仅是有负于那些先辈的祈望，更证明了自己作为不肖子孙的侏儒行径。真正有出息的现代诗人，必定是那些另辟蹊径而充分发挥出独创精神的探求者。

（《回眸中的审视与超越——从〈唐诗解构〉说起》，《扬子江》2013年第5期）

荫张清华认为某种程度上，一个诗人的意义，正是取决于其语言的符号价值。而这是一个相互发现和选择的过程，诗人发现了某种最具时代性的符号，而时代则将会选择这个诗人作为精神的代言象征。郑小琼的语言充满了这种可能。从这部诗集中我感受到，她晚近的写作正在使这种“符号的力量”得到强化，因为在她的修辞中，几年前频繁出现的“铁”，已被扩展到了更为宽阔的时代的街头巷尾与垃圾场上，她的界面正日益宽阔，这些词语以特有的冰凉而坚硬、含混又暧昧的隐喻力、辐射力和穿透力，串连起了我们时代的一切敏感信息。

（《语词的黑暗，抑或时代的铁——关于郑小琼的诗集〈纯粹植物〉》，《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