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润琦

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12年5月出版的《中国话本书目》是舒群先生生前的一部力作。这本书是先生于1970-1975年期间完成的。而这一时期，恰恰是先生再次蒙受不白之冤的苦难后期。在长达二十年的困厄之中，能够抗住来自逆境的巨大精神压力，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在人生的低谷期仍然能够锲而不舍地专注学术，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编写话本书目或许是先生对苦难生活的一种解脱。编写话本书目是达到独善其身境界的最佳选择。在人生品格再铸造的一个历程中，精深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滋润着先生的丰厚学养，也锻造先生的坚强意志和高尚品格。

现代学术史上中国话本小说书目有多种，以胡士蓥的《话本小说概论》最为人瞩目。此书对我国古代宋元以来的话本进行整理研究，提出自己关于“话本”的一些见解。

在第六章·话本的名称中讲：“话本，在严格的，科学的意义上说来，应该是、并且仅仅是说话艺术的底本。”

又讲：“第一，话本是说话艺术的底本。说话本身不是话本，就像戏剧不就是剧本一样。——第二，说话原来只是说话人的底本，并非供一般人阅读的。——但是，自唐宋以来，由于说话盛行，‘话本’之名也为社会所习用，有些与‘话本’相近的概念便与之混同、通用——所以历来名称比较混乱，需要加以分析，给以比较明确的解释。”

胡先生这里已经指出“话本”概念的混乱，但没有明确说明造成这种混乱的缘由。

翻阅手边沈志钧编著的《中国古代小说简史》。在书的第四章第三节《中国小说语体的崭新气象》中讲：“政府的压力，迫使艺人们不得不另谋生路，从而使‘说话’业发生了两种变化：其中一种变化就是使‘说话’由勾栏进入书坊，艺人们大量刊刻‘说话’底本以谋利。这样，‘说话’便由口头表演伎艺转化为案头的文学形式，话本小说便大量产生了。”

沈氏对这段论述有如下的注释：“称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提出的，研究者多有不同意见。参见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卷中《读明代传奇文七种》及日本·增田涉《论‘话本’一词的定义》。”

由此可见，沈氏这里提出一些学人已对鲁迅的“话本论述”提出异议，但对于“话本”的正确含义及概念并没有讲清楚。

而持异见者中就有我的师友福建师大的欧阳健教授。他在送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批判》扉页上写有一段话：“鲁迅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他的《小说史略》无疑是值得尊重的；但这种尊敬与尊重，不等于对他所说的一切都顶礼膜拜。《小说史略》的局限性来源于时代与他的本人。正视这种局限性，批判这种局限性，是为了小说研究学术事业的开拓与前进。于润琦兄——并嘱我写上几句，不知妥否？”

欧阳健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批判》一书中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错讹给予系统的辨正。对权威的学术成果不可盲从，不能认为学术权威的定论不可撼动。一些权威著述由于史料的匮乏，难免出现错误。对他们的学术成果，给予有理的辨析，才是科学的态度。

下面具体看看欧阳健对“话本”的辨析。在第三章·体例篇·二《再看“话本”、“拟话本”这一组名目》一节中讲：“‘话本’一词约出现在唐宋之时，自经鲁迅之标举，遂成小说史的基本术语；后学者使用频率虽高，歧义却最为严重。”

“在讨论话本时，还有几点因素是应予考虑的：勾栏瓦肆中演说的‘说话’，有一部分得到了及时记录，变成了书面的‘话本’；另一部分却未得记录，因而永久的失传了。得到记录的话本，有一部分可能得到刊行的机会；另一部分却未得刊行，因而永久的失传了。得到刊行的话本，有一部分幸运的保存下来；而另一部分却失传了，遂成了千古绝响。所以，凭借仅存的少量文献和样品就下结论，往往是危险的。对于‘话本’来说，不拘泥字面的解释，用约定俗成的方式，承认是说话人的底本、记录本、整理加工本，将所有现存的平话、诗话、讲史、说经、甚至仿效的作品，都认作话本，不再进行无谓的争论，是最明智的选择。”

“‘拟话本’这一术语，则为鲁迅所杜撰。《史略》第十三篇标‘宋元之拟话本’，以为‘说话既盛行，则当时若干著作，自亦蒙话本之影响。’首论《青琐高议》及《青琐摭遗》，——又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以其‘皆首尾与诗相始终，中间以诗词为点缀，词句多俚，故与话本又不同，近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因称之曰‘拟话本’。但《青琐高议》是文言小说，与话本无关；《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是说经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是讲史话本，鲁迅称之为‘拟话本’，纯属误会。再说，连话本是不是‘说话人的底本’都没有论证明白，‘拟话本’一词的根基也就动摇了。”

由以上的辨析，可见鲁迅关于“话本”、“拟话本”概念及论述的失当。欧阳健是当代学者，而舒群老则算是前辈作家。他们不约而同的指出了鲁迅关于“话本”论述的错讹。他们不畏权威，敢于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这种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值得肯定。

舒群先生的话本研究早欧阳健30年，他从自己的研究实践对“话本”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在《中国话本书目·后记》中清晰明确地讲出“底本”与“话本”的关系。

“底本是说话人备忘、授徒的笔记手册，是话本的母本。”

“话本是说话人依底本敷衍的口头创作、加工记录，是底本的子本。”

之后，先生辨析了王古鲁、鲁迅、孙楷第、许政扬等人关于“底本”、“话本”的含混概念。以上等人都未能搞明白何为底本？何为话本？造成多年关于“话本”概念的缺失与相关研究的混乱。

之后又谈及“话本与拟话本”的关系。这二者的因袭关系明显，似较“底本”与“话本”的较易辨析。但要具体判断某一拟话本的祖本——话本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而舒群先生为此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这里仅举一例：

关于《钟馗辟鬼》。“鲁文”（《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官场现形记》同。而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搜罗当时传说而外，亦贩旧作（《钟馗捉鬼传》），以为新闻。

“郑文”（《世界文库》）以钟馗斩鬼事为题材者，今知共有不同的三本：日本内阁文库本，藏有明刊本一种，我曾见影片数片，与今传的《斩鬼》、《平鬼》二传，内容完全不同，惜未得传录。（按：日藏明刊本：《钟馗全传》四卷）。

《何典》太平客人叙：吾闻诸：天有鬼屋，地有鬼国；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卢充有鬼妻，生鬼子。《吕览》载黎邱奇鬼；《汉书》记斄亭冤鬼；而尺郭之朝吞恶鬼三千，夜吞八百，以鬼为饭，则较钟进士之啖鬼尤甚。——《太平广记》（卷二一四）：昔吴道子所画一钟馗，衣蓝衫，墎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鬓。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剜鬼眼睛。笔迹遒劲，实有唐之神妙。

《德隅斋画品》：蜀石恪所作《鬼百戏图》，钟馗夫妇对案置酒，供张果肴，及执事左右，皆述其情态，前有大小鬼数十合，合乐呈伎俩，曲尽其妙。

《拊掌录》：见内门上画钟馗击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

钟嗣成《自叙丑斋》：向晚乘闲后门立，猛可地笑起，似个甚的？恰便是现世钟馗，虎不杀鬼。

《事物纪原》卷八：沈括《笔记》曰：岁首画钟馗于门，不知起自何时；皇祐中，金陵发一冢，有石志云，乃宋宗壳母郑夫人，云有妹馗，钟馗之设亦远。

《古今小说》（卷二十七）、《警世通言》（卷三十二）、《金瓶梅》（第十五回）、《西湖二集》（卷十二）、《醒世恒言》（卷三十五）、钟馗（《武林旧事》）、《钟馗捉鬼》（《西湖游览志余》）、《钟馗嫁妹》（《子弟书总目》、京戏目）。

鬼类小说：《何典》、《常言道》、《聊斋志异》及《续齐谐记》等。

为此一条书目，前后共涉及22种典籍。长达40万字的《中国话本书目》就是这样，一字一字斟酌，一篇一篇考证完成的。由此可见先生用心良苦，非一般学人所能及。

先生的《中国话本书目》完成初稿是1975年，其文字内容已对鲁迅的“话本”概念给予匡正，早欧阳健的《中国小说史略批判》30年。欧阳健的书稿完成于2005年。《中国话本书目》是我国话本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绝不可忘记他对古典文学——“话本”研究的巨大贡献。

我想起太史公《报任安书》中的那段名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里大言一句：书堂困厄，才演“话本书目”。不知何时这些正确的学术成果能够进入大学的讲堂？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